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的巨大變革，這種變革對教育、對文學提出的要求，國外文學理論教材的翻譯介紹以及人們日漸增多的對國外大學教學理念與方式的了解，使我們深切感受到文藝教學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二十多年來，文藝學專業(yè)已經涌現(xiàn)出了許多的教學成果，出版了許多有特色的文藝學教材，但仍然遠遠不能滿足客觀形勢的需要。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是：淺析當代西方文論研究的意義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淺析當代西方文論研究的意義全文如下：

　　進行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不僅要分析其與19世紀文學理論思潮的內在承繼關系以及其與西方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知識社會學、政治學等的關系,以獲得一個比較寬廣的學術視野和工作平臺;而且要進行20世紀時代精神的基本分類,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現(xiàn)代性”西方文學理論精神,進而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整個西學精神的轉型,分析其“后現(xiàn)代性”產生播撒的內在原因、基本形態(tài)、價值轉向等問題。同時,還需審理世紀末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西方文學中的“后殖民性”———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問題,并對這一多元文學批評的正負面效應加以闡釋。

　　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具有鮮明的時代轉型特征,表征出現(xiàn)代性藝術精神向后現(xiàn)代性審美文化價值偏移的重要趨勢。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眾多,人物思想蕪雜,問題面廣,更具有多語種特征,使研究具有相當?shù)碾y度。同樣,面對19世紀末的“近代”文論批評,20世紀上半葉的“現(xiàn)代”文論批評、中后期的“后現(xiàn)代”文論批評、世紀末的“后殖民”文論批評,問題出現(xiàn)的周期短,轉型快,牽涉面大,特別是在人文科學流派和科學分析流派形成的對峙中,當代文論研究問題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諸如:如何將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對當代語言學、社會學、美學成果加以吸收;如何從對西方的譯介和模仿中走出來,以國內文論研究專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紀西方文論批評中最重要的理論批評,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加以驗證,分析其優(yōu)劣,發(fā)現(xiàn)其內在的文論精神,為創(chuàng)立中國當代或新世紀文論流派打下基礎;如何從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的語境來審理所面對的現(xiàn)代西方文論,同時,通過對現(xiàn)代西方文論的發(fā)生發(fā)展的研究來更新我們自己的文藝理論批評建設和話語言說的方式,進行價值重建,等等,這些問題均值得我們去認真審理。

　　20世紀是文化解構與重建的時代。面對神性的坍塌,人類必得重新認識自己,而且任何一個民族和個人均不能逃避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歷史節(jié)點。20世紀的文藝不斷更新變幻、愈演愈烈;20世紀的文論不斷推演創(chuàng)新、流派迭出。那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狀況?這種不斷創(chuàng)新求變的背后有何深刻意義?它標明了人類怎樣一種處境?它指涉出詩學的反思擔當了何種使命?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不斷花樣翻新、不斷發(fā)生話語轉型這一事實,值得我們往深處思考。事實上,從中國立場審理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具有重要的話語轉型和重建意義:

　　其一,研究當代西方文論是在文化互動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對話。這意味著,不應僅從知識論和認識論著手,因為這一研究不是對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論評頭論足;相反,從生態(tài)美學上看,這種西方文論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論和文化的一場本體論意義上的對話,正是在這種對話中,中西文論的真實意義在當前時間中呈現(xiàn)出來。對當代西方詩學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從現(xiàn)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學困境和詩學精神的張揚;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們看到自己文論和美學還因襲著傳統(tǒng)的重負,還未能達到真正的反思。這種文藝理論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過比較來貶揚某一文論。這種詩學對話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層探問人類審美文化的共同價值取向。因而,對西方文論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啟示、相互生發(fā)為共同基礎。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狀態(tài),只有將探索人類審美文化的真實意義作為共同的尺度,我們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個新的基點上,達到對西方詩學的深刻洞悉。

　　其二,對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靜止的觀點,而應采用具體的、發(fā)展的觀點去分析和研究。我們不應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藝理論,而應在與西方文論參照對比中,整理、分析、總結自己的當代文藝理論,進而建設自己的當代文藝理論體系。當我們真正把握了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的真實意義,真正領悟了當代文論下潛藏的存在本體論的意義之時,我們的知識型將有全新的結構。在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的深層,涉及一個更為深邃而且相當重要的問題,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問題。因為,詩學研究不僅涉及詩意的思維方式(諸如改變

　　思維模式,引進新方法論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義和價值存在的重新確立,是人生審美化(即生命的審美生成)問題。因此,建立當代中國的文藝理論體系,必須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詩學的主要趨勢與價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詩學的“文化靈魂”,同時也認清了我國文藝理論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長補短、揚優(yōu)棄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確”意向中,中國文論界在對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義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關系時,往往強調第三世界對第一世界的“文化拿來”,而沒有清醒地意識到新世紀中國“文化對話”的重要性。這事實上提出了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文化和文論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問題。在我看來,“全球化”不是一個全球同質化、單一化的過程,而是一個逐漸地尊重差異性的過程———科技一體化、制度并軌化、思想對話化、信仰差異化。亨廷頓提出“文明的沖突”,人們已經耳熟能詳。近年來正走紅的西方思想家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沖突不是發(fā)生在不同文明之間,而是發(fā)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這種觀點備受重視。那么,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同一種文明內部是什么原因使它發(fā)生重大的斷裂和沖突,而且,在全球化中為什么要將尊重差異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實上,全球化時代是尊重差異性的時代,這一多元化的過程相當漫長。

　　盡管差異性面臨的處境很艱難,但是必須尊重它。我不認為到全球化時代全世界所有的語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語;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識、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質化了,多元的歷史終結了。相反,全球化是一個學會尊重差異性的多元化過程,是東西方共同組成人類性的過程,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習慣自己成為多元中的一元的過程。在后殖民語境中,中國學者的批評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學者應從自己的喉嚨發(fā)聲,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話語中心,使得話語成為可以“分享”的、理論成為可“旅行”的、價值標準成為可以“互補”的。處于邊緣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文化理論介入和對中心主義的警惕,對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國主義霸權話語,使其得以考慮用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差異所制約的觀念處理全球問題,審理以西方現(xiàn)代性作為全球發(fā)展惟一標準或道路的知識譫妄,有著不可或缺的糾偏功能。

　　全球化時代為中國從“西學東漸”走向“東學西漸”提供了基礎。一種東西方知識分子平等對話在多元寬松的文化語境中將成為可能。因此,全球化時代對知識分子不僅意味著要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傳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徑。新思想、新觀念的含量和傳播的廣度決定學者在“學術文化鏈”上的位置。那些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生產了一個時代,而其他人卻僅僅在消費他們的思想,甚至淺化消泯他們的思想成果。當新時代需要新的闡釋時,全球學術話語“文化鏈”一端的波動,會使得處于另一端的我們措手不及。我們的思想命脈與西方“他者”緊密相關,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現(xiàn)實,也是一個亟須改變和超越的全球化時代知識分子命運的現(xiàn)實。

　　其四,文化轉型中的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價值判斷問題。這方面文論界認識的差異很大:有從時間矢量角度分為線性發(fā)展的過程,也有從超越層面認為新的就是好的,還有站在前現(xiàn)代立場反對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的,也有對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進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說,走向現(xiàn)代化的中國同時存在著傳統(tǒng)性、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性文化斷片和經驗雜糅。于是,一方面有著全球化意識中的后現(xiàn)代文化視野與跨文化經驗,另一方面又有著在后殖民氛圍中的文化身份認同與歷史闡釋焦慮,同時還存在著全球化文化霸權中的歷史記憶和民族寓言問題。這種問題的重疊化、語境的雜糅化、場域的錯綜化,使得“后學”從文化批評進入政治批評領域,并在解構與建構、時尚與守成、虛無與信仰、悲觀與樂觀中重新書寫自我文化身份,當代性的“文本政治”問題因之得以敞開。這些問題值得從兩個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現(xiàn)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主要強調西方后學進入中國后,中國學者在文化沖突中的具體理論反應,一種多元并存的納受、抵抗、整合、消融的過程;二是“中國后現(xiàn)代后殖民”屬于一種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后學新思維,逐漸進入中國學者的學術神經,并成為一種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為一種新的思想平臺或流派。這兩個問題有著內在不可分離的聯(lián)系,又可以看成一個問題的兩面,彼此相依,互為因果。后學問題上的“西學東漸”,表明當代中國在哲學思想和文化觀念上同世界保持了靈動的聯(lián)系,并使西方的學院派問題進入中國后,不再是純理論問題,而成為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問題。對中國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現(xiàn)代的問題,而是在現(xiàn)代性全面展開中擇優(yōu)而行。因此,對政治層面、經濟層面、信息傳播層面的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差異,當從更高價值理論層面加以分析:應該用一個更高、更遠的視野來看待如今同時態(tài)呈現(xiàn)在面前的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在神性和獸性之間找到人性的基本價值平臺。說到底,選擇什么樣的角度,作出怎樣的具有合法性的價值判斷,與我們的文化身份和中國立場緊密相關。

　　其五,文學發(fā)展中的文化身份問題。后現(xiàn)代主義、現(xiàn)代主義、批判現(xiàn)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緊密相關。后殖民主義的引入,使得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中心與邊緣問題、價值平面問題、反權威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并使中國文論界共時性地遭遇到如下諸多問題:后學研究的闡釋中國的焦慮,后現(xiàn)代中的語言學轉向及其漢語思想的當代言說方式,后現(xiàn)代哲學與中國哲學審理以及哲學新方向,后現(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關系,后現(xiàn)代主義與社會科學的復雜狀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與新實用主義、科學主義、女權主義,形而上學的命運與后現(xiàn)代實在論,后現(xiàn)代問題與當代宗教神學思想,后現(xiàn)代主義與文學藝術的危機,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的東方后現(xiàn)代問題,當代詩學與后現(xiàn)代審美文化,日常生活與后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后殖民與文化保守主義,公共領域與公共輿論的關系及其共識性與公共性的喪失,人文精神的困境與價值反思,后殖民語境中的知識分子與精神家園,后殖民主義的發(fā)展與中國文化思想的內在矛盾,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對抗性態(tài)度,后殖民場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和批評,后殖民話語敘事碎片與時尚懷舊,后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妖魔化中國與知識的買辦化批評,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纏繞、互相牽連的話語中,中國文論界進行了持續(xù)不斷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視的成果。面對這種后學大面積的思想消解性活動,在傳統(tǒng)價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時,只有通過理論和實踐層面的不懈探索,通過后殖民時期知識分子的邊緣性思考,在獲得自身的個體獨立性中,將對知識體系的更新和對學術思想的創(chuàng)新作為自身存在的理由與中國思想延伸的契機。賽義德認為:“作為知識分子,最困難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傳的事物,而又不僵化為一種體制或為了某系統(tǒng)或方法服務的機制。”[1](P90)我堅持認為,批判是學術發(fā)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僅僅是將知識消解為零散的碎片,僅僅不斷復制自身的“批判話語”而無視問題本身的深度和廣度,就難以出現(xiàn)人類知識的新增長,致使話語批判變成時代知識主流的泡沫。因而,從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問題揭示,就是重新創(chuàng)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實的工作為時代做一個真實注腳,進而成為這個變革的社會肌體中的一種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許是對新世紀中國思想知識增長的有意義的工作。

　　在我看來,在當代文論轉型與文化重建中,只能盡可能多地遵守不斷超越的“人類性”的共同價值和認識,遵循一定的國際藝術審美共識,同時加上通過中國知識分子審理過的中國文化的精華成分,才有可能組成新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形態(tài)和新文藝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