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指的是語法范疇和語法成分產生和形成的過程或現象，最典型的表現是語言中意義實在的詞匯或結構式演變成無實在意義、僅表語法功能的語法成分，或者一個較虛的語法成分變成更虛的語法成分。在現代語言學中，研究這種語法化現象的理論通常被稱為“語法化學說”或“語法化理論”。本版邀請我院語言所吳福祥介紹近年來國外語法化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同時也對國內近年來的語法化研究情況作一簡介。

1．語法化的單向性問題

最近幾年來，單向性（unidirectionality）無疑是語法化研究中爭論最為熱烈的一個問題。單向性是語法化理論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假設，指的是語法化的演變是以“詞匯成分>語法成分”或“較少語法化>較多語法化”這種方向進行的。語法化的單向性由Givon首先明確提出并作出解釋，此后一直被認為是語法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單向性問題的爭論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這個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Newmeyer引起并由 DavidLightfood以及RichardJanda和BrianJoseph等學者所推動。Newmeyer的《語法形式與語法功能》一書中專門有一章叫做“解構語法化”，列舉了大量的所謂單向性反例，據此否認單向性的存在；不僅如此，Newmeyer甚至宣稱“根本沒有語法化這樣的東西”。 DavidLightfood則指責單向性的研究本質上是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反結構主義”（anti struc鄄turalist）的東山再起。此后，《語言科學》（LanguageSciences）專刊（2001，23.2 3，由LyleCampbell編輯，收有Campbell,Joseph,Newmeyer,Norde,Janda等五人的文章）整個一期幾乎無例外地致力于否定單向性的理論價值，并提出反對單向性的各種理論和經驗上的證據。此外，支持或同情上述觀點的文章在最近三四年也相繼發(fā)表，例如Beths、 LassFitzmaurice、Geurts、Kim以及VanderAuwera等。

另一方面，Haspelmath、Traugott、Klausenburg以及Heine等學者則力主單向性的有效性，對Newmeyer等上述學者的觀點和論據作了有力的辯駁。目前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是：（1）語法化演變的單向性是一個強烈的傾向而非絕對的原則；（2）單向性假設顯示出形態(tài)句法演變的普遍制約，是對人類語言演變共性的一種概括，因而它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單向性問題的爭論仍未結束，2002年4月阿姆斯特丹大學舉行的第二屆“語法化的新思考”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與會代表所提交的70余篇論文中有 3/2的文章涉及單向性問題的討論，以致會議的召集人阿姆斯特丹大學OlgaFischer教授決定將語法化的單向性原則作為該會議論文集的一個重要主題。

2．語法化與儀式化：語法化的頻率條件和重復機制

20世紀90年代以來，語法化的研究者普遍將頻率看作語法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或因素。Haspelmath從語言演變的共性角度將語法化的頻率條件概括為：“一個語法化的候選者相對于其他參與競爭的候選者使用頻率越高，那么它發(fā)生語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語言項頻率的高低是由重復的頻度造成的。為什么重復會導致一個語言項發(fā)生語法化呢？Haiman從心理學和生態(tài)學的角度對此做了系統而深入的解釋。Haiman認為，像人類所有的建制（institutions）一樣，人類語言也在使用中發(fā)生變化，特別是語言和語法由于話語在時間中不斷重復而發(fā)生變化。Haiman用“儀式化”（ritualization）來概括由重復導致的三個相關的演變過程：（1）“適應”（habituation）；（2）“解放”（emancipation）；（3）“自動化”（automatization）。“適應”、“自動化 ”和“解放”分別是心理學和生態(tài)學的重要機制。在“適應”的過程中，刺激的高頻重復使得反應者對刺激物的反應持續(xù)減弱，最終導致刺激物的形式和意義被磨蝕。在人類語言中“適應”不僅體現在問候語和陳詞濫調（cliches）的形成上，通常也表現在語法化過程中：重復可以導致形式的弱化，也可以獨立地使意義變得虛化。重復的另一個后果是“自動化”。JohnHaiman認為，自動化可能是雙層組構（doublearticulation）的一個重要來源，在雙層組構中一個最小的意義單位（詞或語素）是由若干更小的無意義單位組成。因為無意義的單位是原來有意義的單位經過“語素>詞綴>音位”這種連續(xù)演變之后留下的殘跡，所以重復不僅體現在語法化早期階段和最后階段，同時也表現在雙重組構本身的來源上。“解放”指的是這樣的一種現象：一個工具性行為變得跟它原來的主要動機相分離，從而自由地表達信遞功能，并進一步獲得意義，變成一個符號。Haiman指出，不僅其他物種的很多信遞行為來源于原本非信遞行為的“儀式化”，人類語言的各種現象也是在“解放”過程中獲得其來源的。比如音位化、重音和語調的儀式化以及固定語調模式的產生等。不僅如此，Haiman進一步認為，語言本身也可以被看作一種從工具功能中解放出來的行為。

Haiman所論證的語法化與儀式化之間存在的高度平行關系引發(fā)了很多學者的興趣，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語法化過程中的若干音系、形態(tài)句法和語義演變以及重新思考語法化的機制。此后Boyland、Dahl、Bybee、Haspelmath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重復及頻率在語法化過程中的基本作用。

Boyland指出，語法化過程中所發(fā)生的形式上的演變跟非語言的技能通過反復練習而變得自動化的演變極為相似。由于重復，若干原本獨立的單位所構成的序列逐漸被處理為一個單一的單位或者組塊（chunk）。這種重新包裝（repackaging）有兩個后果：組成單位的個體身份逐漸消失以及整個組塊在形式上開始縮減。這種基本的自動化原則可以應用于各種運動神經活動（motoractivities），譬如演奏樂器、從事體育活動、拌和煎餅的糊狀物等，也可以應用于語法化。像幾個世紀以上頻繁使用的短語（I m）goingto Verb ，已經被重新包裝為一個單一的處理單位，組成部分的個體身份消失了（孩子常常驚訝地發(fā)現gonna實際上拼寫的是goingto），該短語因而在形式上相當大地縮減了。

Bybee認為，語法化過程中從詞匯功能到語法功能的演變，其實是一個“解放”的過程。在莎士比亞的英語中 begoingto具有“空間上朝一個目標位移”的字面意義。不過，假定人們對位移目的有明顯的興趣時，甚至在莎士比亞的英語里，begoingto的信息值也是較多的跟目的相關而較少跟空間位移相關。因為Begoingto頻繁地與主體意圖也被顯示的這種語境相聯系，所以導致了它逐漸從原來空間位移的意義中解放出來，表達目標或意圖的新功能也逐漸成為這個結構式的主要功能。語法化過程中的語義泛化和虛化則高度平行于“適應”過程，就像刺激的高頻重復會使得反應者對刺激物的反應持續(xù)減弱，最終導致刺激物的形式和意義被磨蝕一樣。一個詞、詞組或結構式的高頻重復也能減少其語義力量和信息值。

Bybee對儀式化的各種特征在語法化過程中的對應表現，以及重復在語法化所涉及的語音音系、形態(tài) 句法和語義語用等演變中的基本作用做了更為具體的考察。Bybee贊同Haiman將語法化過程看作儀式化這個意見。因為儀式化（適應、自動化和解放）的發(fā)生導源于重復，所以Bybee強調語法化的最基本機制是重復。有鑒如此，Bybee從突顯重復在語法化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的角度將語法化重新定義為：一個頻繁使用的詞匯序列或語素序列自動化為一個單一的加工單位。

事實上，重復和頻率不僅作用于語法化演變，人類語言中大量的形態(tài)句法、音系、語義和詞匯現象的產生和演變都跟話語的重復密切相關。1999年5月在美國的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Mellon）舉行的“頻率和語言結構的出現（Frequencyandtheemergenceoflinguisticstructure）”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重復和頻率在語言結構的產生和演變中的重要作用。該會議的論文集《頻率和語言結構的出現》2001年由JoanBybee和PaulHopper編輯出版。

另一方面，重復不僅是語法化及其他語言演變現象的重要機制，也是大量的文化和生態(tài)現象發(fā)生儀式化的根本動因。這就引發(fā)了一個問題：語法化現象是否具有一個獨立的機制？Haiman、Dahl、Bybee以及Haspelmath等學者都認為，語法化最基本的機制既非特域的（domain specific），也非特種的（species specific）。因此，高度抽象、至今仍很神秘的語法性質有望用更為普遍的術語來加以解釋。

3 形式學派的語法化研究

近年來，語法化研究已逐漸被生成語法學家納入形式學派的歷史句法研究之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學派陣營里的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成語法理論和研究模式來研究功能范疇的語法化，以求“對語法化現象作出真正的解釋”。1997年8月在德國的杜塞爾多夫大學召開的第13屆國際歷史語言學大會期間還專門舉行了一次“語法化的形式主義研究（FormalapproachestoGrammaticalization）”學術討論會。生成學派之所以會涉足語法化研究，可能跟生成語法理論近些年來的發(fā)展有關。自喬姆斯基發(fā)表《語障》以后，功能范疇被逐漸引入生成語法框架，在最近的10余年來逐漸完善的短語結構理論和X 標杠等理論框架里，像限定詞（deter鄄miner）、標補詞（complementizer）或一致關系標記（A鄄GR）這類功能范疇成分被普遍看作是短語結構中心語。而歷時地看，這些功能中心語都來源于詞匯成分或詞匯中心語。正因為如此，歷時生成語法研究開始注意語法化現象。

形式學派語法化研究的成果主要有Roberts、Warner、Simpson、Beths、Roberts、Roussou、Wu、Gelderen、Kayne、Simpson的論著。這些研究多數集中于屬于功能范疇的助動詞語法化演變,也有少數文獻涉及一致關系標記、反身代詞、疑問代詞、否定標記等其他語法標記的語法化研究。

生成學派的語法化研究以喬姆斯基語言學中的功能范疇、中心語移位理論以及修改版喬姆斯基最簡方案的句法研究模型為理論背景，以Lightfoot的歷時句法理論為基本框架試圖對文獻里經常提及的若干語法化現象作出形式主義的解釋。其基本假設是，語法化本質上是詞匯范疇被重新分析為功能范疇的過程，語法化現象之所以普遍可見是因為重新分析往往涉及到結構簡化，體現了語言習得的省力策略，而結構簡化則是一種為參數定值所偏愛的演變。

4 語法化與語言接觸

傳統的語法化研究大都是在假定的同質演變的狀態(tài)下進行的，這種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語言演變的一元發(fā)生（monogenetic）模式這樣的假設之上的。事實上，正如Hopper&Traugott所強調的，“嚴格的語法化一元發(fā)生觀是不恰當的”，因為這種研究模式忽略了大量的由語言接觸引發(fā)的語言演變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語法化研究者開始將目光投向發(fā)生在語言接觸狀態(tài)下的語法化演變。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從下述兩個角度進行。

其一是探討特定的標準語言由語言接觸等外部因素導致的語法化過程。任何一種語言在其演變發(fā)展過程中都會在不同程度上跟其他語言發(fā)生接觸關系。語言接觸常常會導致形態(tài)句法的借用和影響，Weinreich、 Thomason、Kaufman、Stein、Gerritsen、Stein、Harris、Campbell、Campbell以及 Thomason等學者的論著均描述了大量的句法借用和句法影響的語言事實。Harris&Campbell和Campbell甚至將句法借用視為句法演變的三個機制之一，Gerrit鄄sen&Stein則將語言接觸及由此導致的句法借用和句法影響看作句法演變的一個重要外因。對句法演變的外部機制和動因的關注使人們發(fā)現以往被認為是一個語言內部的語法化現象其實是由語言接觸導致或誘發(fā)的，比如Millar證明，語言接觸在英語定冠詞的語法化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Harris&Campbell則列舉大量的事實證明句法借用常常和重新分析、擴展等機制一起造成大量形態(tài)句法現象的產生和演變。語言接觸不僅會通過句法借用和影響促成具體的語法化過程的發(fā)生，而且還可以導致語法化機制的跨語言擴散，Bisng認為，語言聯盟的出現很可能是由語法化機制跨語言的擴散造成的，特別是在語言接觸情形中，說話者/聽話者可以將其母語中業(yè)已存在的重新分析的機制轉移到另外的語言中去。

其二是研究皮欽語和克利奧爾語中的語法化現象。皮欽語和克利奧爾語是由語言接觸導致的兩種接觸語言（contactlanguages）。一般認為，皮欽語產生初期缺乏語法范疇和語法形式，當皮欽語固定化以后語法范疇和語法形式會逐漸增加，而當皮欽語被克利奧爾化（變成克利奧爾語）后語法形式則更加豐富。因此探討皮欽語和克利奧爾語的語法化過程和機制無疑有助于語法化理論研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皮欽語和克利奧爾語被認為是語法化研究的金礦。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Bruyn的《克利奧爾語的語法化》和 Baker&syea的《改變意義，改變功能：接觸語言語法化論文集》。前者是一部研究蘇里南克里奧爾語語法化的專著，討論了包括 gi‘give’用作受惠格標記在內的大量的語法演變的實例，Bruyn的研究表明，當皮欽語克里奧爾化時所發(fā)生的語法化過程（比如一個獨立的詞匯項變成形態(tài)的部分）常常并不是克里奧爾語內部發(fā)展的結果，新的形態(tài)標記其實是從低層語直接移入的。這個結論也許能有效地解釋為什么克里奧爾語常常在很短的時間內產生新的語法形式。后者代表了克里奧爾語語法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在這個論文集里，Bruyn基于對蘇里南克利奧爾語中若干語法結構式的觀察，區(qū)別了克利奧爾語語法化的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常規(guī)語法化（ordinarygrammaticaliza鄄tion）”，即語言內部的語法標記和結構的漸變；第二種類型叫做“瞬間語法化（instantaneousgrammatical鄄ization）”，其區(qū)別于常規(guī)語法化之處是“通常逐漸進行的演變在克利奧爾語化過程中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跨度中發(fā)生”；第三種語法化類型是“外表語法化（apparentgrammaticaliza鄄tion）”。 Bruyn認為，這種語法化其實是低層語語法成分移入的結果。

很多研究皮欽語和克利奧爾語語法化的文獻都提到，接觸語言的語法化過程往往表現出跟標準語不同的特性，比如單向性和漸變性被認為是標準語語法化的兩個最重要的特征，但這兩個特征在接觸語言的語法化現象中常常被違反。換言之，皮欽語和克利奧爾語的語法化過程常常呈現出非單向性和抄近路現象。但Plag認為，這些被認為違反了單向性和漸變性的語法化實例多數都是低層語語法成分的移入，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語法化現象。Plag主張只有區(qū)分內在演變和由接觸引發(fā)的演變我們對克利奧爾語化和語法化的性質才能獲得一個新的重要的了解。他認為基于語言內部的演變一定符合語法化理論確立的原則，而對這些原則的違反可以被解釋為由外部因素導致的。Bruyn指出，存在于低層語的語法化模式或語法化鏈可以充當語法成分移入克利奧爾語的通道（channels），但低層語的語法化模式也會導致被移入的某一語法成分在克利奧爾語中出現不可預測的重新分析或轉化，以致違反了通常的非范疇化和語法化方向。

5．主觀化與交互主觀化

話語交際中說話人不僅要表達命題意義而且要表達言者意義，而后者體現了語言的主觀性。所謂主觀性指的是說話人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tài)度和感情，從而在話語中留下自我的的印記。如果這種主觀性在語言中被編碼為明確的結構形式或者一個語言形式經過演變而獲得主觀性的表達功能，則謂之主觀化。語言學家對主觀化系統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主要有共時和歷時兩種研究取向。前者從認知語言學角度探討一個時期的說話人采用什么樣的結構或形式來表現主觀性，代表性人物是Langacker；后者從歷史語言學角度考察一個主觀性結構或形式是如何演變而來的，代表性人物是Trau鄄gott。Traugott最早將主觀化納入語法化研究的框架，并從語法化的角度對主觀化作出定義：主觀化指的是“意義變得越來越直根于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主觀信念和態(tài)度”這樣的一種語義語用的演變過程。Traugott強調，主觀化是語法化的一個重要機制。

語言不僅能表達主觀性，而且還常常表達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鄄ty）。交互主觀性指的是說話人/作者用明確的語言形式表達對聽話人/讀者“自我”的關注，這種關注可以體現在認識意義上，即關注聽話人/讀者對命題內容的態(tài)度；但更多的是體現在社會意義上，即關注聽話人/讀者的“面子”或“形象需要”。交互主觀性派生于主觀性并以后者為蘊涵，換言之，一個語言形式如果具有交互主觀性那么同時一定呈現主觀性。從歷時角度看，語言形式的交互主觀性是通過交互主觀化過程而產生的，所謂交互主觀化（intersubjectification）指的是這樣的一個符號學過程：意義經由時間變成對“說話人/作者在認識意義和社會意義上對聽話人/讀者‘自我’的關注”這樣的隱涵義加以編碼或使之外在化。交互主觀化與主觀化這兩種機制的區(qū)別是，主觀化是意義變得更強烈地聚焦于說話者，而交互主觀化是意義變得更強烈地聚焦于受話人。但交互主觀化總是蘊涵著主觀化，不可能存在沒有某種主觀化程度的交互主觀化（一個形式若沒有某種程度的主觀化就不可能有交互主觀化現象）。歷時地看，交互主觀化通常比主觀化出現得晚并來源于主觀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英語let s的意義演變：

a Letusgo,willyou？> b Let sgo,shallwe？> c Let stakeourpillsnow,Johnny.

上面的例子中，由 a 到 b 是主觀化，由 b 到 c 是則是交互主觀化。

語法化中的（交互）主觀化研究也體現在話語語用標記的語法化研究之中，因為話語語用標記是語言表達主觀性和交互主觀性的的主要形式。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Hason、Powell、Brinton、 Onodera、Jucker以及Traugott等學者的論著。Traugot的論著詳細考察了大量英語副詞的語法化過程，揭示出“小句內副詞> 句子副詞>話語標記”這樣的語法化鏈。

此外，最近興起的歷史語用學研究也跟（交互）主觀化的研究密切相關。歷史語用學的一個主要內容是研究語用標記或話語標記是如何產生的，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Sweetser、Jucker、Traugott和Dasher等學者的論著。2000年荷蘭本杰明（Benjamins）出版公司創(chuàng)辦了《歷史語用學》雜志，迄今已發(fā)表若干篇有關（交互）主觀化研究的論文。

6．內近年來的漢語語法化研究

國內系統的語法化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1994年沈家煊和孫朝奮兩篇語法化研究綜述文獻的發(fā)表引起了漢語語法學界的關注。最近十余年來，漢語語法化研究主要是在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是“基于詞匯/句子”的歷時語法化研究，即研究詞匯語素是如何演變?yōu)檎Z法語素的，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解惠全、劉堅、江藍生、洪波、張誼生、劉丹青等學者的論著。另外，有些研究漢語虛詞產生過程的文獻雖然沒有提到語法化這個術語，但研究的對象其實是語法化現象，比如劉堅、曹廣順、江藍生等學者的論著。另一個方面是“基于話語/語用”的共時語法化研究，即研究篇章成分或語用法是如何凝固為語法成分的，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沈家煊、張伯江、方梅、王偉和方梅等學者的論著。

目前，國內的漢語語法化研究出現了良好的發(fā)展勢頭。2001年由中國社科院語言所和南開大學文學院聯合在南開大學舉辦了首屆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集《語法化與漢語語法研究（一）》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同時，第二屆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也已計劃2003年8月在溫州舉行。此外，匯集漢語語法化研究成果的論文集《漢語語法化研究》也可望在明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