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中華文化之國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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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已經(jīng)成為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途徑。而文化傳播于遙遠的空間、觀念距離，文化的流失與變形，甚至于危機就成為文化之存在面臨的一個問題。少林寺作為中原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知名品牌，可謂傳播“有道”，傳承亦“有道”。溯本求源，少林寺住持釋永信就保守與創(chuàng)新、傳播與傳承及文化傳播中的控制等提出的相關觀點，可以給予我們源自中華傳統(tǒng)文化和佛教經(jīng)典的重要啟示與啟發(fā)。
【關鍵詞】釋永信;“入世禪機”;中華文化;國際傳播
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多文化、多語言的時代[1]，跨文化交際、跨語言交際成為主流的交際方式。文化—精神作為“社會發(fā)展之起源”[2]，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成為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途徑。然而，文化傳播于遙遠的空間、觀念距離，文化的流失與變形，甚至于危機就成為文化之存在面臨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因為傳播有傳播的“游戲規(guī)則”，傳播之策略研究是傳播成功的基礎與前提，跨文化傳播尤顯突出。比如肯德基進入中國要賣豆?jié){，而進入印度則會賣咖喱。換言之，傳播中的文化是否會演變?yōu)橐环N“新”的文化，起碼蘊涵了新的“要素”?傳播之本意是帶來某種易于傳播之目的的母文化的異文化，其結果卻面臨是否要在某種程度上“改變”的選擇。包括兩種文化相遇時彼此自然的相互影響，都成為傳播中的文化要面對的問題。關于這些問題，答案亦是頗多。國內的觀點基本可以歸納為三大類：民族主義的危機論、自由主義的普遍價值論[3]和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論。其中，前兩派觀點的對立與沖突是頗為激烈的。簡言之，中華文化之國際傳播面臨一個悖論：傳播，還是傳承?
少林寺作為中原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范圍內可謂聲名遠播。當然，無論是今天的少林寺，還是它的當家住持釋永信，都從未離開過各種評價的漩渦。顯然，少林寺的國際名望與釋永信出家少林儼然是兩條并行的線索。漩渦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謂“傳播有道”，那么傳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彼此攻擊對方的當代“標本”。溯本求源，釋永信的一些觀點，將從一個側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釋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釋永信方丈禪語錄》中的一個章節(jié)名稱“入世禪機”，來總攬這些觀點。
保守就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就是保守
有人詬病少林寺二十幾年來的發(fā)展模式，認為千年古剎一改傳統(tǒng)佛教廟宇的清靜，過于“入世”，“寺將不寺”。也有人稱之為“創(chuàng)新”，換言之，現(xiàn)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將不同以往，變化是必然的。處于爭議中的釋永信表現(xiàn)得非常平靜，在他看來，這種爭議是沒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華文化傳統(tǒng)為基點，進行了以下闡釋：“我自認為是堅定的保守者，因為我們的傳統(tǒng)，蘊涵著創(chuàng)造性地應對現(xiàn)實人生以及社會、自然問題的智慧資源，對我們來說，保守就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同時就是保守，一禪一武，一動一靜，出世入世，保守創(chuàng)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現(xiàn)和選擇的。它們從來不是二元論，而是一回事，沒有分別。”[4]
他的回答似乎進入了循環(huán)論證的“怪圈”，而如果把這一觀點與當代法國著名漢學家佛朗索瓦·于連在其《論效力》一文中對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闡釋，就會發(fā)現(xiàn)有異曲同工之效。于連認為，當西方人直面某個“局勢”，并強制性地約束它時，為的是改變它，中國人則陪伴著它，和它結為親密伙伴。在后者看來，所謂“效力”之精髓便是“順勢而為”：“勢”乃一切，唯設法竭盡之[2]。
鑒于此，對于爭議雙方而言，其思維之起點是西方思維模式。文化“傳統(tǒng)”就是我們面對的某個“勢”，當其在傳播過程中面對某種問題時，將作為我們的對立面：傳播與傳承出現(xiàn)抵牾時，只能是一種二元的選擇題。追隨前者，強調傳播之策略與效力，為此對文化做出調整，謂之創(chuàng)新;反之，追隨后者，強調文化之傳統(tǒng)與本源，竭力維持文化之“應有面貌”，謂之保守。這樣，“改變”成為創(chuàng)新的本質，保守則是“不變”。“改變”就是西方近現(xiàn)代史中的“關鍵詞”。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中不存在這種“保守”與“創(chuàng)新”的對立，或者說兩者是“親密伙伴”，強調彼此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這便是釋永信的“保守就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同時就是保守”。在釋永信看來，少林寺的今天與昨天沒有什么不同。“順勢而為”是一切發(fā)展之趨勢，其中勢必有“創(chuàng)新”，而這“創(chuàng)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現(xiàn)：“因為我們的傳統(tǒng)，蘊涵著創(chuàng)造性地應對現(xiàn)實人生以及社會、自然問題的智慧資源”，不是“勉強為之”，更不是“急流勇進”。所以用西方思維模式來理解這種“變”與“不變”的關系，動輒倒向一邊的觀點于他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少林寺今天之影響力與存在模式，就是這座千年古剎的“自然之道”。
如此來看，釋永信并不存在一般人關于保守與創(chuàng)新的困惑，因為中華傳統(tǒng)之智慧使他沒有這種西方式的困擾：一切關于少林寺文化之國際傳播的誤解或許正是這種傳統(tǒng)智慧缺失的結果。
傳播作為傳承的有效渠道
“禪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國佛教乃至中國優(yōu)秀文化走向世界、促進人類理解與和平的方便法門，而擴大對外交往，也是保護少林千年法脈傳承的有效途徑。”[4]“讓少林文化走向國際，將少林弘揚為響亮的中華文化品牌，最終形成以少林寺品牌為核心的文化產業(yè)，這樣才能確保中華文化的弘揚，實現(xiàn)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4]
在釋永信看來，正如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一樣，無論是少林文化的傳承，還是中華文化的復興，都離不開文化的傳播，離不開文化影響范圍的擴大。換言之，傳承就是傳播，傳播就是傳承。傳播與傳承從字面上看，都包含了“傳”的因素，其區(qū)別在于“傳”的范圍：傳播指向更廣泛的范圍，尤其是對于不同的文化群體;傳承則指向一個既定范圍，指向一種代際傳播。所以，傳播與傳承的關系可以描述為：更廣泛的傳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與不衰。文化，尤其是作為一種建筑于群體之上的文化，其群體基礎是其存在的依據(jù)，而傳播或傳承都是群體互動的重要方式與渠道。文化的“傳”是在既定范圍內，還是更任意的、更廣大的范圍，無疑都是這種文化擁有更廣闊與堅實的群體基礎。所以，“傳”是文化的生命所在。從這個角度看，傳播與傳承沒有質的區(qū)別;如果一定要在兩者之間做一個區(qū)分，那么今天，我們更關注的是傳播，一個更大范圍的“傳”，傳播作為傳承的“有效途徑”。無獨有偶，著名文化學者Hall對于文化與傳播的關系也進行了類似的描述，那是他廣為流傳的一句名言：“Culture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s 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譯作“交際”，也可譯作“傳播”，兩種譯法緊密相關、互相補充。Hall認為文化作為與某一群體息息相關的符號系統(tǒng)，其起源、發(fā)展與傳承離不開交際或傳播;反過來，交際與傳播受制于文化，沒有文化，就沒有有效的交際或傳播。
那么，少林寺是運用什么有效的傳播策略，做到“傳播有道”呢?釋永信認為這是“少林功夫”的重要特質——“方便法門”。從佛理上講，少林功夫與一般中國武術不同，它首先是少林禪宗的一種修行方式，故為“功夫”，而不是武術。“功夫”是佛教的專門術語，與修行、修煉密切相關，首先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礎之上。應該說功夫涵蓋了武術。不過對于一般俗眾而言，恰恰是“中國功夫”、“少林功夫”、“功夫”作為中國武術的代名詞傳遍了世界各地。“功夫”、“武術”，暗合了不同文化群體對于“強身”、“個人修煉”等生活方式的一種追求與表達，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不同文化間可能的壁壘與隔閡。而隨著“少林功夫”的傳播，其背景中的少林文化也就水到渠成地傳播五湖四海。所以，少林寺成功的傳播策略中，“少林功夫”是一種“方便法門”。在跨文化傳播策略研究中，近似語策略與這種求同策略相似。近似語策略嘗試用籠統(tǒng)的、模糊的策略，盡可能消除不同文化間的差異[1]。“少林功夫”之所以是“方便法門”，在于它首先沒有過于強調其宗教內涵，沒有強行糾正已經(jīng)在國際上傳播已久的“功夫”、“武術”等同說。
關于傳播手段,釋永信認為：“從歷史上看，中國佛教都是運用最先進、最現(xiàn)代的傳播方式。佛教在中國最早用紙，抄經(jīng)抄得洛陽紙貴。佛教界也是在中國最早運用雕版印刷的?？瘫ㄋ透挥谜f了。用現(xiàn)在的觀點來看，一座塔就是一座廣告牌，彰表高僧大德一生的修持成果。”[4]今天，少林寺從建立互聯(lián)網(wǎng)網(wǎng)站到少林功夫被聯(lián)合國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武僧團的世界巡回演出到俄羅斯前總統(tǒng)普京與各國政要的頻頻造訪，在傳播手段上，今天的少林寺顯然走在了諸多佛教寺院，包括國內其他文化管理機構的前列。在釋永信看來，這一方面是佛教傳統(tǒng)的延續(xù)，另一方面也是當代科技、社會發(fā)展的結果。少林寺的發(fā)展正當其時。
傳播中的控制
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創(chuàng)性、系統(tǒng)性和歷史性，也是我們要面對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創(chuàng)新必然不同于“妥協(xié)”，不同于文化本質的扭曲與變形。文化傳播的真正價值在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是否保持傳播中文化的應有特質，是否對其進行“控制”，將直接影響文化傳播本身的品質與結果。傳播中的控制其實也是一種重要的傳播策略，只是相比于一般而言的傳播策略，它更強調傳播內容的掌控，而不是傳播的具體策略。
“少林寺不只屬于少林僧人，也不只屬于河南，它屬于中國，屬于世界。但是不能因為它是世界的，就可以盜用。作為傳承人，如果失去了對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傳承文脈就會中斷。”[4]釋永信不回避在少林文化大力傳播的今天許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情頻頻出現(xiàn)：“假武僧團”頻頻出現(xiàn)，“少林”品牌漫天飛，“少林寺”牌火腿腸也出現(xiàn)了。“控制”就是釋永信應對傳播中“雜音”的具體舉措，像將少林寺注冊為品牌、申請“少林功夫”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都是他進行的針對性工作。當然，這些強調傳統(tǒng)的具體舉措仍然讓一些人不安，因為它們本身又都是現(xiàn)代社會體系中的操作手段，尤其是把少林寺注冊為品牌這一現(xiàn)代商業(yè)操作模式。對此，釋永信認為：“我們希望通過現(xiàn)代的商業(yè)理念，更好地弘揚佛教文化。”[4]換言之，手段的商業(yè)化并不妨礙佛教本體的非利益性，“我們強調奉獻精神，聘請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都是佛教信徒，不追逐利益，公司只是一個載體和手段”[4]。
結 語
通過對釋永信若干觀點的分析、梳理，少林寺文化之國際傳播的基本模式“浮出水面”：這里既有宏觀的關于文化保守與創(chuàng)新、傳播與傳承的理論建構，也有具體的跨文化傳播策略與文化“控制”的具體舉措;這里有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博大智慧，亦有現(xiàn)代社會、科技發(fā)展的結晶。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碩果。綜觀世界，將傳統(tǒng)演繹得如此豐富和充滿生機，少林寺恐怕當位居前列。如何理解當代社會里中華文化之國際傳播，少林寺顯然可以作為一個具體而微的模式與參照。究其核心，我們認為還是開放的文化態(tài)度：每一種文化都有其歷史性、地域性和偶然性，每一種文化都是一種智慧、資源與啟示。前者強調文化之平等，后者強調文化之特質。態(tài)度決定一切，釋永信的成功與他對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佛教經(jīng)典的闡釋，以及現(xiàn)代社會的理解，無不來自他更深層次的開放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當是一切文化發(fā)展與繁榮的本源，當為人類所共享、共有。基于這一點，文化是相通的。
參考文獻：
[1]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472.
[2]樂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對話——中法文化年專號第17輯[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90-195，258-263.
[3]姚新勇.世紀的焦慮：全球化、文化認同、中國、民族主義[J/OL].北語新聞網(wǎng).http://news.blcu.edu.cn/detail.asp?id=879，2002.04.28.
[4]釋永信.我心我佛——釋永信方丈禪語錄[M].北京：華齡出版社，2008：111-132.
【關鍵詞】釋永信;“入世禪機”;中華文化;國際傳播
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多文化、多語言的時代[1]，跨文化交際、跨語言交際成為主流的交際方式。文化—精神作為“社會發(fā)展之起源”[2]，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成為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途徑。然而，文化傳播于遙遠的空間、觀念距離，文化的流失與變形，甚至于危機就成為文化之存在面臨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因為傳播有傳播的“游戲規(guī)則”，傳播之策略研究是傳播成功的基礎與前提，跨文化傳播尤顯突出。比如肯德基進入中國要賣豆?jié){，而進入印度則會賣咖喱。換言之，傳播中的文化是否會演變?yōu)橐环N“新”的文化，起碼蘊涵了新的“要素”?傳播之本意是帶來某種易于傳播之目的的母文化的異文化，其結果卻面臨是否要在某種程度上“改變”的選擇。包括兩種文化相遇時彼此自然的相互影響，都成為傳播中的文化要面對的問題。關于這些問題，答案亦是頗多。國內的觀點基本可以歸納為三大類：民族主義的危機論、自由主義的普遍價值論[3]和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論。其中，前兩派觀點的對立與沖突是頗為激烈的。簡言之，中華文化之國際傳播面臨一個悖論：傳播，還是傳承?
少林寺作為中原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范圍內可謂聲名遠播。當然，無論是今天的少林寺，還是它的當家住持釋永信，都從未離開過各種評價的漩渦。顯然，少林寺的國際名望與釋永信出家少林儼然是兩條并行的線索。漩渦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謂“傳播有道”，那么傳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彼此攻擊對方的當代“標本”。溯本求源，釋永信的一些觀點，將從一個側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釋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釋永信方丈禪語錄》中的一個章節(jié)名稱“入世禪機”，來總攬這些觀點。
保守就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就是保守
有人詬病少林寺二十幾年來的發(fā)展模式，認為千年古剎一改傳統(tǒng)佛教廟宇的清靜，過于“入世”，“寺將不寺”。也有人稱之為“創(chuàng)新”，換言之，現(xiàn)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將不同以往，變化是必然的。處于爭議中的釋永信表現(xiàn)得非常平靜，在他看來，這種爭議是沒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華文化傳統(tǒng)為基點，進行了以下闡釋：“我自認為是堅定的保守者，因為我們的傳統(tǒng)，蘊涵著創(chuàng)造性地應對現(xiàn)實人生以及社會、自然問題的智慧資源，對我們來說，保守就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同時就是保守，一禪一武，一動一靜，出世入世，保守創(chuàng)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現(xiàn)和選擇的。它們從來不是二元論，而是一回事，沒有分別。”[4]
他的回答似乎進入了循環(huán)論證的“怪圈”，而如果把這一觀點與當代法國著名漢學家佛朗索瓦·于連在其《論效力》一文中對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闡釋，就會發(fā)現(xiàn)有異曲同工之效。于連認為，當西方人直面某個“局勢”，并強制性地約束它時，為的是改變它，中國人則陪伴著它，和它結為親密伙伴。在后者看來，所謂“效力”之精髓便是“順勢而為”：“勢”乃一切，唯設法竭盡之[2]。
鑒于此，對于爭議雙方而言，其思維之起點是西方思維模式。文化“傳統(tǒng)”就是我們面對的某個“勢”，當其在傳播過程中面對某種問題時，將作為我們的對立面：傳播與傳承出現(xiàn)抵牾時，只能是一種二元的選擇題。追隨前者，強調傳播之策略與效力，為此對文化做出調整，謂之創(chuàng)新;反之，追隨后者，強調文化之傳統(tǒng)與本源，竭力維持文化之“應有面貌”，謂之保守。這樣，“改變”成為創(chuàng)新的本質，保守則是“不變”。“改變”就是西方近現(xiàn)代史中的“關鍵詞”。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中不存在這種“保守”與“創(chuàng)新”的對立，或者說兩者是“親密伙伴”，強調彼此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這便是釋永信的“保守就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同時就是保守”。在釋永信看來，少林寺的今天與昨天沒有什么不同。“順勢而為”是一切發(fā)展之趨勢，其中勢必有“創(chuàng)新”，而這“創(chuàng)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現(xiàn)：“因為我們的傳統(tǒng)，蘊涵著創(chuàng)造性地應對現(xiàn)實人生以及社會、自然問題的智慧資源”，不是“勉強為之”，更不是“急流勇進”。所以用西方思維模式來理解這種“變”與“不變”的關系，動輒倒向一邊的觀點于他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少林寺今天之影響力與存在模式，就是這座千年古剎的“自然之道”。
如此來看，釋永信并不存在一般人關于保守與創(chuàng)新的困惑，因為中華傳統(tǒng)之智慧使他沒有這種西方式的困擾：一切關于少林寺文化之國際傳播的誤解或許正是這種傳統(tǒng)智慧缺失的結果。
傳播作為傳承的有效渠道
“禪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國佛教乃至中國優(yōu)秀文化走向世界、促進人類理解與和平的方便法門，而擴大對外交往，也是保護少林千年法脈傳承的有效途徑。”[4]“讓少林文化走向國際，將少林弘揚為響亮的中華文化品牌，最終形成以少林寺品牌為核心的文化產業(yè)，這樣才能確保中華文化的弘揚，實現(xiàn)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4]
在釋永信看來，正如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一樣，無論是少林文化的傳承，還是中華文化的復興，都離不開文化的傳播，離不開文化影響范圍的擴大。換言之，傳承就是傳播，傳播就是傳承。傳播與傳承從字面上看，都包含了“傳”的因素，其區(qū)別在于“傳”的范圍：傳播指向更廣泛的范圍，尤其是對于不同的文化群體;傳承則指向一個既定范圍，指向一種代際傳播。所以，傳播與傳承的關系可以描述為：更廣泛的傳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與不衰。文化，尤其是作為一種建筑于群體之上的文化，其群體基礎是其存在的依據(jù)，而傳播或傳承都是群體互動的重要方式與渠道。文化的“傳”是在既定范圍內，還是更任意的、更廣大的范圍，無疑都是這種文化擁有更廣闊與堅實的群體基礎。所以，“傳”是文化的生命所在。從這個角度看，傳播與傳承沒有質的區(qū)別;如果一定要在兩者之間做一個區(qū)分，那么今天，我們更關注的是傳播，一個更大范圍的“傳”，傳播作為傳承的“有效途徑”。無獨有偶，著名文化學者Hall對于文化與傳播的關系也進行了類似的描述，那是他廣為流傳的一句名言：“Culture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s 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譯作“交際”，也可譯作“傳播”，兩種譯法緊密相關、互相補充。Hall認為文化作為與某一群體息息相關的符號系統(tǒng)，其起源、發(fā)展與傳承離不開交際或傳播;反過來，交際與傳播受制于文化，沒有文化，就沒有有效的交際或傳播。
那么，少林寺是運用什么有效的傳播策略，做到“傳播有道”呢?釋永信認為這是“少林功夫”的重要特質——“方便法門”。從佛理上講，少林功夫與一般中國武術不同，它首先是少林禪宗的一種修行方式，故為“功夫”，而不是武術。“功夫”是佛教的專門術語，與修行、修煉密切相關，首先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礎之上。應該說功夫涵蓋了武術。不過對于一般俗眾而言，恰恰是“中國功夫”、“少林功夫”、“功夫”作為中國武術的代名詞傳遍了世界各地。“功夫”、“武術”，暗合了不同文化群體對于“強身”、“個人修煉”等生活方式的一種追求與表達，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不同文化間可能的壁壘與隔閡。而隨著“少林功夫”的傳播，其背景中的少林文化也就水到渠成地傳播五湖四海。所以，少林寺成功的傳播策略中，“少林功夫”是一種“方便法門”。在跨文化傳播策略研究中，近似語策略與這種求同策略相似。近似語策略嘗試用籠統(tǒng)的、模糊的策略，盡可能消除不同文化間的差異[1]。“少林功夫”之所以是“方便法門”，在于它首先沒有過于強調其宗教內涵，沒有強行糾正已經(jīng)在國際上傳播已久的“功夫”、“武術”等同說。
關于傳播手段,釋永信認為：“從歷史上看，中國佛教都是運用最先進、最現(xiàn)代的傳播方式。佛教在中國最早用紙，抄經(jīng)抄得洛陽紙貴。佛教界也是在中國最早運用雕版印刷的?？瘫ㄋ透挥谜f了。用現(xiàn)在的觀點來看，一座塔就是一座廣告牌，彰表高僧大德一生的修持成果。”[4]今天，少林寺從建立互聯(lián)網(wǎng)網(wǎng)站到少林功夫被聯(lián)合國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武僧團的世界巡回演出到俄羅斯前總統(tǒng)普京與各國政要的頻頻造訪，在傳播手段上，今天的少林寺顯然走在了諸多佛教寺院，包括國內其他文化管理機構的前列。在釋永信看來，這一方面是佛教傳統(tǒng)的延續(xù)，另一方面也是當代科技、社會發(fā)展的結果。少林寺的發(fā)展正當其時。
傳播中的控制
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創(chuàng)性、系統(tǒng)性和歷史性，也是我們要面對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創(chuàng)新必然不同于“妥協(xié)”，不同于文化本質的扭曲與變形。文化傳播的真正價值在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是否保持傳播中文化的應有特質，是否對其進行“控制”，將直接影響文化傳播本身的品質與結果。傳播中的控制其實也是一種重要的傳播策略，只是相比于一般而言的傳播策略，它更強調傳播內容的掌控，而不是傳播的具體策略。
“少林寺不只屬于少林僧人，也不只屬于河南，它屬于中國，屬于世界。但是不能因為它是世界的，就可以盜用。作為傳承人，如果失去了對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傳承文脈就會中斷。”[4]釋永信不回避在少林文化大力傳播的今天許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情頻頻出現(xiàn)：“假武僧團”頻頻出現(xiàn)，“少林”品牌漫天飛，“少林寺”牌火腿腸也出現(xiàn)了。“控制”就是釋永信應對傳播中“雜音”的具體舉措，像將少林寺注冊為品牌、申請“少林功夫”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都是他進行的針對性工作。當然，這些強調傳統(tǒng)的具體舉措仍然讓一些人不安，因為它們本身又都是現(xiàn)代社會體系中的操作手段，尤其是把少林寺注冊為品牌這一現(xiàn)代商業(yè)操作模式。對此，釋永信認為：“我們希望通過現(xiàn)代的商業(yè)理念，更好地弘揚佛教文化。”[4]換言之，手段的商業(yè)化并不妨礙佛教本體的非利益性，“我們強調奉獻精神，聘請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都是佛教信徒，不追逐利益，公司只是一個載體和手段”[4]。
結 語
通過對釋永信若干觀點的分析、梳理，少林寺文化之國際傳播的基本模式“浮出水面”：這里既有宏觀的關于文化保守與創(chuàng)新、傳播與傳承的理論建構，也有具體的跨文化傳播策略與文化“控制”的具體舉措;這里有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博大智慧，亦有現(xiàn)代社會、科技發(fā)展的結晶。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碩果。綜觀世界，將傳統(tǒng)演繹得如此豐富和充滿生機，少林寺恐怕當位居前列。如何理解當代社會里中華文化之國際傳播，少林寺顯然可以作為一個具體而微的模式與參照。究其核心，我們認為還是開放的文化態(tài)度：每一種文化都有其歷史性、地域性和偶然性，每一種文化都是一種智慧、資源與啟示。前者強調文化之平等，后者強調文化之特質。態(tài)度決定一切，釋永信的成功與他對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佛教經(jīng)典的闡釋，以及現(xiàn)代社會的理解，無不來自他更深層次的開放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當是一切文化發(fā)展與繁榮的本源，當為人類所共享、共有。基于這一點，文化是相通的。
參考文獻：
[1]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472.
[2]樂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對話——中法文化年專號第17輯[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90-195，258-263.
[3]姚新勇.世紀的焦慮：全球化、文化認同、中國、民族主義[J/OL].北語新聞網(wǎng).http://news.blcu.edu.cn/detail.asp?id=879，2002.04.28.
[4]釋永信.我心我佛——釋永信方丈禪語錄[M].北京：華齡出版社，2008：11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