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民群落是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范疇。農民形象的塑造總是與其命運指向緊密相關。由于特殊的心理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農民命運意識走向經歷了命運的虛無主義和集體無意識的迷失到最終命運意識的覺醒與還原，體現(xiàn)了農民命運意識在歷史轉型期的艱難蛻變。
　　關鍵詞：迷失 還原命運 意識走向
　　
　　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農民群落是一個重要范疇。對農民意識的關注，構成了新文學啟蒙主義的內容之一。尤其“五四”時期人文精神的關懷，確立了人的解放的起點，也確立了人的解放的終點。當以政治、經濟變革為目的，以勞動民眾為社會變革主體的時代到來之后，農民必定作為一個重要話題引起文學的關注。“我看到一些外國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干諸小國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許多和我們勞苦大眾同一命運的人，有些作家正為此而呼號、而戰(zhàn)斗。”正因為如此，魯迅才成為新文學中最早關注并倡導鄉(xiāng)土文學之人。在這之前，周作人也曾在理論上作過闡述，他說：“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通的思想和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杰的事業(yè)，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1918年李大釗提出了“平民主義”的口號，號召青年去接觸勞工，在“勞工神圣”的口號影響下，初期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了表現(xiàn)下層工農的題材。
　　
　　一
　　
　　新文學中，從啟蒙運動到關注普通人，從對民族歷史生存現(xiàn)狀的認識到對農民命運的關注，農民形象的塑造總是與其命運指向密切相關。在上個世紀初，由于中國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社會的腐朽，中國社會逐漸衰弱，農村經濟走向破產，農民的生活日趨艱難。20世紀中期，以鄉(xiāng)土回憶為題材的小說真實地記錄了這一時期農民的真實命運。作為鄉(xiāng)土文學的發(fā)軔，魯迅的小說所塑造的閏土形象更具典型性。“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幾乎是所有農民共同的災難。他被緊緊地束縛、囚禁在土地上，承受著沉重的生活壓力，連思想也被壓得麻痹了。他既然無法從土地上掙脫出來，便只能認命，把痛苦歸之于命運，安分守己，在對神的祈禱中求得解脫。魯迅曾在《燈下漫筆》中概括了中國歷史上交替出現(xiàn)的兩種時代，即“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祥林嫂的命運追求也只能如此。其他“鄉(xiāng)土文學”作家，如彭家煌的《陳四爹的?！贰⒃S杰的《賭徒吉順》，也描寫了農民的種種痛苦。上世紀20年代“鄉(xiāng)土文學”作家真實表現(xiàn)了那個時期農民的真實遭遇，并寄予農民無限的同情。但是在那個年代，他們不可能給農民找出一條出路，所以農民命運的走向，要么是命運的虛無主義（如閏土寄希望于木偶），要么是道德的淪喪（如楊二嫂的刻薄放肆）。
　　在鄉(xiāng)土文學作品中，也涉及了農民的覺醒和反抗，但更多的只帶有一種自發(fā)的反抗意識。隨著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一些早期的革命作家開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闡述農村社會結構和矛盾斗爭。正如茅盾讓他筆下的人物經歷《春蠶》的打擊，《秋收》的絕望而走向《殘冬》的反抗，葉紫讓他的主人公從《豐收》成災中迸發(fā)出仇恨烈火并走向雪峰山。這樣的農村題材的作品便與政治革命發(fā)生了緊密的聯(lián)系，農民命運意識的走向與小說主題的政治指向合二為一。
　　在早期描寫工農革命斗爭作品中，蔣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后以《田野的風》之名出版），是寫農村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作者意在展示在大革命中湖南某一村莊的農民，在礦工張進德和背叛地主家庭的革命知識分子李杰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向地主土豪進行斗爭的轟轟烈烈的場面。但小說中所描繪的許多農民形象如劉二麻子、李木匠等更多還帶有農村流浪漢的特征，封建的宗法觀念在他們的頭腦中還根深蒂固，所以農民形象的塑造還未顯成功，但是這種表述顯示了文學對農民命運的先驗性預言，后來這種話語的模式便成為“革命文學”的主要敘事方式。
　　當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掀起之后，農民開始投入到自身的解放中來，繼之而來的是工農命運的一個轉機。一方面，歷史給予他們自己掌握命運的機會，參加革命，投入斗爭，投身集體，解放社會；另一方面，中國的農民受剝削、受壓迫，他們強烈要求改變自己的命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終于展示了強大的力量。他們的社會地位空前高漲。不僅如此，知識分子與之相比也會黯然失色，也要在不斷改造的同時向他們靠攏，而知識分子自卑的懺悔的社會心理也認可了這種靠攏和皈依。這樣，文學中的農民形象便高大完美起來，什么樣的革命者都要經過向他學習改造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者。然而，農民畢竟是農民，他們不可能一下子脫離自己生活的真實的土地，那里，他曾經有過的瑣碎的、陳舊的、落后的封建思想，因此，農民思想覺悟之低仍然是一個真實存在。當時在根據(jù)地，初繪黃土地的文學作品中，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yī)院中》當數(shù)兩篇重要的作品。針對這些表現(xiàn)人民落后愚昧的作品，當時因著中國革命的需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jù)地與新時期現(xiàn)實發(fā)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1942年5月，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延安文藝整風運動，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講話中強調，農民思想盡管還有落后面，但他們畢竟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正為民族解放付出重大的犧牲，作出重大的貢獻。同時又號召作家們“應該長期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身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斗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的前進。他們在斗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從此為“工農兵服務”便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一統(tǒng)方針。
　　當泛政治化語境中的命運指向決定了作家創(chuàng)作意識的主題指向之后，文學創(chuàng)作出現(xiàn)其虛蹈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誕生，標志著農民命運的巨大轉折，社會主義農民形象的塑造完成了其最后的定格。1959年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問世，好評如潮，被譽為是一部描寫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史詩，尤其是梁生寶這一形象的塑造，“在眾多的正面人物當中，寫得特別出類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寶的形象……在梁生寶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嶄新的性格，一種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會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產主義性格正在生長和發(fā)展”。柳青也認為：“梁生寶只不過是一個由于新舊社會不同的切身感受而感到黨的無比偉大，服服帖帖想聽黨的話，努力琢磨黨的教導，處處想按黨的指示辦事的農民出身的年輕黨員……簡單一句話來說，我要把梁生寶描寫為黨的忠實兒子。我以為這是當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但是，有特定的社會背景，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存在著藝術描寫虛假甚至是粉飾現(xiàn)實的根本缺陷。陳思和認為：“五六十年代公開發(fā)表的文學創(chuàng)作，幾乎都是以擁護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國家意志為時代‘共名’，用國家最新或最后的政策條文為創(chuàng)作的依據(jù)，作家們從感情上確認這是擺脫了幾千年來私有制度的偉大革命，不可能毫不諱飾地揭示出了這場歷史變動給農民帶來的真實況景。”所以也有人認為，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梁生寶就是屬于意識形態(tài)的人物。
　　嚴家炎先生把梁生寶形象的藝術塑造歸納了“三多三不足”，認為“總令人有墨窮氣短，精神狀態(tài)刻畫嫌淺，欲顯高大而反失之平面的感覺”。也有評論者認為，柳青未能證實中國農民的落后性、狹隘性，挖掘出它的歷史文化根源，所以“為了實現(xiàn)他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塑造，輕易地從梁生寶身上剔除了這一性格內容，從而削弱了生活真實的深度和廣度，忽視了歷史進程的艱巨性、反復性”。而《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梁三老漢，這個背負著因襲重擔的小私有者的農民形象，卻比梁生寶寫得好，是一個典型性很高的藝術形象。雖然梁三老漢并不是柳青著力刻畫的人物，但在實際上，“由于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熔鑄了作家的幽默和詼諧，表現(xiàn)了作家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和誠摯感情，因而它不僅深刻，而且渾厚，不僅豐滿，而且堅實，成為作品中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當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物”。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很復雜，50年代“左”傾思想和十年動亂，戕害了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從而使他們在一場迷亂中陷入困惑，新時期的文學就開始反映這一段歷史。
二
　　
　　中國社會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在農村大地也開始了一場變革，農民的命運意識也隨之發(fā)生了歷史轉型。首先，土地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刺激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改善了生活，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在溫飽的基礎上，農村的經濟進一步發(fā)展和繁榮。恩格斯說：“人民首先是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接著農民的思想意識也發(fā)生了變化。
　　新時期的文學，也正是抓住這個歷史契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對這場變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及時抓住了變革時期農民思想觀念的變化，刻畫了走向覺醒和自主的農民形象，揭示了農民命運意識的自我覺醒，新時期文學的啟蒙意識，正與“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想一脈相承。而且在農村題材的小說創(chuàng)作上，它比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xiāng)土文學”反映農民命運意識指向更自覺更清醒。它已完全從命運虛無宿命論走向堅實的土地上，并且摒棄掉“十七年”文學中農民形象的虛擬成分，使農民形象做到了真實的還原。一方面揭示了農民作為農民的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代文學觀念的轉換。文學更真實地逼近現(xiàn)實，貼近生活。
　　新時期農民命運的發(fā)展軌跡并非一路平坦，因為歷史的變革本身是一種斗爭，在斗爭中曲折前進。農村的社會變革亦然，一方面?zhèn)鹘y(tǒng)的農業(yè)文明在經受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沖撞下開始動搖、坍塌，農村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和倫理道德觀念也開始裂變。他們要克服自身的痼疾進行艱難的蛻變，還要適應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舞臺，他們有時表現(xiàn)出浮躁，有時又充滿自信，他們有興奮，也有失落，這就使得在改革初期的農民形象添加了時代的綜合征，他們的理想可能并不偉大，但是他們卻真真實實地去拼搏或實踐自己的人生。尤其作為老一輩農民，他們更多承負著歷史的精神重負，使得他們在歷史的變革面前承受著較多的考驗。1980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中何士光的《鄉(xiāng)場上》，塑造了馮幺爸由于政治經濟地位的變化，擺脫掉精神枷鎖，主持正義，恢復了人的尊嚴。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寫出了農民在滿足了物質生活之需求后追求精神生活的滿足。雖然陳奐生還算不上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他的身上多少還帶點阿Q氣，但亦顯示出了新時代的農民精神的風貌，尤其陳奐生由進城到轉業(yè)直至包產，表現(xiàn)了農民的土地情結，也體現(xiàn)了其最終歸依土地的必然。
　　作為新一代年輕的農民，他們生長在新中國，精神上更少浸潤著舊思想舊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城市文明對農村生活的沖擊，使他們的思想和價值觀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為了命運、理想，他們要走出黃土地，走向城市，去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然而，高加林的命運又是曲折坎坷的，命運似乎給他開了個玩笑，高加林從黃土地里走出，最終又回到黃土地上，可高加林能否再次崛起，這是當時一個很有趣的話題。那時，由于種種社會原因，改革艱難而復雜，誰也不能預測到高加林的命運結局。那時，有一個時髦的名詞叫“浮躁”。浮躁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概括了那個時代農民命運意識的騷動不安和困頓無著。由此，20世紀80年代末的農村小說出現(xiàn)了“集體性潰退”，“鄉(xiāng)村小說便忽然間成了一個失語者”。
　　20世紀90年代，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農村各個方面發(fā)生了強烈的震蕩，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農民的命運沉浮和心理變遷深刻展示了農村的這場變革，當然，在社會進程中蘊藏著生機和希望，人民身上的力量和美德，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前進的動因。在新的世紀，農民命運的走向將展示出更廣闊更豐富的社會空間，我們相信，新時期文學也一定能創(chuàng)造出嶄新的農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