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現代文學　發(fā)展
　　【論文摘要】: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fā)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它不僅用現代語言表現現代科學民主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上都對傳統(tǒng)文學進行了革新，建立了話劇、新詩、現代小說、雜文、散文詩、報告文學等新的文學體裁,在敘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寫手段及結構組成上,都有新的創(chuàng)造，具有現代化的特點，從而與世界文學潮流相一致，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
　　
　　現代文學發(fā)端于“五四”新文學運動和文學革命。早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隨著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機日益加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即在西方新思潮、新文學的啟迪下，產生了改革文學以喚起民族覺醒的啟蒙要求,在理論、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各個領域進行了文學改良的初步嘗試,為“五四”文學革命作了思想與文學的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隨著中國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發(fā)展,中國社會新的民主勢力──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發(fā)展。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帶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這樣的經濟、政治、思想背景下，觸發(fā)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這一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突破口，“五四”文學革命以反對封建蒙昧主義與專制主義的舊教條，提倡科學、民主和社會主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主要旗幟，向封建舊文學展開了猛烈進攻，鋒芒所及，從內容到形式，無不引起巨大的變革，開始了文學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個新的文學運動，發(fā)韌于北京、上海等少數文化發(fā)達的城市，在中國現代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逐漸深入全國各地；在日本統(tǒng)治下的臺灣和以后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東北地區(qū)以及香港、澳門等地，也都發(fā)生了并且進行著同樣的或者類似的文學變革。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fā)展，是吸收外來文學營養(yǎng)使之民族化、繼承民族傳統(tǒng)使之現代化的過程。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的文明古國，近代中國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中國現代文學產生于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直接關系著現代文學的發(fā)展?，F代文學在發(fā)展初期，為打破抱殘守缺的國粹主義的思想統(tǒng)治，進行文學的徹底革新，曾對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的文藝思潮、文學流派，包括各種文學形式、表現手法，作了全面介紹與廣泛吸收，同時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遺產進行重新評價。這對打碎封建舊思想、舊文學的枷鎖，促進思想與藝術的解放，促進文學的現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奠基者魯迅曾經指出，中國現代小說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的要求，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且介亭雜文·〈草鞋腳〉小引》），他自己開始進行創(chuàng)作時所仰仗的也“全是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yī)學上的知識”(《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但由于中國現代作家自身與中國人民生活，特別是與民族解放、人民革命運動的天然聯系,對民族心理、習俗、語言的熟悉，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修養(yǎng)，外來文化必然經過有意識地借鑒、汲取、消化的過程，逐步實現民族化。中國現代文學各個領域的早期開拓者，無論是小說領域的魯迅、郁達夫、葉圣陶，詩歌領域的郭沫若、聞一多，散文領域的朱自清、冰心，戲劇領域的田漢、洪深，他們的創(chuàng)作幾乎是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現代化與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征。與此同時，作為發(fā)展過程中的歷史現象，也曾經出現過對西方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義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學）上“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一些創(chuàng)作存在著脫離群眾、脫離民族傳統(tǒng)的“歐化”傾向。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積極的思想斗爭中向前發(fā)展的現代中國面臨一個動蕩的大變革的時代，處于這樣歷史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呈現出不同階級、不同趨向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潮紛然雜陳，彼此沖突而又互相影響與吸收的復雜面貌。這種情況決定了現代文學在尖銳激烈的斗爭中取得自身的辯證發(fā)展。在現代文學的歷史發(fā)軔期，新文學即是通過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在對封建傳統(tǒng)文學的猛烈批判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此后,新文學每前進一步，都遇到舊文學的頑強反抗。從20年代封建主義的國粹派、學衡派、甲寅派、鴛鴦蝴蝶派文學，到3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法西斯民族主義文學，直至40年代的戰(zhàn)國策派、“戡亂文學”，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漢奸文學，構成了新民主主義時期文學發(fā)展中的逆流。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學與上述形形色色的文學逆流的斗爭，決定著新文學的命運。
　　新民主主義文學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決定了其內部各種成分的文學之間,存在著既團結又斗爭的關系。無產階級和革命民主主義文藝思想同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之間，展開過反復的討論和斗爭。從20年代的現代評論派，到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種人”、論語派，直至40年代的自由主義文學，盡管政治傾向十分復雜，就其文藝觀而言，則是屬于資產階級范疇的。通過這些討論和斗爭，無產階級和革命民主主義的文藝從理論上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都獲得了更健康的發(fā)展，為文學向社會主義方向發(fā)展開辟了道路。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一起構成了現代文學的主流；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興起，也首先是“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然后逐漸的動員勞動民眾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如何對待小資產階級作家、小資產階級思想及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對于現代文學，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健康發(fā)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現代文學史上的多次論爭都與這一問題直接相關。曾經發(fā)生過否定或貶低小資產階級作家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的“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也有過混淆小資產階級革命性與無產階級革命性，放棄或削弱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右的偏差，這兩種傾向都對現代文學的發(fā)展產生過消極影響。正是在糾正上述錯誤的過程中，無產階級漸漸團結了大多數小資產階級作家,將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在社會主義歷史新時期,小資產階級作家仍然作為可靠同盟軍，與無產階級作家一起組成了新中國的文藝大軍。
　　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發(fā)展，同時是在內部斗爭中實現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內部斗爭呈現著更加復雜的情況：既有在歷史轉折時期由于對客觀形勢認識的不同而產生的革命戰(zhàn)略、策略問題的爭論，更有為克服因對馬列主義掌握的偏差而產生的革命幼稚病所進行的艱苦斗爭。這種革命幼稚病在中國現代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主要表現為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以及忽視文學的藝術特征、否定藝術規(guī)律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創(chuàng)作傾向。堅持用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展開必要的內部思想斗爭，促進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內部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并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實踐日益密切的結合。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臨在舊的基地上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任務。歷史的發(fā)展要求文學界從思想上澄清對于舊事物、舊文化與新事物、新文化之間界線的認識。但一些片面性、絕對化的觀點，也帶來一些偏頗和失誤。1955年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以及1957年文藝界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進一步發(fā)展了極左傾向。60年代又進行了一系列過火的錯誤的學術批判和文藝批判，終于由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構成了爆發(fā)““””的直接導火線。““””結束后，文藝界在黨的正確方針指引下，科學地總結了歷史經驗，針對長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及其影響，在一系列理論問題上進行了撥亂反正的工作，同時實事求是地批判了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右的傾向，在兩條路線的斗爭中，為新時期文學的健康發(fā)展廓清了道路。
　　結語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積極的思想斗爭中向前發(fā)展的現代中國面臨一個動蕩的大變革的時代，處于這樣歷史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呈現出不同階級、不同趨向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潮紛然雜陳，彼此沖突而又互相影響與吸收的復雜面貌。這種情況決定了現代文學在尖銳激烈的斗爭中取得自身的辯證發(fā)展。
　　【參考文獻】
　　[1] 編后記[J].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05,(04)
　　[2] 王大平. 屈原精神論[J]. 船山學刊, 2003,(01)
　　[3] 姜濤. “轉折”視野中的“現代文學”[J]. 南方文壇,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