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研究畢業(yè)論文
日本文學研究畢業(yè)論文
要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學,首先要理解其民族的文化。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日本文學研究畢業(yè)論文，供大家參考。
日本文學研究畢業(yè)論文篇一
《 日本近代文學史課程教學改革 》
摘 要：以日本近代文學史詩歌教學為例，通過引導學生使用情景記憶、順口溜記憶、想象記憶法，使其在理解和掌握日本近代詩歌思潮史的基礎上，快速記憶詩人及其詩集從而達到教學改革的目的。
關鍵詞：近代文學史;情景記憶;順口溜記憶;想象記憶;日本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3)09-0037-03
在日本明治以前，詩就是指“漢詩”(用漢字書寫，按平仄押韻)，而那些用日語寫的所謂的“詩”被稱為和歌和俳句，此外還有狂歌、川柳等形式。明治以后，這些詩歌形式已不能充分表現(xiàn)新時代的精神。為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受“改良主義”影響的外山正一等人，于明治十五年出版了《新體詩抄》一書。他提倡不要拘泥于漢字，用新的日語來做詩。相對于原來的“舊體”漢詩，稱其為“新體詩”。由于“新體詩”的盛行，“漢詩”逐漸衰落。自此，人們通常所說的詩即指用日語做的“新體詩”，也標志著日本詩歌的誕生。之后受到國外思潮的影響，先后產(chǎn)生了浪漫詩、象征詩、口語自由詩、耽美詩、理想主義詩等各種詩體。
一、浪漫詩的詩人及其作品――情景記憶和順口溜記憶
赴德國留學4年的森歐外于明治二十一年返回日本，第二年就出版了翻譯詩集《面影》。由于受到法國浪漫主義的影響，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文辭上都表現(xiàn)出濃厚的浪漫風格。從政失敗準備通過藝術戰(zhàn)斗的北村透谷，也在同年發(fā)表了其代表作品《楚囚的詩》，接著又在明治二十四年出版了《蓬萊曲》。這兩部詩集以浪漫的情調表現(xiàn)了近代詩人的苦惱。透谷被稱為浪漫主義的指導者，他推動了日本詩歌的浪漫化進程。
島崎藤村作為透谷的盟友，深受透谷思想的影響。兩人一起創(chuàng)辦了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雜志《文學界》。島崎藤村也發(fā)表了處女詩集《若菜集》，描寫青春苦惱的同時，也抒發(fā)了青春的喜悅之情。藤村的《落梅集》是其脫離青春的稚嫩達到壯年成熟的標志之作，此外藤村還出版了《夏草集》。島崎藤村的這三部詩集《若葉集》、《夏草集》、《落梅集》可以按照植物成長的過程情景記憶。即首先是花草樹木抽枝長出嫩葉(日語中若葉即嫩葉)，然后夏季草木繁盛，最后結成果實。同時還可從發(fā)展的角度，理解為象征了詩人從青春期、成熟期到壯年期的成長過程及心理變化。土井晚翠因于明治三十二年發(fā)表處女詩集《天地有情》而一舉成名，與島崎藤村并駕齊驅。文學史上把兩人所處的時代稱為“晚藤”時代。晚翠詩的特點是漢詩調，擅長史詩類的敘事詩。代表詩集有《曉鐘》(明治三十四年)、《游子吟》(明治三十九年)等。《荒城之月》一詩被譜成曲子在日本家喻戶曉。二人詩風形成鮮明對照，并從不同方面謳歌了明治時代的浪漫主義精神。
與謝野寬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明星》雜志，聚集了當時日本詩壇上大量的年輕浪漫詩人，還培養(yǎng)出了像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等著名詩人。與謝野寬的妻子與謝野晶子的加入更為《明星》雜志注入了新的活力。晶子的詩集《亂發(fā)》(1901)用大膽奔放的激情歌頌青春、戀愛、自由和個性解放。作為一位女性詩人，晶子的思想非常進步，對后來的日本女性作家有深遠的影響。
關于以上六位詩人森歐外、北村透谷、島崎藤村、土井晚翠、與謝也寬、與謝野晶子的名字，可以用打油詩進行記憶：“森外”村中一“土井”， 村中浪漫一夫妻。這里的“森外”即指森歐外與北村透谷和島崎藤村兩詩人名字中的“村”，“土井”是晚翠的姓，夫妻是指與謝野寬、與謝野晶子。為了加深對詩人的理解和記憶，最好背誦詩人極具特色的詩歌。例如：晶子在詩《亂發(fā)》中寫道：“五尺秀發(fā)，水中飄柔有誰知，隱而不露少女心。那女子二十華年，君不見，青絲秀發(fā)美如盛春。春思之國戀情之邦，發(fā)亮，幽香來自梅花發(fā)油?稚嫩皮膚含熱血，只懂說教，豈非寂寞。留人歡悅春宵夜，覆琴亂發(fā)復亂發(fā)。”在當時的明治時代，晶子大膽而暴露地歌唱青春之美，而成為女性爭取自由和愛的先驅者。
明治30年代的浪漫詩運動，在日俄戰(zhàn)爭后社會情勢急劇變化的情況下，令人感到其風格的空虛無物。受到自然主義思潮直視現(xiàn)實精神的影響和作用下，詩歌在創(chuàng)作方法和形式上也發(fā)生了變革，最終導致了浪漫詩的衰落。
二、象征詩的詩人及其作品――順口溜記憶
在歐洲象征主義產(chǎn)生于自然主義之后，用自然主義的方法表達詩的真實，并追求使用暗喻手法。這兩種文學思潮，于明治30年代中期被同時引進日本。自然主義被應用到散文和小說上，而象征主義被應用在詩歌方面，進而加速了日本象征詩的誕生與發(fā)展。
上田敏在翻譯詩集《海潮音》(明治三十八年)的序文中寫道，“象征的用法，即是借用某物，把詩人在觀想中產(chǎn)生的某種類似的心態(tài)更好地傳達給讀者”[1]。上田通過這部詩集向日本介紹了法國高蹈派和印象派，是當時日本譯壇的最高杰作。上田對日本的詩壇和詩評論界都有深遠影響。而作為象征詩人最早開拓了玄奧詩風的是薄田泣和浦原有明。
薄田泣于明治30年代初期，在浪漫派的同人雜志《明星》上發(fā)表了大量詩篇，后來收在詩集《暮笛集》(明治三十二年)和《晚春》(明治三十四年)中。30年代后期，受到上田敏翻譯詩集《海潮音》的影響，他開始了象征詩的創(chuàng)作。代表詩集為《白羊宮》(明治三十九年)，主要活用古語和雅語，工于遣詞造句，多描寫的是古時貴族的端莊高雅生活，側重表現(xiàn)形式上的美。浦原有明初期的詩集《嫩草葉》(明治三十五年)、《獨弦哀歌》(明治三十六年)體現(xiàn)了抒情詩風。從《春鳥集》開始嘗試象征詩的創(chuàng)作?！队忻骷肥棺x者在感官上得到高雅、冥想般的享受，繼而完成了象征詩體的創(chuàng)作體裁。薄田泣、浦原有明均是通過活用古語和雅語精雕細琢詩的表現(xiàn)手法，捕捉詩中耐人尋味的細膩感情。他們還成功地深化了藤村、晚翠等人的直敘式抒情詩的內(nèi)涵，提高了其藝術的境界。然而，這種表現(xiàn)形式卻過于偏向古典，有偏于形式美學的傾向，喪失情感本身的生命力。正如分銅作所說：“這不僅標志著明治新體詩運動的鼎盛，也預示了到達這一巔峰之后命中注定的衰落解體。就這樣，象征詩運動一面推進著以追求表現(xiàn)手法革新的口語自由詩運動，一面無奈地等待著未來的新的運動中更為豐富多變的可能性。”[2] 薄田和浦原在思想上被固定于古典主義和形式主義，詩風由于沉重的觀念而被封閉，進而詩歌的活力減弱并缺少新鮮的流動性。北原白秋打破了這個局面，給窒息的、陳舊的象征派打開了天窗，將憂傷的內(nèi)容用嶄新的近代感覺書寫。北原白秋詩風輕快灑脫，其作品《邪宗門》(明治四十二年)用華麗的語言書寫了想象中的異國情趣。詩人安西均曾評論道：“如果有人可以被冠以國民詩人或民族詩人這一稱號的話，在近代和現(xiàn)代中沒有比北原白秋更適合的了。”[3]北原把兒時的記憶進行詩化創(chuàng)作了詩集《回憶》。詩人自我評價道：“這只不過是一部感受史與性欲史，希望讀者將其作為自傳去讀。”[4]這部作品雖然缺乏知性和思想性，但卻使用華麗的色彩、令人陶醉的音樂性，把象征詩推向了高潮。
與北原同時代的詩人川路柳虹在回憶當時詩壇狀況的文章中寫道，“從泣到有明，從有明到白秋，他們的修辭方法越來越高超”，可是卻使人感到，“這難道不是我們的實感落到了另外世界的陷阱中了嗎?”他的這種吶喊不僅是對象征詩的批判也是對當時現(xiàn)狀的反思[5]。此外，詩風沉重暗淡且具有神秘性傾向的象征詩人三木露風，以沉重的語言在詩集《廢園》中用象征手法描繪了思想和抒情的世界。
關于以上象征詩的五個代表上田敏、薄田泣、浦原有明、北原白秋、三木露風的名字可以用一句順口溜記憶： 兩個“田”，兩個 “原”，只有三木露風好孤單。
三、口語自由詩的詩人及其作品――順口溜記憶
口語詩即是用日?？谡Z進行書寫的詩風，它誕生于明治后期。此前，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所謂“詩”必須是用文語來寫的東西?？谡Z自由詩的旗手三木露風與相馬御風在詩評《詩界的根本革新》中，倡導了新興起的口語自由詩。接著，石川啄木用口語自由詩的形式抒發(fā)日常的感情。他深深地感到口語詩的重要性，并在《應該吃的詩》(1909)一文中寫道：“明治40年代以后的詩，之所以必須用40年代以后的語言來寫，并不是詩語的合適與否，表白上的方便與否，新的詩的精神也即是時代精神的必然要求。”[6]啄木強調了用日常用語做詩的重要性，肯定了口語自由詩的價值。面對從古語詩到口語詩轉變的這一過渡期，原朔太郎和高村光太郎的詩歌，亦給當時的詩人提供了參考。“原朔太郎和高村光太郎一起把日本近代詩推向頂峰，并成為口語自由詩實質上的完成者”[7]。1912年以后，口語自由詩與象征詩派運動一起轟轟烈烈地展開，使這種體裁更趨成熟，并從形式上改變了近代詩的面貌。
如何記憶口語自由詩及代表詩人?啄木26歲就去世，一生貧困。而原朔太郎的父親是醫(yī)生，高村光太郎的父親是雕塑藝術家，用現(xiàn)在流行話來說是富二代。一句打油詩如下：啄木沒飯吃，也要寫口語詩，朔太郎、光太郎，富二代來相助，二人都成了口語詩鼻祖。
四、耽美詩的詩人及其作品――順口溜記憶
活躍在浪漫派《明星》雜志的年輕同人漸漸對浪漫思潮產(chǎn)生不滿，導致其于明治四十一年廢刊。明治四十二年，以森歐外為指導者、石川啄木為發(fā)行人創(chuàng)刊的《昂》為耽美詩提供了重要平臺。原活躍于《明星》的年輕詩人，開始轉向耽美風格的詩歌創(chuàng)作，并在《昂》上發(fā)表，促進了耽美詩的發(fā)展。該雜志的主要成員有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木下奎太郎等“面包會”的年輕藝術家。
北原白秋的耽美詩同象征手法不可劃分，而高村光太郎早期耽美派詩風濃厚，但后期主要以理想主義詩風為主，將在理想主義部分作重點介紹。木下奎太郎本人既是醫(yī)生又是詩人，他的代表作為《食后之歌》。耽美派具有都市趣味、頹廢享樂、自我美的形成的藝術特點。
關于耽美詩的三位代表詩人高村光太郎、木下奎太郎、北原白秋的名字可以如下記憶。因為高村光太郎、木下奎太郎的名字中都有“太郎”二字，我們可以根據(jù)動畫片《喜洋洋與灰太狼》中灰太狼愛吼的個性編成入戲順口溜：“太郎”“太郎”吼“白秋”。
五、理想主義的詩人及其作品――想象記憶
明治末期《白樺》雜志創(chuàng)刊。同人們主張把新理想主義作為文藝思想的主流，因此人們稱這個文學流派為白樺派或新理想派。這個流派不僅對作家和畫家，乃至于對詩壇也起到了很大影響。代表詩人是高村光太郎、室生犀星。此外還有遠離中央詩壇，生活在偏僻的日本巖手縣花卷市的詩人宮澤賢治。
高村光太郎從1906年到1909年在美國、英國、法國游學3年半以后回到日本。因受到歐美社會近代市民精神的影響，產(chǎn)生了對自我意識以及要使個人生命更加完善的強烈欲望。他感到生活上和社會上的陳就落后及封建道德的壓迫之后，開始反抗家族制度，不顧長男的身份而離開父母家，不繼承家業(yè)開始了獨居生活。雖然參加唯美主義藝術運動，成為“面包會”的主要成員，發(fā)表唯美頹廢派風格的詩作，但站在自我意識上的反抗，并未能輕易推倒現(xiàn)實之墻，而產(chǎn)生出敗北感和空虛感。明治末期，受到白樺派影響的高村光太郎開始創(chuàng)作有關人道主義內(nèi)容的口語自由詩。其代表作《路程》，分為前后兩部分，前部分為耽美主義傾向的口語自由詩，而后部分為表達對其愛妻智惠子的思念的人道主義口語自由詩。
高村光太郎在他長期的藝術生涯中，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生活上都飽經(jīng)磨難。青年時期，他在職業(yè)與藝術的選擇中苦惱不已，正如他在《路程》這首詩中寫道：“請告訴我該走的路，請告訴我該做的事!”在著名的詩集《智惠子抄》中，詠唱了跟愛妻智惠子從戀愛、結婚、妻子患精神病、死亡，追憶跨越40年之久的生活。伊藤信吉在《光太郎之歌》中評價道，“作為詩人出發(fā)的高村，正處于近代詩的發(fā)展階段，因而具有歷史上的地位和價值”[8]。
室生犀星作為私生子出生在石川縣金澤市，后來被真言宗寺院雨寶院住持室生真乘的姘居收養(yǎng)。生下來就沒有見到生母，養(yǎng)母又是個特殊身份的人，因此犀星一生都肩負這兩重“束縛”。1910年上京，受到詩人北原白秋的賞識。擺脫青春苦惱的室生犀星于1918年完成了《愛的詩集》。
宮澤賢治在日本被定位為作家、自然科學家、詩人。他篤信《法華經(jīng)》，其詩作體現(xiàn)了大慈大悲的思想。他把全人類的幸福作為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因此在詩史上把這位獨具特色的詩人歸類到理想主義中。但更確切地說賢治跟其他理想主義詩人不同，他是宗教詩人。在實際生活中，宮澤還是一個農(nóng)民，一個虔誠的求道者。他的生命僅僅燃燒了37年，終身未婚。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農(nóng)學知識，以獻身的精神來指導農(nóng)業(yè)。把弘揚《法華經(jīng)》的思想為己任。創(chuàng)作了詩集《春與修羅》(共3集)。世人通常把《春與修羅》這部作品稱為詩集，但作者宮澤賢治本人卻固執(zhí)地將其稱為“心象素描”。賢治的理想和追求也正像詩的標題的寓意一樣是擺脫“修羅”走向春天的心相描述。
上述三位詩人高村光太郎、室生犀星、宮澤賢治可以通過用想象加強記憶。在一個理想之國，高遠的天空有一顆美麗的星星在閃爍，并發(fā)出兩種光，即是“賢治”之光和“高村光”，簡略為：理想國度有“犀星”，發(fā)出“賢治”、“高村光”。
日本經(jīng)過了新體詩的誕生，浪漫詩、象征詩、口語自由詩、耽美詩、理想主義詩階段的發(fā)展之后，迎來了日本近代詩的高潮。出現(xiàn)了以原朔太郎和佐藤春夫為首的大成者。原朔太郎的代表作《月吠》(大正六年)和《青貓》(大正十二年)，以口語自由詩的形式，用象征的手法表現(xiàn)陰郁感情。這意味著近代詩的確立。對于后繼詩人來說又是一個出發(fā)點。佐藤春夫把對戀人谷崎千代的思念寫成了《殉情詩集》(大正十年)，巧妙地運用古典語，表現(xiàn)了微妙的感覺，是文語定型詩的絕品。另外旅居法國十多年的崛口大學回到日本以后，出版的翻譯詩集《月下一群》(大正十四年)對后來的詩人也起到了極大的影響。
關于以上詩人及其詩集，可利用詩人、詩集中漢字意義來發(fā)揮想象力：“秋天原野上一匹狼在“吠月”，“青貓”嚇得不得了”，即原朔太郎及其詩集《月吠》、《青貓》。在“崛口大學”的校園內(nèi)“月下一群”學生在看佐藤春夫的《殉情詩集》。通過以上的想象記憶，很快就能記憶三位詩人及其詩集。
以上通過日本近代新體詩的誕生、詩的體裁發(fā)展、近代詩的確立三個部分介紹了日本近代詩歌史的全部過程。在每個部分介紹了主要詩人及其詩集。在理解詩史的基礎上，提出了快速記憶詩人名字及作品的竅門和方法，望給教授者和學習者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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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伊藤信吉.光太郎之歌[M].東京：社會思想社，1962：181.
日本文學研究畢業(yè)論文篇二
《 日本近世文學中的忠孝世界 》
內(nèi)容摘要：“忠”“孝”問題是日本近世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秶諣敽蠎?zhàn)》和《平家物語》中均成功塑造了在“忠”“孝”兩難選擇中掙扎的人物形象。早在奈良時代，隨著《孝子傳》的東傳，日本已經(jīng)在中國孝子故事，尤其是孝子申明故事的影響下確立了自己的忠孝觀，到了近世，申明故事仍然被《千字文》注所采用并深深影響著這一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
關鍵詞：近世文學 申明譚 忠孝
一.平家、近松文學中的“忠”“孝”世界
在近松門左衛(wèi)門的凈琉璃作品《國姓爺合戰(zhàn)》的第五段中，國姓爺和藤內(nèi)當上了延平王，為了光復大明，率領眾軍準備于龍馬原與吳三桂、甘輝率領的韃靼軍決一死戰(zhàn)。面對吳三桂、甘輝等所施飛鏢、毒藥戰(zhàn)術，和藤內(nèi)鎮(zhèn)定自若：
變化無常的詭術，這算什么本事，且看我直接攻入敵陣，與李踏夫決一雌雄，不把這廝剁成肉醬決不罷休。對此時的國姓爺來說，一切的軍功，忠君也好仁義也罷，(為這些)沒了母親則為不孝之罪。[1](p456)
和藤內(nèi)的母親為使兒子拋卻顧慮，完成滅掉韃靼，光復大明的重任，自絕了性命。為母親報仇――以非凡的意志突入敵陣的和藤內(nèi)及其部下，奮力戰(zhàn)斗，迫使韃靼軍隊到了棄城投降的邊緣。此時，韃靼軍隊又把和藤內(nèi)的父親綁到陣前威脅說：“退回日本，則可保你父親性命，若繼續(xù)攻擊，即刻殺掉你父親!”一向勇猛果敢的和藤內(nèi)此刻“身體發(fā)軟，動彈不得。”而此時，和藤內(nèi)的父親沖兒子大喊：“老朽已經(jīng)年邁，命不足惜，我兒盡快攻擊!”聽到父親的喊聲，和藤內(nèi)恢復了鎮(zhèn)定，欲重新殺入敵陣。但是，在李踏夫舉劍刺向父親脖子的剎那，和藤內(nèi)“兩腿又像灌了鉛。”在光復國家，向主君盡忠的大義感召之下，他親眼目睹母親自殺。如今，要是再置父親性命于不顧，使自己陷入雙重不孝之境地，他如何承受得了。
與《國姓爺合戰(zhàn)》一樣，《平家物語》也塑造了陷于“忠”與“孝”糾葛中的人物形象。在卷二“烽火事件”一節(jié)中，平清盛欲拘捕鹿谷謀反事件的幕后主使后白河法皇，這時，長子平重盛冒死向父親諫言：
多么悲痛啊!欲行忠君之大義，則必違背恩重如山的父恩。多么痛苦啊!若要避免陷于不孝之罪，則必將成為大逆不道之臣。進退維谷
想必讀者都會對這句話印象深刻。重盛要對主君盡忠，雖未必一定要犧牲父親。但是，如果遵循了父命，則會陷入對法皇的大逆不道之中。山陽在《日本外史》中對重盛的這一兩難境地，用“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這句著名的話進行了概括。
從《平家物語》到近松門左衛(wèi)門的凈琉璃世界，“忠”與“孝”的命題開始逐步進入文學作品，并成了近世文學的主要命題之一。那么，這一命題又與奈良時代的忠孝觀有著怎樣的聯(lián)系呢?
二.中國孝子譚與奈良時代的忠孝觀
要說忠孝觀念在日本的形成，就不能不提中國的孝子傳說在日本的流傳和影響，在現(xiàn)存日本文獻中，最早收入中國孝子故事的典籍可以說是《經(jīng)國集》殘卷卷二十中主金蘭的一篇對策文。策問如下：
問：孝以事親，忠以報國。既非賢圣，孰能兼此。必不獲已，何后何先。[3](P188)
在策問中，首先提出了孝以事親，忠以報國的命題。作為普通人，當做不到二者兼顧而又必選其一的時候，應該如何選擇。策問一開始便單刀直入地向對策者提出了這一命題。下面為主金蘭的對策文：
臣聞，夫人之生也，必須忠孝。故摩頂問道，負笈從師。然后出則致命，表忠所天之朝;入則竭力，循孝所育之圍。是以參損偏弘孝子之風，政軻猶蘊忠臣之操。是事親之道，莫尚于孝;奉國之義，孰貴于忠。資孝以事君，前史之所載;求忠于孝門，舊典之所編。故雖公私不等，忠孝相懸，揚名立身，其揆一也。別有或背親以殉國，或舍私以濟公。故孔丞割妻子之私，申侯推愛敬之重。即是能孝于親，移忠于君。引古方今，實足為鑒。在父便孝為本，于君仍忠為先。探今日之旨，宜先忠后孝。謹對。[3](P188)
對策文首先針對策問中“孝以事親，忠以報國”展開論述，指出忠孝二者缺一不可。接著，對策文列舉了參損(曾參)、閔損(閔子騫)等孝子以及忠臣政軻(政與荊軻)的故事。參損、閔損的故事見《孝子傳》，作為歷史上有名的孝子，二人同為孔子的弟子。政與荊軻的故事出自《史記》刺客列傳。在列舉了這些例子之后，緊接著主金蘭引用了“孔丞割妻子之私”和“申侯推愛敬之重”兩個例子從忠與孝的效用出發(fā)進行了論證。“孔丞”的故事見《后漢書?列傳》卷三十一，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中略)除武都丞。時隴西余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zhí)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掩。[4](卷三一)
這則故事在白居易所撰類書《白氏六帖》卷二十八“盜寇”條亦有記載，“孔奮字君魯，為武都丞。賊魏茂等攻郡守。奮追急，乃執(zhí)奮妻。奮已年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遂擒賊。妻子亦死，世祖褒美之。”
據(jù)日本學者黑田彰考證[5](p28)，《孝子傳》中登場的“申明(申鳴)”應為能夠進入上代日本人的視野內(nèi)且符合對策文引用條件的“申侯”的人選：
申明者楚丞相也，至孝忠貞。楚王兄子，名曰“白公”，造逆無人能伐者。王聞申明賢，躬以為相。申明不肯就命，明父曰：“我得汝為國相，終身之義也。”從父言往起，登之為相。即便領軍伐白公，白公聞申明來，畏必自敗，乃密縛得申明父，置一軍中。便曰：“吾已執(zhí)得汝父，若來戰(zhàn)者，我當殺汝父。”申明乃嘆曰：“孝子不為忠臣，忠臣不為孝子。吾今舍父事君，若受君之祿而不盡節(jié)，非臣之禮。今日之事，先是父之命，知后受言。”遂戰(zhàn)乃勝，白公即殺其父。明，領軍還楚，王乃賜金千金，封邑萬戶。申明不受，歸家葬父，三年禮畢，自刺而死。故《孝經(jīng)》云：“事親以孝，移于忠，忠可移君。”此謂也。[6](p326)
除了被主金蘭對策文引用外，申明的故事還出現(xiàn)在當時《律令》等的注釋文中。因此，可以說，主金蘭是通過《孝子傳》引用了申明的故事，這應該是確認無疑的。雖然我們不能從前面引述的資料中發(fā)現(xiàn)“申侯”的稱謂，但從前面陽明本《孝子傳》中楚王對申明“封邑萬戶”的記述來看，也許主金蘭所看到的當時的資料中有申明被封為“侯”的記載。金蘭在引述了“孔丞割妻子之私”的故事后，接著列舉了“申侯推愛敬之重”的故事，從而在對策文結尾得出了“宜先忠后孝”的結論。 由此，奈良時代的大學寮官員通過傳入日本的《孝子傳》中類似于申明不得不親眼目睹生父被殺的悲慘故事，似乎已經(jīng)找到了應該如何取舍的依據(jù)。
三.近世文學與申明譚
考察可知，除了主金蘭的對策文中引用了《孝子傳》中申明的故事以外，平安后期至鐮倉前期的一些說話集、唱導資料，例如《注好選》、《今昔物語》、《言泉集》、《普通唱導集》等也都引用了《孝子傳》申明的故事。因此，可以說，在從奈良時代起直至鐮倉前期數(shù)百年間，《孝子傳》對日本人的忠孝觀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并且開始逐步進入文藝領域，對當時的文藝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那么，到了近松的時代，情況又是如何呢?換句話說，近松是否也是通過《孝子傳》來吸收申明的故事并運用于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呢?眾所周知，從鐮倉后期至室町時期，《二十四孝》已經(jīng)完全取代了《孝子傳》，而《二十四孝》版本中并無收入申明的故事。因此，近松所看到的文獻，應該不是流傳于鐮倉以前的《孝子傳》或者引用了《孝子傳》資料的其它文獻。如果說近松引用了申明譚的話，他所參考的資料很可能是在中世室町時代已經(jīng)在日本廣為流傳的《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在“資父事君，曰嚴與敬”一句的注釋中，引用了申明的故事：
昔，楚惠王兄子白公亂，楚王伐之不得。王曰：“寡人聞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門，若得孝子為將軍必能伐之。”左右奏曰：“臣申明者，事父極孝多聞。”(以下為申明的故事，此處略)[7](p257)
流傳于鐮倉時代以前的《千字文》注的原文，現(xiàn)在仍能見到的版本有《上野本 注千字文》(弘安十年(一二八七)書寫奧書，建仁二年(1202)本奧書)，但是對該句的注卻沒有引用申明的故事，而正如《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的書名“增廣”所示，這本《千字文》在該句的注中“增補”了與之相關的孝子傳說。也正因為此注，在室町時期以后直至江戶時代，該“千字文注”作為童蒙教育的一個版本廣為流傳，從而進入普通人的視野而被廣為閱讀。而近松等作家也恰好是通過這一部《千字文》的古注了解申明的故事并把它運用于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
四.結語
綜上可知，《孝子傳》中的孝子故事，特別是申明的故事為奈良時代的對策文所引用并對這一時期日本的忠孝觀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影響作用。這一觀念也影響到了后來的眾多文藝形式，比如中世時期的《平家物語》以及近世前期近松的凈琉璃作品《國姓爺合戰(zhàn)》等。
申明的故事最早見于《孝子傳》，隨著《孝子傳》的東傳日本，申明的故事自然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中世以后，《孝子傳》失傳，但是，申明譚仍然被童蒙教育課本《千字文》注所采納，從而得以在日本廣泛傳播。它不僅為日本人在認識“忠”與“孝”，“公”與“私”問題上提供了思想上的幫助，也成為這一時期日本文學的重要素材被廣泛書寫。
注 釋
[1][日]近松門左衛(wèi)門.近松杰作全集三[M].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10年版。
[2][日]富倉德次郎校注.日古典全書・平家物語[M].東京：朝日新聞社，1970年版。
[3][日]正宗敦夫等編.經(jīng)國集[M].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版，1926年版
[4][宋]范曄.后漢書?列傳[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日]黑田章.《孝子傳》研究[M].東京：思文閣出版.2001年版。
[6][日]幼學會編.孝子傳注解[M]，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版。
[7]金程宇編.<和刻本中國古逸叢書>卷15・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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