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鍵詞:唐代 詠史詩 開明意識
　　摘 要:唐代詠史詩是時代精神的載體。詩歌中無論是對儒家孔子的非議、對起義領(lǐng)袖的贊美,還是對個性女性的理解肯定,無不體現(xiàn)出創(chuàng)作群體的開明意識,閃爍著迷人的時代色彩。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清明和思想解放的時代。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唐代詩人在對歷史題材的吟詠中,敢于非議儒家孔子,敢于歌頌起義領(lǐng)袖,敢于理解和肯定個性女性,體現(xiàn)出卓爾不群的膽識氣度和開明意識。
　　
　　一、對儒學(xué)孔子相對尊崇而絕不迷信
　　
　　唐代實行“尊崇儒術(shù),兼容百家”的政策,故唐代文人能夠廣泛接受各家思想的影響而不迂執(zhí)一端。在唐代即使非議孔子,批評儒家經(jīng)典,統(tǒng)治者也絕不過問。歷史學(xué)家劉知幾編撰《史通》,指責(zé)孔子在刪定六經(jīng)時,為尊者、親者、賢者諱,刻意隱瞞歷史真相,態(tài)度尖銳。{1}李商隱理直氣壯地為“不師孔氏”的元結(jié)辯護:“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之外有何物?百千年賢圣相隨于途中耳!……孔子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容州經(jīng)略使元結(jié)文集后序》)一方面肯定孔子的賢圣,另一方面又指出對于孔子不必一味迷信。韓愈在《原道》中,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的“道統(tǒng)”繼承人自居,大聲呼吁排斥掃蕩佛老異端。但是他在《讀墨子》一文中卻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顯然和孟子斥墨子為“禽獸”的立場大相徑庭。唐代文人在兼容百家的時代空氣中受到多種思想深淺不同的影響,他們思想解放,勇于創(chuàng)新,因而能夠不拘儒家舊說,獨自發(fā)抒見解。
　　唐代文人對儒學(xué)孔子相對尊崇、絕不迷信的態(tài)度,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也明顯反映出來。他們對孔子有時極為尊敬,有時又語含嘲諷。李白在《古風(fēng)》“大雅久不作”中寫道:“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表示要像孔子那樣,為端正文壇風(fēng)尚做出貢獻,對孔子真是不勝仰慕之至。而他在《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又高唱“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儼然以嘲笑孔子的楚狂接輿自比。杜甫一向以忠君尊儒聞名,他在詩中多次以“老儒”、“腐儒”自稱。但他在憤激之時,曾大叫“紈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又在醉酒之后,借
　　“儒術(shù)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的詩句,發(fā)泄心中的牢騷不平。李頎《雜興》詩云:“濟水自清河自濁,周公大圣接輿狂。”用新異的比喻,把儒家圣人周公和楚狂接輿相提并論。詩人認為周公、接輿兩人雖然語默迥異,但在任運遂性上卻是一致的。
　　在吟詠孔子的詩歌中,詩人們往往側(cè)重于同情其生不逢時的坎坷遭遇。唐玄宗《經(jīng)魯祭孔子而嘆之》云:“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已經(jīng)流露出濃郁的感傷情緒。高適在《魯西至東平》中寫道:“問津見魯叟,懷古傷家丘。寥落千載后,空傳褒圣侯。”對其生前落魄,身后尊崇的不同遭際,寄寓了深沉的感慨。此外,李白“宋人不辨玉,魯賤東家丘”(《送薛九被饞去魯》)慨嘆孔子才高而不被賞識。“孔圣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借孔子的壯志未酬排遣自己的失意之憤。盧仝“仲尼魯司寇,出走為群婢”(《感古四首》之二)感嘆孔子為群小所妒,都語含傷感和激憤。
　　唐代文人對孔子采取了一種開明的態(tài)度。他們并沒有把孔子當作超凡脫俗的神來崇拜,而是把他看成有血有肉的古代賢者,因而他們敢于對其有所褒貶,有所同情。這正顯示出文人思想的解放和視野的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