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國外交轉型探析探討論文

　　傳統(tǒng)上，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支付得起的價格獲得的充足的能源供應。當今，能源安全的概念和內涵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能源供應暫時中斷、嚴重不足或價格暴漲對一個國家經濟的損害，主要取決于：經濟對能源的依賴程度，能源價格，國際能源市場，以及應變能力(包括戰(zhàn)略儲備、備用產能、替代能源、能源效率、技術力量等)。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國外交轉型探析探討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國外交轉型探析探討全文如下：

　　當今世界，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一個既定的事實而被中外學者和政策觀察者所廣泛接受。中國外交政策如何進行相應的轉型，以適應日益拓展的國家利益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對外政策研究者所關注的重點。近幾年來，以北京大學王逸舟教授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從中國龐大的海外利益現(xiàn)狀出發(fā)，呼吁變革中國現(xiàn)行的“韜光養(yǎng)晦”“、不干涉”等外交政策原則，以更有創(chuàng)造性、建設性的姿態(tài)參與到國際事務當中去，在學術界獲得了較大的反響[1-2].

　　不過，在涉及到具體事務，譬如近年來越發(fā)突出的能源安全問題之時，相關的研究并沒有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為此，筆者將能源安全與外交轉型相結合，回顧中國外交最新的實例，以嘗試分析中國相應領域外交轉型的可能動向。

　　1 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促使中國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特別是以石油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費量隨之大幅度提高。據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2013年，中國石油消費總量為6億9千萬噸標準煤，相比于2000年的3億2千萬噸標準煤，增幅超過了1倍(圖1)。

　　石油消費總量攀升意味著中國對于原油進口需求不斷擴大，導致中國油氣資源進口的對外依存度日益提高。據工業(yè)和信息化部統(tǒng)計，截止到2014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高達59.4%(圖2)，緊逼中央“十二五”規(guī)劃所劃定的61%紅線。而根據BP石油公司在2014年發(fā)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35》預測，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還將繼續(xù)擴大。按照該報告估計，中國將在2015年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并在2029年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石油消費國。

　　到2035年，中國每天將進口1 400萬桶原油，是2013年的2倍，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驚人的75%[3]。不容樂觀的石油對外依存情況凸顯出中國能源安全問題的日益嚴峻。目前，國際上對于能源安全的定義較為寬泛，不同的定義其內容各有不同，但核心內涵較為相近。國際能源署將能源安全定義為：能夠以可承擔的價格保障能源的不間斷供應。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包括：能源供應是否持續(xù)、穩(wěn)定，能源價格是否合理、可負擔，是否具有能源戰(zhàn)略儲備以應對突發(fā)性短缺而帶來的沖擊等[4].

　　對中國而言，隨著石油對外依存度的不斷提高以及國內油企“走出去”戰(zhàn)略的持續(xù)推進，中國的能源安全視角逐漸集中于兩大議題之上：一是海外能源投資安全，關注中國海外油田及其配套設施的保護，從而保障海外份額油的正常獲取;二是能源運輸通道安全，即維護以馬六甲海峽為主的海上運輸通道以及西北、西南、東北3條陸上油氣運輸管道的安全，確保海外進口原油安全抵達中國本土。無論是海外能源投資還是能源運輸通道，二者均同中國與相關國家(產油國或者運輸途經國)的雙邊乃至多邊關系息息相關。這賦予了中國能源安全問題更多的國際化要素，從而對中國外交的應對與協(xié)調能力提出了更為嚴苛的要求。近年來，由于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部分地區(qū)的政治局勢存在著既有的或者潛在的動蕩風險。

　　蘇丹、南蘇丹、伊拉克、利比亞等與中國海外能源投資相關的國家，以及緬甸、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亞國家等與中國能源運輸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國家，都面臨著包括內戰(zhàn)、種族或宗教沖突、恐怖主義威脅、國內政局不穩(wěn)等在內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威脅，其中有少數已然影響到了中國的能源安全利益。然而，在中國現(xiàn)行的對外政策中，包括“不干涉內政”、“尊重主權”等在內的傳統(tǒng)外交思維將內戰(zhàn)、國內沖突等狀況界定為當事國“內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中國運用外交手段進行直接介入，使得中國無法動用必要的手段保護相關的能源安全利益。這一矛盾反映出中國外交運作范疇的局限性，以及其與中國能源安全之間所存在的脫節(jié)現(xiàn)象。為了適應中國經濟發(fā)展以及國家利益的需求，有必要分析中國傳統(tǒng)外交思維的局限性，促使中國外交進行相應的轉型，以彌合這一問題。

　　2 傳統(tǒng)外交思維的局限性

　　在中國油企走出國門，積極探索海外市場的過程中，(前)蘇丹是最為成功的典范，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在非洲的石油利益需求[5].中國與蘇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中國石油應蘇丹政府的邀請，和蘇丹簽署了6區(qū)穆格萊德盆地的《產品分成協(xié)議》，由中國石油出資70%,蘇丹出資30%進行石油區(qū)塊開發(fā)[6-7].1996年11月，中國石油中標蘇丹1/2/4區(qū)塊項目，組建新的投資集團--大尼羅河石油作業(yè)公司(GNOPC)，并控股40%.該公司運行2 a即收回總投資的60%以上，成為中國石油規(guī)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海外項目之一[8].

　　1999年8月30日，第1艘蘇丹油輪離開蘇丹港前往新加坡，標志著蘇丹正式步入石油出口國的行列。此后的數年中，中蘇兩國的石油合作極大地促進了蘇丹國內的產業(yè)轉型升級，為蘇丹帶來了巨額的財富。2003年，蘇丹被世界銀行列為非洲經濟發(fā)展最有希望和前景的國家之一，2005年，蘇丹的經濟增長率達到8%,成為非洲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中國也從蘇丹的海外石油項目中獲取了豐厚的回報。2003年，中國從蘇丹獲得的份額油總額超過了1千萬噸，位居中國海外份額油來源第1位，占當年中國石油進口總量的11%.2005年，蘇丹出口石油的50%運往中國，占中國石油消費總量的5%.

　　在中蘇兩國石油合作蒸蒸日上的同時，蘇丹國內局勢卻出現(xiàn)了持續(xù)動蕩的態(tài)勢。由于歷史原因，蘇丹的人口分布呈現(xiàn)出北部穆斯林和南部非穆斯林分野的狀態(tài)，南北部發(fā)展嚴重不均，北方占有了大部分經濟發(fā)展果實，從而引發(fā)了南北方長期的政治對立與武裝沖突。2003年初，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qū)的新興叛亂組織宣稱對于“阿拉伯化、政治和經濟邊緣化”的反抗，在西達爾富爾州襲擊了多座城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9].其時，由于中央政府正忙于同蘇丹南部武裝的內戰(zhàn)而無暇顧及西部地區(qū)的防衛(wèi)，導致達爾富爾的政府軍準備不足，在叛軍的進攻之下節(jié)節(jié)敗退。匆忙之中，總統(tǒng)巴希爾動員并武裝了達爾富爾的阿拉伯民兵武裝“金戈威德”,以鎮(zhèn)壓叛亂，解救政府軍。

　　達爾富爾地區(qū)的戰(zhàn)斗因而演化為民兵組織(叛軍與“金戈威德”)之間的沖突。這使得軍事行動中的平民和武裝人員變得難以區(qū)分，而“金戈威德”的殘暴行徑更導致了戰(zhàn)事趨于野蠻和失控。“金戈威德”每襲擊一個村莊，便會殺害村子里的男性并砍掉其四肢，強奸女性，綁架、殺害兒童[10].而政府軍的弱勢使得中央政府對于暴行完全無法控制，只能聽之任之。戰(zhàn)亂持續(xù)到2004年，已有至少3萬人死亡，100萬人流離失所，20萬人跨過蘇丹-乍得邊境，成為乍得難民營中的難民。

　　達爾富爾地區(qū)出現(xiàn)的人道主義危機很快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04年7月和9月，聯(lián)合國安理會先后通過1556號決議與1564號決議，強烈譴責達爾富爾地區(qū)的暴力行為，敦促蘇丹政府采取切實有效的手段制止暴力。2004年7月21日，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將達爾富爾危機界定為“種族滅絕”,呼吁美國對蘇丹采取多邊或者單邊軍事干涉[11].這一決議迅速地將達爾富爾危機推上了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西方媒體開始廣泛地關注和報道這一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人道主義危機。在這個過程中，蘇丹政府的不作為受到廣泛批評，而與蘇丹政府保持密切合作的中國也成為了西方媒體集中討伐的對象。他們認為，鑒于中國與蘇丹的經濟與政治聯(lián)系，中國必須承擔起解決達爾富爾危機的責任，向蘇丹政府施加壓力，徹底停止“金戈威德”民兵的暴力行為。

　　在達爾富爾危機問題上，中國政府秉承傳統(tǒng)外交思維，將危機解讀為蘇丹內政，從而沿用不干涉內政的行為模式，對于蘇丹國內局勢及蘇丹政府持曖昧態(tài)度，先后在涉及蘇丹問題的聯(lián)合國1556號決議和1564號決議中投出了棄權票。與此同時，中國還要求在聯(lián)合國決議案文中增加有關尊重蘇丹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統(tǒng)一的措辭，肯定蘇丹政府已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進展，并且堅決反對聯(lián)合國通過對蘇丹實施制裁的動議。此后，中國在諸多場合均表達了對于禁運和制裁的否定：“禁運和制裁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就像武裝入侵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一樣。”這表明中國對于主權、領土完整等傳統(tǒng)外交思維的堅持，也顯示出中國在立場上對于蘇丹政府的維護，將危機解決的全部籌碼放在蘇丹政府自身的努力之上。中國的這一立場引發(fā)了西方社會的強烈不滿，西方精英階層開始廣泛地將達爾富爾人道主義危機全權歸罪于中國。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一部分西方知名人士和人權團體以達爾富爾之名號召抵制奧運會，作為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藝術顧問的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也因此宣布辭去顧問職務。這一系列事件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聲譽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令中國背負了極大的輿論壓力。

　　遺憾的是，在蘇丹達爾富爾危機中，中國的傳統(tǒng)外交行為模式被證明并沒能有效地維護中國的能源安全利益。隨著蘇丹境內局勢的持續(xù)惡化，中國油企遭襲、發(fā)生人員傷亡的案例時有發(fā)生。較為嚴重的兩起事件發(fā)生在2007年和2008年。2007年10月，達爾富爾叛軍武裝攻擊了科爾多凡州的一處中方石油設施，并發(fā)出了要求中國企業(yè)撤出蘇丹的“最后通牒”.2008年10月18日，包括3名中國工程師和6名工人在內的9名中國石油員工被正義與平等運動綁架，5人慘遭殺害，4人最終獲救[12-13].在能源安全利益持續(xù)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中國不得不開始考慮改變原有的消極應對策略，更加積極地參與蘇丹和平進程。2007年，對于聯(lián)合國有關維和部隊派遣的1769號決議，中國投下了贊成票，中國的維和部隊成為聯(lián)合國大規(guī)模一攬子支援計劃的先遣兵，首先進入達爾富爾地區(qū)進行作業(yè)。同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蘇丹時，向蘇丹總統(tǒng)傳達了“促進地區(qū)局勢穩(wěn)定，加速政治談判進程”的信息，首次直接向蘇丹政府施加政治壓力。國外的一些觀察者就此認為，中國是蘇丹接受聯(lián)合國維和決議的關鍵推手，逐漸成為了后期協(xié)助解決達爾富爾危機的活躍力量。

　　3 外交轉型信號的顯現(xiàn)

　　達爾富爾危機后期，中國的外交行為發(fā)生了一定的轉變，中國開始嘗試在蘇丹政治和平進程中發(fā)揮更積極的作用。這一嘗試為蘇丹局勢的緩和做出了有益的貢獻，但并沒有真正地保護中國在當地的能源利益。2005年，蘇丹政府同南部武裝簽署《全面和平協(xié)定》，確立了南部蘇丹的自治性。2011年1月，根據《協(xié)定》的要求，南蘇丹舉行了獨立公投，并在同年的7月9日正式脫離蘇丹宣布獨立，成為聯(lián)合國第193個成員國。南蘇丹獨立后，新劃定的國境線將中國石油在原蘇丹所建立的石油設施分割成2部分--南蘇丹獲得了大部分的石油開采設施，與之相配套的運輸及煉化設施則主要被北方蘇丹所繼承，企業(yè)的正常生產因而受到嚴重影響。

　　這在事實上意味著中國在原蘇丹地區(qū)石油投資的重新洗牌，中國能源安全利益受到了實質上的損害。獨立之后的南蘇丹繼承了原蘇丹超過85%的石油產值，其中，中國石油主導的1/2/4區(qū)中，1區(qū)、2區(qū)的部分和4區(qū)的全部劃分入南蘇丹，3/7區(qū)中的大部分也落在南蘇丹境內[14].南蘇丹獨立初期，國家極為貧困，財政收入的98%來自于石油，對于能源出口的需求十分迫切[15].這一需求與中國對于繼續(xù)經營蘇丹地區(qū)石油投資的意愿一拍即合，兩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迅速升溫。進入2013年，據美國能源信息署統(tǒng)計，原蘇丹地區(qū)的石油出口有86%運往中國，中國繼續(xù)成為南蘇丹和蘇丹最大、份量最重的石油買家[16].

　　南蘇丹的獨立并不意味著南蘇丹局勢的緩和，南蘇丹和蘇丹關于石油利益、邊界問題上的爭端還時有發(fā)生。另外，由于南蘇丹內部派系的不和，這個年輕國家內部很快爆發(fā)了內戰(zhàn)危機，并延續(xù)至今。2013年12月15日，南蘇丹政府軍內部的2個對立派別在首都朱巴發(fā)生了槍戰(zhàn)，次日，總統(tǒng)基爾發(fā)表講話，譴責前副總統(tǒng)馬沙爾企圖發(fā)動政變。而馬沙爾則隨后指責基爾實行獨裁統(tǒng)治，在國內進行武裝清洗。雙方依托各自控制的南蘇丹政府軍在全國 10 個州中的 6 個州展開了軍事對抗[17].截至2015年3月，內戰(zhàn)已經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200萬人流離失所。

　　在此次南蘇丹內戰(zhàn)危機中，與達爾富爾危機相比，中國外交的反應更為迅速、果斷，體現(xiàn)出更高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據外媒報道，2014年底，中國首次向國外派遣成建制的維和部隊，其維和目的地正是南蘇丹。這支部隊的規(guī)模達到了700人，配備裝甲裝備和無人機，能夠“極大增強聯(lián)合國駐當地維和部隊的實力”[18].在2015年初，外交部長王毅趕赴蘇丹，就“支持伊加特(東非政府間發(fā)展組織)南蘇丹和平進程專門磋商”聽取意見，并協(xié)調立場[19].

　　此次會議上，中方提出了4點調解計劃，并被收錄于2015年3月通過的安理會第2206號決議中，成為下一步南蘇丹媾和的參考意見。在2206號決議的文字中，還特別表示了對中國媾和努力的感謝，體現(xiàn)出國際社會在南蘇丹問題上對中國的贊許[20].

　　此外，在此次危機中，中國的外交行為表現(xiàn)出了更高的靈活性，開始正式突破傳統(tǒng)外交思維中的一些禁忌，以維護中國的能源安全利益。據中國駐南蘇丹大使館消息，在本次調停的過程中，中國不但與國際組織開展合作，還首次與非洲沖突中的反對派進行了會面[21].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鐘建華表示，在以往的國內沖突中，中國避免同反對派的直接接觸，因為“與反叛力量的接觸意味著介入別國內政”.

　　在與反對派的接觸中，中國表達了對于油田安全的嚴重關切：“這是政府也是南蘇丹人民最重要的資產，無論誰攻擊油田都將很難向本國人民交待”[22].外交部長王毅也表示，中國同南蘇丹在石油領域“有著很好的合作”,如果因為戰(zhàn)火戰(zhàn)亂波及石油產業(yè)，“首先受影響的是南蘇丹的人民”,“當然也是中國不愿看到的”[23].對于2206號決議中有關定向制裁南蘇丹的部分，中國不再堅持達爾富爾危機中對于制裁的反對立場，而是投下了贊成票。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大使認為，這一決議“向談判雙方發(fā)出一致信號”,以“敦促南蘇丹有關各方立即停止火暴”[24].

　　中國在南蘇丹的外交實踐表明，中國外交正在發(fā)生變革，中國傳統(tǒng)外交思維中對于不干涉內政、維護他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原則面臨著一定程度上的修正。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對于傳統(tǒng)外交行為的徹底放棄，而是在堅持原有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放寬對于外交實踐行為的限制，以更好地滿足中國能源安全利益的需要。從蘇丹到南蘇丹，中國越來越明確地表現(xiàn)出對于能源安全利益的關注與維護，并且不再將與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相關的事件視為他國“內政”.這為中國提供了動用非軍事性手段進行斡旋與施壓的空間，促使中國能夠更有效地應對相關危機，以保護自身能源安全。

　　4 結論

　　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顯著增長，海外能源利益不斷擴大，體現(xiàn)出中國對于保障能源安全的迫切需求。與此同時，中國外交如何進行必要的轉型，中國傳統(tǒng)的外交思維如何進行修正與創(chuàng)新，從而滿足維護中國能源安全利益的需求，成為中國面臨的挑戰(zhàn)。中國在蘇丹達爾富爾危機以及南蘇丹內戰(zhàn)危機中的所做出的外交努力，體現(xiàn)出中國在保護海外能源安全利益中所做出的努力，釋放出中國傳統(tǒng)外交思維發(fā)生轉變的信號。目前，相關地區(qū)的緊張局勢尚未徹底平息，中國外交依舊任重道遠，但可以預見，今后的中國將以更加進取的態(tài)度面對熱點地區(qū)的熱點事件，運用更為積極的外交手段維護自身利益，更好地為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