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從張學良口述史論其抗日愛國思想演變論文
抗日戰(zhàn)爭是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國人民進行的14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也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有社會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海外華僑同胞廣泛參加的全民族抗戰(zhàn)。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探究從張學良口述史論其抗日愛國思想演變相關論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探究從張學良口述史論其抗日愛國思想演變?nèi)娜缦拢?/strong>
一、東北易幟與對日態(tài)度
1927年夏，日本召開了著名的“東方會議”，其用意是將中國東北分裂出去，變成日本的殖民 地。這一決策竟然成為了日本的最高國策。會議之后，日本制造了“滿蒙懸案”，強迫張作霖進行“滿蒙交涉”，妄圖攫取在東北的更多利益，以達到全面地控制東 北地區(qū)的目的。但是，令日本意外的是1916年以后，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始終不肯執(zhí)行《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nèi)蒙古之條約》，并且還通過省長或各縣知事下達了 一系列《東北官憲排日法令》。于是，日本把張作霖視為日本在滿蒙條約上利益受損的阻礙，很是惱火。由于無法容忍，最終采取了極端的手段，制造了震驚中外的 “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炸死。此后，張學良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執(zhí)掌東北軍大權。
張學良是中國近代歷史上聲名顯赫、富有傳奇色彩的 人物。雖然學界對他的研究成果是眾說紛紜，但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是張學良先生在挽救中華民族于危亡之中卻 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自1928年東北易幟到1936年西安事變，張學良將軍在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上不斷地發(fā)生著變化。也正是張學良對日態(tài)度的變化，促 成了一系列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歷史事件的發(fā)生。“近代社會的動蕩和變化，激發(fā)了張學良高度的民族良知和愛國熱情，他決心消除內(nèi)亂，促進祖國統(tǒng)一。”西安事 變后，他被禁錮了半個世紀，終于在其晚年時，將自己的真實人生講述了出來。“目前以口頭訪談作為訪求歷史史實的路徑，已成為史學界搜尋、運用史料的一個組 成部分，并被納入學術研究之中，且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近20年來，圍繞著張學良口述歷史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管寧、張友坤、畢萬聞、唐德剛等 人著錄的《張學良開口說話》《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等多部學術著作深受關注，這些為張學良及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充實的史料。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承認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并且通電全國，服從南京國民政府。關于東北易幟的原因，在《張學良口述歷史》出版 之前，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是“國難家仇促使張學良決心抗日，但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并認識到要御外侮，報父仇必須謀求全國的統(tǒng)一，一 致對外。”其實不然。當時，奉系的實力并不軟弱，甚至可以說是強于南京的實力。正如張學良的部下盧廣績先生在一次接受外媒采訪時曾說過：當時的奉軍是30 萬人，此外，還有海軍、空軍，而蔣介石卻只有20萬陸軍。從實力上比較，即使不與蔣介石爭雄，也是沒有必要服從于南京政府的。從《張學良口述歷史》中我們 發(fā)現(xiàn)：張學良承認，是父親的遇害更加堅定了其實行易幟的決心。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主張國內(nèi)統(tǒng)一，認為中國的統(tǒng)一是國家不被欺辱的根本。可是，日本曾多次 拉攏張學良，要支持他在東北做皇帝，但遭到了張學良的多次回絕。正如他在自述中提到：與林權助的一次交流中，明確表示自己是中國人，是不會受日本人擺布 的。因此，日本人產(chǎn)生了要對付他的企圖。
如此看來，張學良易幟并非是因為自身實力不足而聯(lián)合南京國民政府，而是出于愛國情懷。 日本對東北乃至整個中國的覬覦，深深觸動了張學良的愛國之心，易幟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xiàn)全國統(tǒng)一抗日。唐德剛先生對這一事件評價是：“學良于1928年底的 易幟，與中國內(nèi)戰(zhàn)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jié)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223
在民族危急關頭，張學良把民族 大義置于眼前，順應歷史發(fā)展的潮流而進行易幟，維護了祖國統(tǒng)一。從此，張學良的思想由軍閥割據(jù)進入了軍閥分治的愛國統(tǒng)一階段。由此，東北易幟“這一行動挫 敗了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陰謀，維護了國家領土的完整，是順應歷史發(fā)展潮流的愛國行動，是張學良對中國歷史的一大貢獻”。換而言之，張學良一腔愛國熱血及其 政治家的節(jié)操與風范是東北易幟的根本原因。
“東北易幟這一歷史事件的基本性質(zhì)是愛國的、進步的，其主要作用是積極的。”
二、“九·一八”事變與張學良的思想變化
張學良擁蔣、助蔣統(tǒng)一，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既危害到日本的利益，也促使東北地區(qū)的防務變得松弛。這時，日本趁機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意圖明確，要占 領東北全境，這對張學良來說是致命打擊。按常理推斷，實力雄厚的東北軍在事變發(fā)生之后，應該全面對敵。但事實上，張學良非但未帶領東北軍進行抵抗，反而放 棄東北退守關內(nèi)。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學者談及到：對中村事件處理時，蔣介石曾向張學良訓示—東北軍面對日軍在東北的任何挑釁均要采取不予抵抗的政策以避免 沖突，并要求這一政策在東北軍中得到貫徹。多年以來，每當談到“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之所以不抵抗，根源就是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然而， 張學良在其自述中卻多次強調(diào)：“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原因在于他自己，并非蔣介石和國民中央政府。在1990年，日本廣播協(xié)會到“臺灣”采訪張學良，當 他談到“九·一八”事變時說：“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 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guī)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xiàn)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 下達過不抵抗指示。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焙髞恚芏鄬W者曾經(jīng)推測，張學良之所以將東北淪陷的責任攬于自己身 上，是因為自西安事變以后，張學良的處境決定了其言論，張學良的說法并非本意。直到張學良在遷居美國之后，依然堅持他當時的判斷，認為日本人不會占領中 國。所以，為了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zhàn)事的借口，下了不予抵抗的命令。這與張學良在臺灣時期的說法是一致的。另外，他還在多次的訪談中對坊間 傳聞的一些事情做了澄清和更正。例如，在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記錄與張學良的一段談話中，張學良對不抵抗的事情進行了鄭重的聲明：很多書中一些人所說的 國民中央政府下令不抵抗是不實的，那個命令是他本人下的。他還說，因為以往處理日本的挑釁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處理方式，沒有預計到日本人會有如此心 思。作為封疆大吏，歷史的責任在他。但在其口述歷史中，又為其自己辯解，他的不抵抗并非是內(nèi)心上的不抵抗，而是對時局的判斷錯誤。張學良在自我反省的同 時，也為自己辯護：既承認“判斷錯誤”，卻又否認“不抵抗”。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考察“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根本原因，張學良的自 述給我們提供了有利的依據(jù)。雖受時局影響，但其心可鑒。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之后背井離鄉(xiāng)，非其所愿。他認為政府與國聯(lián)的力量是可以解決日本動武這一 問題的，所以放棄了抵抗。對此，他在口述歷史中談到日本奉還家產(chǎn)的問題時說：“要還，你把東三省還給國家”。也就是說，張學良當時認為，政府出面解決相關 問題，通過國際會議或者其他交涉，東北是要“還的”。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應該是本著維護國家統(tǒng)一，認為面對日本的“挑釁”要上升至國家層面來解 決。正如他“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表示，日本“絕非我一人及東北一隅所能應付”，中央政府才是有能力解決事情的。這一時期的張學良在思想上已經(jīng)完全超越了 軍閥分治統(tǒng)一的愛國階段。張學良應該是經(jīng)受軍閥割據(jù)思想與政治統(tǒng)一思想的碰撞的煎熬的，既想收復東北，又想要謀求國家的統(tǒng)一。尤其是熱河抗戰(zhàn)失敗以后，張 學良辭職放棄東北軍的領導權，更加說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已經(jīng)告別了易幟時期的愛國合作分治思想。
三、張學良的思想轉變與西安事變的爆發(fā)
張學良辭職之后，赴歐洲考察，受到歐洲各國政治軍事局勢重要影響。他對國際局勢進行了分析，認為世界大戰(zhàn)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歐洲各國反戰(zhàn)情緒高漲，但大 戰(zhàn)依然迫在眉睫。他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東北問題依靠國聯(lián)是不可能解決的，國民政府所提出的對日作戰(zhàn)“準備期”是“無限期”。恰恰在此時，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 進一步侵略與擴張，利用經(jīng)濟、政治、外交、軍事，甚至于文化等各種手段對中國進行綁架。于是，張學良對時局進行了認真而深入地分析，確定了立即對日作戰(zhàn)的 思想。此時的張學良，認為國內(nèi)統(tǒng)一是抗日的必備條件，主要的想法還是與蔣介石趨于一致的。在歸國后，他回答上海記者提問時明確地表示：“本人之意，惟望國 內(nèi)和平統(tǒng)一，方能救中國。”2“張學良的落腳點始終是希望蔣介石能夠統(tǒng)一救國，勵精圖治，收復被日寇占領的東北失地”。同時，張學良同意“攘外必先安 內(nèi)”，并且主張實行法西斯主義。也就是說，雖然張學良在這一時期已經(jīng)逐漸認識到了不抵抗政策的失誤，但是，他所希望的還是以國家的統(tǒng)一作為收復東北的前 提，將國家的統(tǒng)一與自己的抱負聯(lián)系在一起。
直到1934年3月，張學良在武漢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調(diào)集舊部開赴西北地區(qū)與十七路軍協(xié)同 作戰(zhàn)，剿滅“匪患”。這也是張學良這一時期主流思想的具體體現(xiàn)。他堅信國家統(tǒng)一才是抗日的基礎，“不安內(nèi)，便不能攘外，要安內(nèi)，必先剿滅赤匪，只有在撲滅 赤匪以后，全國上下才能結成一致的對外戰(zhàn)線，才能收復失地。所以，為著我們民族國家的利益，我們必須以剿滅赤匪為當前最緊要的任務。”此后，張學良帶領東 北軍圍追堵截紅軍，希望通過剿共勝利以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并擴充自身實力。但在三個月的戰(zhàn)事中，張學良非但沒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損兵折將，這給張學良以 極大的打擊。此外，最讓張學良難以接受的是蔣介石想要削弱自己，其意圖明顯，如減發(fā)軍餉、取消被殲部隊番號等，這些令張學良悲憤不已?！斑@個事實再次教育 了張學良，使他不僅看穿了蔣介石驅(qū)使東北軍進攻紅軍的險惡用心，在于使其兩敗俱傷，而且認識到內(nèi)戰(zhàn)不已，抗日無從談起。”由于剿匪的結果與張學良的初衷相 悖，所以，張學良的愛國統(tǒng)一思想與安內(nèi)攘外的政治主張開始出現(xiàn)了激烈的碰撞。張學良在其自述中談到：他與蔣介石的沖突就在于前者主張攘外安內(nèi)，而后者主張 安內(nèi)攘外，兩人的爭吵的根源也在于此。在國民黨“五大”期間，張學良就已經(jīng)開始謀劃新的出路。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張學良在抗日愛國的思想驅(qū)使下，對蔣的 態(tài)度開始發(fā)生變化。他已經(jīng)開始認識到蔣介石思想的守舊與反動，他決定要挑戰(zhàn)“領袖的權威”。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chǎn)黨駐共產(chǎn)國際 代表團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精神，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同時，在國內(nèi)公開發(fā)表，呼吁“停止 內(nèi)戰(zhàn)”“抗日救國”，即“八一宣言”。宣言的主體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張學良也由此看到了共產(chǎn)黨的對日主張。1936年1月，張學良秘密到上海找到了進 步人士杜重遠，開始與中共取得聯(lián)系。中國共產(chǎn)黨得知張學良抗日的想法之后，決定團結張學良及東北軍。1936年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澤東、周恩來、彭 德懷等名義發(fā)表《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lián)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肯定了東北軍大多數(shù)是愛國的，紅軍愿意與東北軍互不侵犯，合作抗日。1936年3月， 張學良通過上海地下黨李杜認識了劉鼎，進一步加深了相互之間的了解。4月6日，毛澤東、彭德懷密電張學良，確定膚施會談中共代表為周恩來，并將會談要點電 告張學良，希望張學良也提出自己的建議與真實想法。最終，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會談上對停止內(nèi)戰(zhàn)問題、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lián)軍問題、紅軍集中到河北抗日問 題、派代表赴蘇聯(lián)問題、通商問題等，初步達成了協(xié)議。這次會談對張學良抗日愛國思想轉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從張學良對周恩來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張學良 對聯(lián)共抗日的期待。他說“中國現(xiàn)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來，我最佩服他?！薄翱梢哉f我們倆一見面，我當時我答應了周恩來?！?55由此可見，張學良已經(jīng)堅 定抗日救國的決心，那么，西安事變也就成了歷史必然。
當時，張學良的思想變化是由內(nèi)外兩個因素促成的。一是，張學良為了不再無故損耗東 北軍的實力，不想再與紅軍正面沖突，產(chǎn)生了以和平代替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國共之間問題的想法;二是，中共在張學良舉棋不定的時候，采取了積極的態(tài)度來促進他 的思想轉變，進一步動搖了張學良剿滅共產(chǎn)黨的意志。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張學良多次勸諫蔣介石“內(nèi)戰(zhàn)的結果，無論誰勝誰敗，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自我消 耗，無異在客觀上幫助了民族的敵人”1。這些說明，此時的張學良已由原本的先安內(nèi)后攘外思想轉換到全民族抗日上來了。特別是華北淪陷，更加讓他看到，不僅 是淪亡的東北難以從日本人手中收復，而且整個中華民族都面臨著被日本人滅亡的危機。于是，張學良便開始梳理自己的思路，調(diào)整了先“救亡”而后“救國”的思 維次序，逐漸拋棄了原有的“統(tǒng)一抗日的愛國思想”，從而轉變?yōu)椤叭褡蹇谷盏膼蹏枷搿薄＿@也正是張學良發(fā)動西安事變的思想根源。唐德剛教授在采訪張學良 時問到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時，張學良說：“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fā)動的。”1這充分說明了張學良這一時期思想變化的深刻性與堅定性。
四、口述歷史中張學良抗日愛國思想的演變分析
口述歷史，是一種很有價值的記述歷史的方法，是一種可以更真實、更深刻、更具體地反映歷史的方法，可以為歷史研究提供其他史料所不能提及的一手資料。對 于口述歷史的研究，學者們也是眾說紛紜。對于張學良口述歷史的真實性及其價值，學術界也是褒貶不一。中國人民大學張同新教授認為：“張學良的口述歷史基本 上沒有記述者、著述者個人的格外加工、修飾，能夠完整地保留了張學良口述的原意。它的優(yōu)點在于給史學工作者提供了原原本本的歷史資料，給持有不同觀點、不 同學術風格、從不同角度研究張學良的學者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睖刂荽髮W教授王海晨則說：張學良口述歷史已經(jīng)有幾個版本在坊間流傳，學術界對此褒貶不一。有 的說，價值不大，沒什么新東西;有的說，亂七八糟。王教授認為：張學良這百年人生中，老人“鎖嘴”半世，90高齡之時，“竟然還有勇氣將他一生的經(jīng)歷、感 受，用生動的語言娓娓道來，已經(jīng)非常難得了! 而史家所需的正是這半個多世紀前的‘老觀點’?！碑斎唬瑢τ诳谑鰵v史的真實性，很多人也都提出了質(zhì)疑。尤其是張學良口述歷史的發(fā)起者主要是哥倫比亞大學的 部分學者，能否克服晚年的張學良濃重的東北話口音以及嗓音不清等問題、美國學者是否真正了解東北的近代歷史，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我們必須看到，張 學良在多次公開訪談、口述紀實以及應哥倫比亞大學學者之約口述歷史中，其主流思想的演變是沒有任何可以質(zhì)疑的。也就是說，利用張學良口述歷史研究其自 1928年到1936年間的抗日愛國思想的演變，依據(jù)充分，翔實可靠。
張學良說過：“人的思想永遠是隨著時間或空間變遷……只有隨時隨地把自己的思想記載下來，才能充分的了解自己，而且由于前后印證才能找出本人思想變遷的痕跡?！?70我們研究張學良在中國近代的抗日愛國思想變化時，發(fā)現(xiàn)張學良思想的變化是具有穩(wěn)定的思維邏輯關系的。
(一)張學良的愛國情懷
張學良的愛國情懷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內(nèi)容，是具有時代和個人特色的。由于所處地位的特殊性，張學良認為自身具有充分的資本去愛國，他將封建軍閥的地方主 義與忠君愛國相結合，形成了合作分治的愛國思想。日本占領東北以后，張學良喪失了地理空間上的支持，他的愛國思想轉變?yōu)榻y(tǒng)一愛國思想，力圖以全國地域的統(tǒng) 一換取東北地域的收復。但是，事實與張學良的設想產(chǎn)生了極大的反差。隨著國際與國內(nèi)形勢的惡化，張學良所謀求的全國統(tǒng)一環(huán)境下的抗日局勢難以形成。于是， 張學良只得順應歷史潮流，成為了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擁護者。同樣，遷居美國后的張學良，在90歲高齡時還依然心念國家，愿意為國家、為人民盡其力量，依然保持 著青年時代的情懷?？v向考察張學良政治思想的發(fā)展歷程，通過對張學良口述歷史的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在其一生中，愛國情懷是其思想中的主線。張學良是忠誠的愛國 者，正如其所說，“我不敢用‘愛國者’三個字，我倒是愿意接受”502。也正是這種無私的愛國情懷，促成了歷史變革時期重大事件的發(fā)生，改變了中國歷史的 發(fā)展方向，造就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千古不朽的人物。
(二)張學良的仇日情節(jié)
張學良的仇日情節(jié)，沒有他人的灌輸，也非書 本中所學。他自幼就目睹了日本在東北的暴行，特別是成人以后遭受了多次打擊，使得他更加憎恨日本。眾所周知：父親張作霖、兒子張閭琪都是死在日本人的手 中，他所管轄的東北淪為日本殖民地，他本人也因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面對這些，張學良曾說：“我自己的整個毀滅是出于日 本?！币蚨覀兛梢钥闯鰪垖W良從小就有仇日情節(jié)，他在骨子里對日本就是憎恨的，尤其是再加上殺父之仇、奪家之恨，張學良對日本的憎恨已經(jīng)激化為不共戴天 的仇恨?！按驌襞c抵抗日本侵略者”便成為了1928年以后的張學良政治思想與活動的重要核心內(nèi)容，也是其一切政治與軍事活動的主要目的。在1990年日本 媒體采訪張學良時，張學良曾反問日本記者：日本為什么將東條等人作為英雄而不是罪人?一位篤信基督半世紀耄耋老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可以看得出來他并沒有寬 恕日本，無法釋懷心中的仇恨。由此可見，1928年之后的張學良政治思想中的仇日情節(jié)有多么濃厚、影響又有多么的重大。東北易幟是為求得統(tǒng)一，打破日本對 其威逼利誘;西北“剿匪”是為安內(nèi)而后攘外，收復東北，匡復河山。但是國力不足、難以助其實現(xiàn)匡復東北以報國恨家仇，再加之“仇日情結”的不斷升級，最終 產(chǎn)生了聯(lián)蘇聯(lián)共發(fā)動事變的想法。換而言之，西安事變的根本原因是張學良抗日愛國與政治現(xiàn)實之間矛盾的集中體現(xiàn)。由此看出，張學良對日本的仇視態(tài)度影響了他 在諸多事件中的決策。
(三)張學良的本性使然
張學良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行動均是以“良心”為基本原則的。張學良在其自 述中以及諸多的電文演說中，經(jīng)常強調(diào)人的本性應該是善的，人要講良心。在他看來，“良心”是每個人區(qū)分善惡的能力，有良心者為善，去勇敢地做正確的事情。 張學良就是這樣“本良心做事，為社會服務”182。同樣，在東北治理方面他也是秉承良心，維護東北安寧，保護東北民眾。在張學良的人生哲學中，良心是本性 使然，凡是符合本性要求的要盡量去做;反之，則要盡力克制。張學良本性根源于其成長時期的教育與實踐，在不知不覺中把儒家忠孝仁義的道德標準與____普世 救人的實踐觀結合起來。在不斷地磨礪中，他形成了以“忠孝仁義”為內(nèi)核、以“普世救人”為目的、以“豪俠豁達”為外在表現(xiàn)的性格特點。這也是其本性的基本 要求和思維邏輯中的良心準則，這對張學良其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導向性的作用。
綜上而言，張學良政治思想體系是以良心準則為基礎、愛國主 義為核心、仇日情結為發(fā)展動力的。日本學者西村成雄曾稱贊張學良是“典型的集建設近代國民國家(救國)和救中華民族(救亡)雙重課題于一身的政治家”。同 時，在張學良口述歷史中，我們也可以明顯地看到在雙重變奏的歷史環(huán)境下，其任何行動并非其沖動而為，都是在歷史客觀因素的推進下引起其主觀思維變化。也正 是基于這樣的原因，從“東北易幟”到“西安事變”，張學良的行動決策雖然判若兩人，但其抗日愛國思想基礎是一脈相通的?！吧賻浺罂谷?，要求與共產(chǎn)黨合作 卻不是出于個人私利，而是出自愛國的動機?！睖蚀_地說，張學良所采取的行動，都是其抗日愛國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一顆赤子心，滔滔中華情。張學良以偉大的犧牲 精神，換取了國內(nèi)的和平，促進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為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和民族解放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成為改變歷史的偉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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