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近代史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歷史。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近代史歷史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中國近代史歷史論文篇一

　　《試論中國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歷史論文論文》

　　提要：關于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義，近幾年已有多篇文章加以論述，只是對其內涵、性質及思潮與流派的界定，仍頗有歧義。本文除對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外，還將對這一思潮的流變過程、各時期特點及其復雜的歷史作用進行一些分析，以就正于海內方家。

　　關鍵詞：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一、近代史上的兩種文化保守主義

　　近代以降，面對飄洋東來、以新型工業(yè)資本社會形態(tài)為背景的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戰(zhàn)，中國本土文化能否繼續(xù)延展其幾千年來不絕的生命，曾是思想界長期紛紜不決的一大公案。文化保守主義便是在這場爭論中對此始終持肯定態(tài)度，并身體力行地為重塑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精魂而吶喊的一種社會思潮或學術流派。

　　說到保守主義，人們總不免將落后、守舊的貶義與之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看法，固然有其一定的依據(jù)，但是決不全面。因為它還常常用來指對于社會事物的變遷更傾向于保持其延續(xù)性和漸進性，以力求穩(wěn)健的某種觀念或意識。本文所討論的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主要便是依據(jù)這一含義界定的。

　　在關于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討論中，有人認為這一思潮在我國發(fā)端于十九世紀末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及其建立孔教之說，[1]也有的將其上溯到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觀，[2]甚至還有把近代早期的封建正統(tǒng)派直到“五四”以后的新儒家同作為“文化傳統(tǒng)主義”思想脈絡在各時期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而加以綜論的。[3]這些不同的說法，表明各家對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界定標準尚存在著分歧。因此，在討論中國近代的文化保守主義之前，自應先對其略作說明。我們認為，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近代”兩字，按照我國學術界的通常用法，一般包含著兩層涵義:一是時段概念，即指自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或1949年建國的這一歷史階段;一是社會形態(tài)概念，即指封建社會結構遭破壞而進人資本主義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而在考察近代文化保守主義時，對于后一概念的把握顯然更為關鍵。廣義地說，文化保守主義的觀念或思想，各個時代都可能有，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文化極為悠久的國家，文化保守主義更有著十分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傳統(tǒng)。儒學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就是一個十足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他不僅主張“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還為保存和傳播古代文化遺產作了大量工作。其流風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對于文物制度的演變大多偏向于一種保守持重的意態(tài)。進人近代以后，那種以維護封建制度為目的，深閉固守傳統(tǒng)文化的一切，拒絕任何變革，或者堅持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性質和主體不可變的保守觀念，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仍保持著相當強大的勢力。但由于這類觀念無論從內容還是表現(xiàn)方式看，都與一般封建社會的文化保守觀念無本質的差別，故盡管它是近代社會客觀存在的文化現(xiàn)象，從社會文化形態(tài)的角度審視，仍非我們所說的近代文化保守主義。因為嚴格意義上的的近代文化保守主義，應當是一種具有自覺的近代意識或以這種意識為主導的文化保守主義。也就是說，在整個中國近代的歷史時段中，事實上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保守主義。

　　一種是封建的文化保守主義，它不但主張在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上固守一切傳統(tǒng)，拒斥各種異端和外來文化因素的加人，還極力要求在政治上保持舊有的封建制度或其主體。從近代前期視一切洋貨洋物為“奇技淫巧”而深惡痛絕的封建正統(tǒng)派、洋務運動時期的頑固派，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屢屢掀動復辟濁流的封建遺老，都是這一文化保守主義血脈相承的思想代表。至于洋務派的文化觀，雖然反映了晚清封建統(tǒng)治集團中較為務實一派的思想，并且最初還是以頑固思想的對立面出現(xiàn)的，但因其基本立場仍在于維護封建制度，故本質上，也只能流為一種封建保守文化的變形。在其所設定的社會文化體系中，體現(xiàn)封建制度根本利益及其意識形態(tài)精神的“中學”占據(jù)了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具有近代意義的西學或新學只不過是一種輔助和補充，且這種有限的西學吸納，也是以不損及封建秩序的穩(wěn)定及其統(tǒng)治利益為絕對前提的。

　　因此，自戊戌變法到二十世紀初年，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與先前的對手頑固派，思想上實已合為一流，《勸學篇》在當時受到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劣紳葉德輝、蘇輿等頑固派人士的交口稱譽，便是一種明證。

　　另一種是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義。他們雖然也對傳統(tǒng)懷有強烈的依戀感，并且十分強調文化變動的歷史延續(xù)性，始終傾向以傳統(tǒng)文化為根底或主體的近代文化建設進路，但卻并不因此盲目維護傳統(tǒng)社會體制。他們不僅能以理性的姿態(tài)看待和認肯整個社會的近代化趨勢，有的還積極投身推翻封建專制和建設現(xiàn)代民主制度的革命實踐。即使對于所鐘愛的傳統(tǒng)文化，也不一味偏祖，而是有所反思和批判，其文化觀的內涵和關切目標都已顯露出一種背離封建的近代文化建設意向。從章太炎到“五四”以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無不具有這樣的特點。美國學者史華慈(B.Schwaitz)所謂“現(xiàn)代中國保守主義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義’，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現(xiàn)行之社會政治現(xiàn)狀的‘社會政治的保守主義’。許多中國‘文化的保守主義者’，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該保存下來的文化要素。”[4]指的正是這類文化保守主義。

　　依據(jù)這樣的界定，可以看到，自1840年到1949年的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義的演變可明顯地劃為二個階段:十九世紀末之前為封建文化保守主義居主流時期，此后則為真正具有近現(xiàn)代意義的文化保守主義形成發(fā)展時期。

　　封建文化保守主義所以在近代前期的思想界仍能保待主導的地位，不僅在于憑藉其原先在舊體制下形成的深厚根基及其社會意識形態(tài)機制運作的慣性影響，還在于中國社會的進人近代，本非其內部諸近代因素自然發(fā)展的結果，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的運動中被裹挾卷人近代化潮流的。這種被動的過程，不但使之在封建社會結構遭到破壞和瓦解的同時，未能直接走上正常的資本主義道路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使其近代文化的醞釀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一種滯后狀態(tài)。加之當時社會上下因普遍憎恨西方列強的侵略行為，對近代西學的輸人亦往往連帶而生防范之心。以致在進入近代社會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代表新社會形態(tài)的文化因素還無法形成一種自覺意義上與封建文化相抗衡的力量。

　　但是，到十九世紀末以后，情況便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隨著國內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并登上政治舞臺，以及近代思想啟蒙運動的漸次展開和新文化觀念在學術、教育、社會習俗諸領域的傳播滲透，使整個封建文化秩序的權威大為衰落，綱常名教也遭到抨擊，以至于譚嗣同激烈地發(fā)出了“數(shù)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5]的呼聲。這就從根本上削弱了封建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思想基礎。另一方面，半個多世紀以來封建文化保守主義步步失敗的實踐，也使其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特別是戊戌政變至庚子間保守派瘋狂鎮(zhèn)壓維新、盲目排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和種種喪權辱國的行徑，更使其昏態(tài)畢露，人心盡失，并直接導致封建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影響一落千丈，不復可振。、當然，這并非說封建文化保守主義從此已告絕跡。事實上，直到“五四”以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其遺緒依然存在，只不過因聲名狼藉，在思想界已說不上有什么公開的號召力了。此外，在考察近代史上的封建文化保守主義時，還應注意一個事實:由于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和文化思潮演變超乎常態(tài)的速率，使置身其中的該派人員構成、運思模式前后也不無一些變化。大抵說來，到二十世紀初年，整個封建文化保守主義的陣營實際上已成封建頑固派和洋務派完全合流之勢，朝廷中最為頑固的一批大臣如徐桐、剛毅、趙舒翹等，經過庚子事變，或死或關或殺，剩下的迫于時勢，在觀念上遂向洋務派靠攏，1901年清政府頒布的“新政”，便是這種保守政治的實際運作。而辛亥革命以后，這一陣營又加人了部分原先有立憲傾向的人物，顯得流品更雜，甚至對晚清維新派的某些主張也有所接受。這種現(xiàn)象的存在，自然并不意味著它的封建保守主義基本立場有所改變，但卻深刻地反映了在時代大潮一往無前的沖擊下，舊文化勢力無可奈何、步步退卻的窘態(tài)。

　　在中國，真正具有近現(xiàn)代意義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形成于二十世紀初年。這是一種在新的社會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文化觀，細審其政治傾向、運作目標和價值觀念，都與前述封建文化保守主義有著本質和形態(tài)的差異。故在考察和評判這一文化現(xiàn)象時，不能簡單視之為封建文化保守主義在新形勢下的變形派生物，因為它本非這根藤上結的瓜，它的產生實在是別有更為現(xiàn)實的原因。時下有些人談及現(xiàn)代文化保守主義，常常喜歡用“中體西用”幾個字來概括其文化觀的基本傾向，甚至說他們仍未脫出洋務派的思想框架，并以此來確認洋務派為現(xiàn)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想源頭。我以為，用“中體西用”的詞義來概括某種思想結構的狀態(tài)未嘗不可，但因此而將這種思想結構與晚清洋務派一律劃上等號則大可不必。因為“中體”兩字的涵義本可作不同的理解，洋務派的“中體”指的是政教合一，即以君主專制為載體的政統(tǒng)和名教綱常為核心的道統(tǒng)相結合的封建文化體制;而現(xiàn)代文化保守主義所肯認的“中體”，則更注重于體現(xiàn)民族歷史精神的文化傳統(tǒng)，他們不但將中國文化的道統(tǒng)與舊政統(tǒng)分離出來，還極力賦予其非封建性甚至現(xiàn)代意義的診釋，兩者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正如我們不能因為現(xiàn)代學者陳寅倍自述其“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xiāng)、張南皮之間”，[6]便將其思想完全等同于洋務派一樣。

　　誠然，由于這兩種文化保守主義所憑藉的基本思想資源都是傳統(tǒng)文化，其語言的表述、概念的使用乃至某些觀念，常不免有相似之處，以致在“五四”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往往被進步學者一概視為封建文化的余緒而加以斥責。近年來對文化保守主義的研究，則又有另一種傾向的出現(xiàn)，即將某些本屬封建文化保守主義范疇的思想或人物混淆為近代文化保守主義加以評判。這種認識上的偏差，固然是由文化保守主義本身所具的歷史復雜性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要對這一近代文化現(xiàn)象進行更為深人細致的分析，我們便不能不首先對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保守主義作出比較嚴格的區(qū)分。

　　二、近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流變

　　近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所以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出現(xiàn)，有著廣泛的國際背景。據(jù)美國學者艾愷(GuySAlitto)的考察，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幾乎是與“現(xiàn)代化”觀念并生的，近代以來，歐洲各國都出現(xiàn)過它的身影。在亞洲，這種以“反對西化”為主要特征的思潮直到“一次大戰(zhàn)后才顯其重要性”。[7]就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而言，這一思潮的形成，除了一般文化保守主義對傳統(tǒng)的依戀外，還與以下二個因素的刺激直接有關。

　　一是西方列強侵華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帶來的嚴重民族文化危機感。雖然民族文化危機感的產生并非始于二十世紀，但在此之前，這種危機感至多只是局部的而非整體的。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一部分明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已察覺到中國文化的某些缺陷，不過其最初的著眼點大多集中在制器制物等技術方面，以后才逐漸注意到經濟及某些政治制度問題。直到十九世紀末，大部分人對于中國文化的主體依然十分自信，以為“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shù)千年，更無異義，圣人所以為圣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丁此。”即西人對此，亦未嘗盡廢。故法制、器械、工藝可變，而倫紀、圣道、心術皆不可變，“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圣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然后擇西學之可以補吾網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疚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8]連持維新觀點的鄭觀應也主張:“器可變，道不可變，庶知所變者，富強之權術而非孔孟之常經也。’，[9]然而庚子事變后，瓜分危機的空前加劇和西學輸人潮的急速涌起，不但極大地打擊了這種盲目的中國文化優(yōu)越感，還使一些愛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的未來命運、特別是西方列強利用其文化優(yōu)勢實行侵略擴張的“滅國新法”產生了嚴重的憂慮，其時充斥在《國粹學報》上的各種“保教存學”言論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這種思想動向。在他們看來，數(shù)千年來中國社會雖屢經衰亂，但文化上卻始終一脈相承，從未遇到過強有力的對手，“故自三代以至今日，雖亡國者以十數(shù)十，而天下固未嘗亡也。何也?以其學存也。而今則不然矣，舉世洶洶風靡于外域之所傳習，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觀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強之效，彰彰如是，而內視吾國萎靡頹朽，不復振起，遂自疑其學為無用，而禮俗政教將一切舍之以從他人。循此以往，吾中國十年后學其復有存者乎?’，[10]更有甚者，一些人震于西洋的發(fā)達，竟“欲盡舉祖宗相傳以來美麗風華、正大光明之語言文字廢之不用，一惟東西之言文是依„„而庸詛知其自國之粹先已蹂晌而國將無與立欽!”[11]須知近代以來，西方英、俄等列強侵滅某些弱小國家，就是采用變亂其國學語言，進而滅其種性的手段來實現(xiàn)的。強烈的民族文化整體危機感，激發(fā)了他們試圖以保存和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抵制西方列強的侵略，進而“保國保種”的文化保守意識。二是其時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暴露的種種弊端引發(fā)的文化回歸情緒。

由于歷史機緣的湊合，當二十世紀初中國剛開始大規(guī)模輸入和學習西方近代政治學說時，西方資本主義卻因本身暴露的不少弊端，正在遭到人們的批判，這是一種巨大的歷史反差。近代工業(yè)資本的發(fā)展，固然促進了社會的極大進步，但也帶來了一些新的社會內在矛盾。1825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英國首先爆發(fā)。十九世紀中葉后，又波及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使其體制內的各種矛盾漸趨激化，由此引起了社會的嚴重不滿，受到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派社會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的抨擊。如英國的飄錦(A.W.Pugin,1812一1852、納斯欽(JohnRuskin,1809一1900)與莫理斯(WilliamMorris,1834一1896)便都指責資本主義“功利文化丑惡、非人的種種影響—工人退化成為機器而沒有表達自身的自由;所有事物的卑一鄙地商業(yè)化—包括宗教與藝術;自然美的破壞與藝術的狠瑣化，他們攻擊現(xiàn)代都市的種種病態(tài)、貧病、丑惡與無情。對他們而言，所有的現(xiàn)代文明都根殖于自私、個人主義的放縱與物質主義之中”。[12]法國的蒲魯東(Piuudhon,1809一1856)、俄國的巴枯寧(Bakame,1814一1876)和克魯泡特金(Kropotnine,1842一1921)也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對現(xiàn)實作了否定。在此風氣的鼓蕩下，一些國內學者開始對中國效法西方資本社會的改革前景表示疑慮。如劉師培在受到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影響后，便認為:西方立憲共和之國制定法律的議員，“不為貴族，即為資本家，故所定法律，名曰公平，實則貴族資本家咸受法律之保護，而平民則受法律之蹂躪。”所謂議員選舉，皆賄賂公行，全靠財力運動，毫無公正可言。而“振興實業(yè)，名日富國，然富民愈眾，全國之民悉陷于困窮之境，則實業(yè)之結果不過為胺削貧民計耳”，結果只是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因而，除非將來實行無政府主義，若處有政府之世，為人民幸福計，連西方物質文明亦有不如無。“至于西人之政治，一無可采”，“若歐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國，則多數(shù)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難必較今日為大苦。’，[13]在這種情形下，還不如按川托爾斯泰的主張，回到中國農業(yè)社會去。章太炎在1908年發(fā)表的《代議然否論》，同樣也表現(xiàn)出這樣一種文化回歸的傾向。這一現(xiàn)象，正有助于我們理解何以劉、章等人在政治上一度接受激進的無政府主義之時，文化上卻依然不改其國粹主義的保守立場之故。

　　從整個文化保守主義的演變過程看，雖然這二個因素的影響力度會因各時期形勢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但卻是一直存在的。這就表明，文化保守主義在近代中國始終是作為西力東漸和“西化”的對應物而出現(xiàn)的。

　　在對近現(xiàn)代文化保守主義的探源中，不少學者都把康有為作為其最早的代表人物，這是可商榷的?？涤袨榈奈幕^，在倡導儒學并表露出某種世界主義傾向等方面，固然與后來的文化保守主義有相近處，但如從其產生的背景和實際作用看，卻并不具有該思潮的典型特征。這是因為，其儒學觀在十九世紀后期的思想界首先是以激進的儒學革新者，而不是以保守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文化的格局，將儒學改造成西方式的宗教，故就其當時的實際作用而言，對傳統(tǒng)儒學的破壞實大于保守的意義。二十世紀以后，隨著歷史的推進，康有為守舊說不變，其文化觀的保守一面始有所凸顯，但與整個近現(xiàn)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流卻仍隔著相當?shù)木嚯x，與主張維護君主制度的政治保守勢力卻在不斷靠攏，對孔學也始終缺乏自覺的清理批判意識而只求將其神圣化，以致很快成為一個在思想界失去影響的過時者。故在我看來，依據(jù)前述近現(xiàn)代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特征，中國最早具有近代意義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應以辛亥革命時期的國粹主義為代表。

　　國粹主義是二十世紀初年國內興起的一股學術文化思潮，代表(轉載自中國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請保留此標記。)人物為章太炎、鄧實、黃節(jié)、劉師培、陳去病、馬敘倫等一批具有近代民主意識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文化主張，反映了當時知識界對民族文化深層危機日趨嚴重的某種自覺。面對席卷而來的“西化”浪潮，國粹派諸子深恐國人將失去民族精神的憑藉，因而希望通過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發(fā)揚，激發(fā)民族自信心，抵御外來侵略而“保國保種”。由于這些人大多受過西方近代學術思想不同程度的浸潤，其所倡導的“保存國粹”，盡管仍流露出對傳統(tǒng)文化的濃厚依戀感，但在文化建設的取向上，已表現(xiàn)出明顯的近代意識。首先，其對傳統(tǒng)的尊重，并不意味著對舊體制的擁護，特別是在政治上，他們大多反對封建專制而向慕民主制度，有的還積極投身于反清革命斗爭的實踐。其次，其對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亦非主固守一切舊文化，而是有所批判和取舍，尤注重其中有關民族愛國主義、個人道德修養(yǎng)和民主思想等“真國學”的發(fā)掘，而對那些體現(xiàn)封建專制文化的“君學”則公開表示鄙棄。第三國粹派對當時思想界群趨“西化”的風氣雖甚表憂慮，卻決無“排斥西學”的主觀意圖，相反，章大炎、鄧實、劉師培等都為輸人西方近代的社會政治學說做過不少工作，在他們所理解的“國粹”中，事實上已夾雜著不少西學的成份。如果將它的文化主張與“五四”以后的各派文化保守主義相比較，便可發(fā)現(xiàn)，后者的不少觀念都可在這里找到它的雛形。當然，作為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初期形態(tài)，國粹主義的文化理論和實踐都還處于比較粗疏和不成熟的狀態(tài)，其對傳統(tǒng)文化價值的發(fā)掘和釋義，有不少地方仍失之牽強，尚未形成具有清晰框架和嚴密論證的文化保守主義理論體系。

　　自民國建立到“五四”時期，現(xiàn)代文化保守士義的演變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格局，一時思潮起伏，流派迭興。特別是新文化運動期間，國故派、學衡派、東方文化派等紛紛聚集于文化保守主義旗下，為維護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反對“西化”提出了種種主張，并在哲學、文學、史學、教育等領域展開了一系列相關的學術活動。

　　其中，國故派的代表劉師培、黃侃、黃節(jié)等皆晚清國粹派之舊班底，不過已失去了往日反清革命時的生氣，學術上日趨于偏重考據(jù)的國故研究，在文化理論方面則無多建樹，加之劉師培政治上的聲名狼藉，故在思想界實際影響并不大。

　　學衡派則是以歐美留學歸國知識分子為主而形成的一個學術群體，核心人物為吳睿、梅光迪、胡先驕、湯用彤等。他們以1922年創(chuàng)刊的(學衡》雜志為學術陣地，打出“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旗號，一方面繼承晚清國粹派的某些論學宗旨，一方面引人西方學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以一種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懷，看待并從事現(xiàn)代學術文化的構建。這一派的活動持續(xù)時間雖較長，但因其主要精力很快就轉向了比較專門的學術研究領域，以致在社會整體文化的理論建設方面也未能留下更多的東西。

　　東方文化派本是人們對東西文化問題論戰(zhàn)中站在維護東方傳統(tǒng)文化價值一邊的學者總稱，其人員包括《東方雜志》的主編杜亞泉以及章士釗、陳嘉異、梁啟超、梁漱溟等。這些人其實并不屬于同一個學術圈子，但他們都比較關注現(xiàn)代中國文化建設的宏觀進路，在論戰(zhàn)中提出的主張有不少都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論問題，因而在社會思想界影響也最大，其后中國現(xiàn)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流意識正是從這一派中直接產生并發(fā)展起來的。

　　如果說，二十世紀初年的國粹派山于受到瓜分危機的深刻刺激，其文化思路突出的是民族主義這一主基調的話，那么，“五四”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似更具一種開闊的世界主義傾向。此種思潮流變的動向，除了受到時代進步和中外文化交流日趨頻繁的背景支持外，還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給人類造成的巨大災難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示范，進一步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端，由此引發(fā)了人們對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信仰危機”和企望以東方文化匡救西方文化偏失的意識，使得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中心論在思想界的統(tǒng)治地位發(fā)生動搖，而世界文化價值多元論的則獲得了相對活躍的空間。學衡派和東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觀便反映了這一時代特征，他們不但能以較為理智和開放的心態(tài)對待外來文化;還極力主張民族文化應走出國門，貢諸世界。這種立足于文化多向互動的世界主義意識，不獨表現(xiàn)為他們的西學素養(yǎng)乃至對世界文化的了解從整體上已進入一個較高的認識層面;更在于他們對民族文化未來命運的思索，已開始注意從世界文化比較的廣闊視野中加以判定，故無論其結論正確與否，實際上都應視為推動民族文化走向現(xiàn)代化的一種自覺表現(xiàn)。從理論建設的角度看，他們的中西文化討論，雖然深度仍嫌不足，對不少問題的認識，亦不免失于寬泛籠統(tǒng)，但已逐步確立起基本的運思方向和理論構架，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便是其中的代表。這些，都對后來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演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現(xiàn)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進人比較成熟的發(fā)展時期，是在二十年代末以后。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建設方向依然為整個社會尤其是思想界所關注。1935年1月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宣言)所引發(fā)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從基本內容看，雖然只是“五四”以來東西文化問題論戰(zhàn)的余波，且《宣言)本身所論亦并無深刻之見，但卻引起了文化界諸多人士的響應。在歷時四個多月的討論中，各地報刊雜志發(fā)表的相關文字達一百五十余篇，[14]涉及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也較前有所推進。通過討論，“全盤西化論”遭到了大多數(shù)學者的批評和摒棄，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評價亦漸趨全面，并從學理上加深了人們對中西文化差異及“現(xiàn)代化”內涵的總體認識。不難看出，“中國木位文化”論者以折中調和姿態(tài)打出的“不守舊，不盲從”，反對“全盤西化”和“中體西用”，依據(jù)“此時此地需要”來建設中國文化的旗號，實際上把現(xiàn)代中國文化建設的討論直接引人了一個如何走“中國化”道路的深刻理論間題。

　　最能顯示此期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主流色彩的，則是現(xiàn)代新儒家的活動。該派代表人物為梁漱溟、張君動、熊十力、馮友蘭和賀麟等。“五四”時期，梁漱溟首先在思想界公開打出現(xiàn)代“新孔學”的旗號，鼓吹復興儒學，將全世界都引導到“孔子的路上”。在隨后發(fā)生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中，張君動復極力倡導以宋明理學的道德精神涵養(yǎng)現(xiàn)代人性，以救時弊。他們的主張得到了學術界和教育界部分人士的響應，這些人互通聲息，有的還結為學社進行團體活動，漸漸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宗旨甚至學術傳授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新儒家學派。三十年代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活動集中體現(xiàn)在二個重要方一面。一是社會改造的實踐嘗試，這主要以梁漱溟在河南、山東等地開展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為代表。二是思想理論體系的構建，這主要以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和《讀經示要》、馮友蘭的“貞元六書”、賀麟的(近代唯心論簡釋》和《文化與人生》、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為代表。梁漱溟的鄉(xiāng)建理論和實踐，前后長達九年，雖然最后仍以失敗告終，卻在現(xiàn)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發(fā)展史上留下了獨特的一章。而熊十力等人持久不懈的思想耕耘，則為這一學派構筑起了日趨深密精致的文化哲學體系，并由此奠定了其日后運作的基本方向。

　　綜上可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保守主義的演變，顯示r一種逐步深化的趨勢。大致“五四”之前，其運作多局限于一般文化主張的闡發(fā);二十年代中葉以后，則開始進人比較成熟的理論和實踐建設階段。這種演變，既是其作為一種文化力量不斷積累衍化的自然結果，也與整個社會乃至各種思潮的互動背景息息相關。因此，從它身上映照出的，決不止是文化保守主義自身的特點，實際上也是這個時代和社會的文化特征。

　　三、如何認識現(xiàn)代文化史上保守與激進的兩極互動

　　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保守與激進，是近年來學術界時常論及的問題。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意見，是對兩者都持批評的態(tài)度，認為近代文化建設本該遵循一條更為合理的途徑。這種看法，確乎是折衷至當之論，但畢竟是時過境遷多年之后遲來的一種冷靜判斷。如果站在歷史主義的立場，實事求是地體察一下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的曲折歷程，便不能不承認，這種文化思潮間的左右震蕩和沖突，不僅客觀上很難避免，而且還存在著某一方面的歷史合理性。

　　按照舊時中國人崇尚“中庸”和尊古戀舊的一般社會心態(tài)，本是最易安于保守路線的。是以在進人近代社會的最初半個多世紀里，上自朝廷，下至間里，無不謹謹以“保守”為務。即使是主張改革的，也不得不極力從舊經史中發(fā)掘“變易”、“維新”的訓條，或者編織出“西學源出中國”的故事，以減少革新的阻力。然而，這種保守舉措帶來的結果，卻是一次又一次的頭地賠款和民族恥辱。在幾經失望到絕望的痛苦仿徨之后，激進主義才開始找到了其發(fā)酵的社會土壤，并在“五四”時期迅速發(fā)展成為最具社會感召力的時代思潮。

　　以今日的眼光視之，“五四”時期的激進派力倡“根本排斥”傳統(tǒng)文化和“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新法子”的現(xiàn)代文化建設路向自然不見得都妥當。但對此，一些當事人也有他們自己的解釋。胡適就說過，他之所以主張“全盤西化”，乃是因為新文化建設“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網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拼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這種調和上去的。”[15]這可以算作他的“全盤西化”論正解。陳獨秀也有過類似的說法。擺諸當日中國的情勢，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道理，它多少應驗了文化變遷史上“矯枉難免過正”的常態(tài)。而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合理性，恰恰是在客觀上體現(xiàn)了某種“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這種調和上去的”人格力量。

　　現(xiàn)代文化保守主義在思想界的崛起，看似對激進主義不滿而起的反動，實際上卻自有其更深的社會歷史根源。就文化演變的態(tài)勢而言，現(xiàn)代化潮流的急邃推進，在不斷拓展其進步空間的同時，必然會因新舊體制的大轉換而伴生難免的陣痛。這中間，不僅包括陳寅惜所謂“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16]而在部分文化人中勾起的悵惘失落之情;更主要的，還因“破立”之際的劇烈震蕩和文化改造實踐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粗淺欠缺，勢必使社會產生種種疑慮、焦灼不安乃至抵觸，尤其是當現(xiàn)代工業(yè)資本社會的發(fā)展日益暴露出深刻的危機和弊端而難以自解時，更是如此。這正是文化保守主義賴以生存并長期影響不衰的社會思想基礎所在。

　　在現(xiàn)代文化的建設路線上，“西化”或以西方現(xiàn)代文化為模式的更新主張盡管也存在著某些片面性，但由于更多地迎合了整個社會體制以“變革開新”為主題的大趨勢，因而得以成為時代思潮的主流;而文化保守主義卻時運不濟，一直受到社會的相對冷落。即使在三十年代以后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有意提倡文化保守主義的情況下，依然未能改變此種頹勢。

　　文化保守主義在現(xiàn)代中國的境遇，從根本上說，乃是其總體文化思路與“當下”時代使命間的某些脫節(jié)造成的。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全方位結構變動。由于該過程是在強敵頻侵和民族危機異常深重的背景下展開的，救亡和啟蒙雙重歷史使命的催迫，使以富國強民為目標的社會革命和政治問題成了這一變革年代最為激越悲壯的主旋律，任何文化思潮、流派、主張與運動，只有當它和這個主旋律的節(jié)奏合拍時，才能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或呼應。文化保守主義思潮雖然對十民族救亡這一方面的時代主題有著較為深切的把握，并能在民族矛盾激化時期(如晚清和抗日戰(zhàn)爭時)形成特有的影響，但在推進思想啟蒙和社會變革方面卻顯得步履滯緩，對于當時人普遍急切企盼的富國強兵，也缺乏有效的應變之術。而是把傳統(tǒng)倫理道德作為救世良方，有的甚至指望以傳統(tǒng)社會固有的“倫理本位”精神，來抗衡和避免這類現(xiàn)代病。這樣的主張，理所當然地不為歷史所認可。正是這種與時代進步主脈或即或離的狀態(tài)，框定了其在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基本格局。

　　然而，文化保守主義存在的這些認識誤區(qū)，并不表明它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只是樹立了一種阻礙歷史進步的反面形象。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二十世紀以來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可以說大多是深情的愛國主義者，他們的文化主張，容或有其認識上的片面性，但卻無不浸透著對祖國文化的熱愛和對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注，其對新文化建設過程中暴露出來的某些弱點和將文化更新簡單化做法的批評，也足以啟人深思。故從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的總趨勢看，這種激進與保守間思想互動所形成的合力，客觀仁實起著推動其不斷由表層拓向深處，由粗率走向精微，由幼稚趨于成熟的作用。

　　另一個值得指出的事實是，他們中不少人文化上雖主張保守主義，政治上則并不與當時的保守政權為伍。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相繼執(zhí)政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政權，其共有的保守腐敗性是眾所周知的。這些政權差不多都采用過籠絡或威逼手法，試圖令其服從于當局的保守政治，但卻常常難以使其就范。從國粹派鄧實、黃節(jié)對清廷官員威脅利誘的抵制，章太炎對袁世凱包藏禍心以及三十年代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公開斥責，到熊十力在困頓之中仍數(shù)次峻拒蔣介石對其辦哲學研究所的經費資助，[17]都反映了這一點。熊氏1946年致徐復觀的信曾論及此事，謂其欲辦哲學研究所之本意，“原專藉鄉(xiāng)誼(專字吃緊)，純是民問意味，則講學有效，而利自在國族矣·一如今士類，知識品節(jié)兩不敗者無幾。知識之敗，慕浮名而不務潛修也;品節(jié)之敗，慕虛榮而不甘枯淡也。舉世趨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了當局如為國家培元氣，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為，不必由當局以財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極扶持。”[18]這種現(xiàn)代學人的獨立不倚品格和清醒的在野社會批判意識，在當時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

　　在探求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意義方面，他們的工作尤有不少建設性的貢獻。他們認定，人類歷史是一條從不斷流的長河，精神文化的發(fā)展更具有極強的延續(xù)性，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同時又離不開前人的文化積累和傳統(tǒng)，未來中國文化的建設正須從“老道理的真精神里”開出新局面來。鑒此，其文化理論的研究，不但十分注重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永恒意義”的成份，如人生哲學、思維模式、倫理道德、“民本”思想、科學觀念與方法的挖掘，還在中西文化的溝通互補、傳統(tǒng)哲學的現(xiàn)代化重構，以及推進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的內涵與形式民族化方面，耗費了大量心血。在傳統(tǒng)文化與學術的總結繼承方面，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中也是名家輩出，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并擁有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陳寅惜、柳治徽、錢穆等一大批現(xiàn)代國學大師。因此可以說，在民族文化遺產的研究、特別是推進其向現(xiàn)代形態(tài)的轉化上，較之現(xiàn)代史上的大部分學術思想流派，文化保守主義確有其獨到的一面。盡管他們的探索未必都成功，他們的文化理論和實踐一也并不都可取，但對于今日的文化建設，依然是一份有益的啟示和可觀的思想資源。

　　參考文獻：

　　[1]見歐陽哲生《中國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較》，《中州學刊》1991年第6期。

　　[2]見何曉明《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述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見羅福惠《概論近代以來我國文化傳統(tǒng)主義的演化》，《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

　　[4]史華慈:《論保守主義》，《中國近代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3頁。

　　[5]譚嗣同:《仁學》上八。

　　[6]陳寅烙:《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陳寅烙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頁。

　　[7]艾愷:《民初時代的文化守成論者:在世界史視野上的中國反現(xiàn)代化思潮》，見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1912一1927)》(下冊)1984年版第1025,1079頁。

　　[8]張之洞:《勸學篇)“明綱”、“循序”。

　　[9]鄭觀應:《危言新編·凡例》。

　　[10]潘博:《<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1905年第一期。

　　[11]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政藝通報》1903年第24號。

　　[12]艾愷:《民初時代的文化守成論者:在世界史視野上的中國反現(xiàn)代化思潮》，見前引本第1067頁。

　　[13]何震、劉師培:《論種族革命與無政府革命之得失》，《天義報》第六、七期，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二下，三聯(lián)書店1963年版第954一956頁。

　　[14]此據(jù)羅榮渠《從“酉化”到“現(xiàn)代化”》(載1989年2月2l日《人民日報》)一文的統(tǒng)計。

　　[15]胡適:《獨立評論》142號《編輯后記》。

　　[16]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序》，《陳寅俗學術文化隨筆》第4頁。

　　[17]參見郭齊勇《天地間一個讀書人·熊十力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頁。

　　[18]轉引自同上第100-101頁。

　　中國近代史歷史論文篇二

　　《論屈辱的近代史的積極意義》

　　摘要：中國的近代史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歷史。以往研究中國近代史往往著重于從鴉片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但這些方面研究成果十分多，再做研究起點較高，向前推進難度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重大事件自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內容，但不等于中國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內容，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不應當忽視。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外交等都同樣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價值。

　　關鍵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

　　正文

　　(一)可以說中國的近代史是被鴉片戰(zhàn)爭的武力打開的。鴉片戰(zhàn)爭前夕的中國，英國已基本完成工業(yè)革命，為了不斷對外擴張，英國得夸大商品市場。然而，英國的工業(yè)品在中國市場完全找不到銷路，而英國對中國茶葉的大量需求導致其一直處于貿易入超的地位。為了改變中英貿易的狀況，英國企圖變中國為他們的原料產地和商品 銷售市場。從本質上看，英國發(fā)動這場戰(zhàn)爭是蓄謀已久的，是英國資本主義侵略擴張的必然結果。英帝國主義列強憑借著“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封閉已久的國門后，用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保障他們在中國各方面的利益。各個列強隨之而來，分別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從此以后自詡為天朝大國的清朝終于逐漸認識到了與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巨大差距。雖然近代的戰(zhàn)爭史對中國來說是災難史，但在這災難中無疑對中國的前進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如果不是西方的大炮給了閉關自守的中國人當頭棒喝，那么中國的近代化，以致后面的現(xiàn)代化不知道還要在封建主義的完全壓制下沉寂多少年，中國的落后程度更難想象。如果不是那段屈辱的歷史，又怎會激發(fā)后來那么多無數(shù)的仁人志士從各個方面試圖救亡中國。那么時間回到十六年的香港回歸，從無數(shù)國人激動而興奮的臉上你是否會想起這是一百多年前中國近代的落后遺留下來的問題，是否更會激勵無數(shù)國人為了中國的偉大復興，不斷強大更加努力。任何歷史事件沒有絕對完全的積極意義，也沒絕對完全的消極意義，就算是中國人難以回首的恥辱史也給我們的前進帶來了積極的意義(二)隨著列強的入侵，中國不可能與外國發(fā)生經濟往來，資本主義帝國和中國簽訂一系列經濟條約，本質上肯定不是為了幫助中國的經濟發(fā)展，而是為了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實現(xiàn)自身利益的最大化?？v然外國為了剝削中國的經濟用了一切手段，但從客觀上看外國強加給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是從一定程度上給中國帶來了近代的經濟啟蒙。人們首先想到的當然是洋務運動，自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清朝從一系列失敗中受到啟發(fā)，首先從學習西方人的技術開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在洋務運動前期，清廷洋務派官員抱著“師夷長技以自強”的口號和目的，在全國展開工業(yè)運動。后期又以“求富”為口號增加民用工業(yè)部門。其涉及范圍包括興辦近代企業(yè)，建立新式海陸軍，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還算從多個方面試圖進行改良。洋務運動是中國邁向近代的歷史轉型，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是，對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影響深遠，主要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發(fā)面：

　　1.加速中國近代軍事的發(fā)展。

　　2.促進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

　　3.為近代中國培養(yǎng)的大批技術人才。

　　4.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基礎。

　　但近代外國列強的經濟入侵從經濟方面給中國帶來的積極影響不光只是給中國帶來了一場洋務運動那么簡單，它是從一種經濟思維上給中國人帶來了深入的影響。此后中國早期工業(yè)和民主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離不開西方經濟模式的影響。中國人站在西方的角度，從用不斷開闊的視野睜眼看世界。

　　(三)讓我們再看看這段時期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帝國主義的侵略給中國帶來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從洋務運動的失敗中國看到了，光有單純的技術是不行的，這于是促進了近代人們的思考與探索，從日本學習西方的良好效果來看，我們想到了學習西方人的制度。戊戌變法無疑是其中一次大膽的嘗試，雖然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各方面力量的弱小讓戊戌變法失敗了，但就其中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方面的變革做出的努力就能極大的推動中華民族的覺醒。這場思想啟蒙運動也能在黑暗播撒出民主思想的種子，戊戌變法對封建制度的沖擊為后來中國的廣泛的文化革新運動提供了新的起點。在這段近代史中，就連太平天國的空想主義就有它自身存在的意義。探索的道路上注定有失敗，但這過程是必須的。有了前面這些失敗的積累，才有了后來可以算成功了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來統(tǒng)治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的制度，沉重的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真正的展示了中國人民自我的思想覺悟性，讓中國的思想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從此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等先進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有了載體，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給彷徨在黑暗中的中國人民帶來黎明的曙光。五四運動帶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給中國指引了正確的方向，一直到后來新中國的成立。

　　(四)所以這段曲折的近代史中，我們在失敗中找到了積極的意義，在屈辱中不斷向著前方探索，中國人是會不斷找到積極的意義來不斷前進。所以在今天沒有那個年代那么多的內憂外患時，我們更應該不斷前行，為建設社會主義事業(yè)，實現(xiàn)中國夢而不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