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古代教育論文
關于古代教育論文
古代教育的觀念和思想則可以為中學語文教學所用,古代教育智慧是古代教育精華的結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古代教育論文，供大家參考。
關于古代教育論文范文一：大易哲學與中國古代教育之綿延
[摘 要]本文從文化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古代教育綿延不絕的原因。中國古代教育家具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不變精神，具有窮則思變、察幾知著的偉大智慧和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高尚品德，所創(chuàng)立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簡易能從，因而中國古代教育綿延數(shù)千年。
[關鍵詞]大易哲學;教育;綿延
Abstract: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educators' spirits of unceasingly striving and their great virtue and great wisdom of thinking about changes while in extreme poverty, and their all-inclusiveness and excellent morality resulted in their simple-to-follow educational ideology and system, thus made the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develop continually.
Key words:the Yi philosophy; education; continuity
中國古代教育分三個發(fā)展周期，相替不絕，綿延數(shù)千年[1]。對于其他文化和文明來說，這是一個難解之謎，而對于中華文明來說，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不易與教育之綿延
不變的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即是與乾、坤二卦所象征的宇宙精神相契合的人文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乾、坤象傳》)天道周常運轉，永不停息;君子象天之道，剛健進取，以天下為己任，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fā)展。大地渾厚，萬物生化其間;君子察地之形，進德修業(yè)，憂勞天下，德澤萬方。君子自強不息，進德修業(yè)，“學而優(yōu)則仕”，在克己利人、著書立說、治國安邦的事業(yè)中追求“與天地參”的永恒和不朽。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始終離不開修己與教人，儒家學者很早就提出了“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的綱領性原則。(《禮記·學記》)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始終貫穿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故中華文化和教育五千年綿延不絕。然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一精神或貫徹得好，或貫徹得不好，故五千年綿延不絕的中華文化和教育時興時衰。更有一層，這一精神在教育制度上貫徹得不好的時候，在一部分教育思想家的心中卻往往貫徹得很好，或潛隱于淵以存龍德，或窮而思變以圖振起，因此雖時有興衰而精神血脈永遠不斷。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的奠基時期，那時的思想家們心中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道高于一切。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道是天地萬物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先秦儒家更是以道的承擔者和維護者自居。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儒道兩家對道的理解不同，道家更強調天道，儒家更強調人道，董仲舒試圖把天道與人道結合起來，提出“天人感應”的學說，遭到正統(tǒng)儒家的反對。盡管董仲舒的意志之天既不合于道家，也不合于儒家，但在維護儒家道統(tǒng)方面，董仲舒的貢獻是很大的。他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成了后世儒家的座右銘。經過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學取得獨尊的地位，儒學教育開始普及到民間，民間儒家學者有了進仕的制度保障。魏晉時期儒道兩家再起論爭，一時主張自然之道高于人倫之道的玄學占了上風，但當時的方內方外之士都是在維護各自所認為的高于一切的道。
玄風勁吹，佛教西來，名教式微。在傅玄等人爭于朝廷而收效甚微的情況下，遼東、河西諸儒講學不輟，使斯文不墜于戰(zhàn)亂。三國時期，國淵、邴原、管寧、王烈等人避亂遼東，因山為廬，聚徒講學，(《三國志·魏書》卷一一)王夫之嘉管寧有龍德：“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者，學也。”“見之功業(yè)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風俗者，雖狹而長。”“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功亦大矣。由此言之，則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寧持之也。寧之自命大矣。”“寧誠潛而有龍德矣，豈僅曰全身而已乎?”(《讀通鑒論》卷九)存人心風俗，即所謂厚德。德厚方能載物。國運之綿延，文化之綿延，賴此人心風俗之綿延。人心腐朽，雖錦衣玉食，亦衣冠禽獸而已。所以說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所能持，而寧持之。王夫之自己，于明末清初喪亂之際，隱居于荒山野嶺，著書立說，授徒講學，其志亦在存此人心風俗。
河西講學活動及其與北朝隋唐文化制度之關系，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考論詳備。陳寅恪特別關注這段歷史，自命亦大矣。據(jù)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此書作于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南遷學人都有保存學術文化的責任，故先生欲藉此書以喚起當時學者之注意：日本雖有中國之土地，但中國學術文化可以保存于西南西北偏隅之地，抗戰(zhàn)勝利收復國土后，學術文化可以不墜[2]。中華文化五千年綿延不絕，正是因為這些有潛龍之德的圣賢在國運懸于一絲的危難之世通過私人講學活動保存了民族文化。五代之世極亂矣，極衰矣，然而民族精神之血脈未斷，當時教育猶有可書者，石昂講學青州即其一例。(《新五代史·一行傳》)宋統(tǒng)一天下，漸漸有了一個上軌道的文治政府，右文政策百年養(yǎng)士，終于有了成效。錢穆對當時民族精神的振起有以下一段論述：“宋朝的時代，在太平景況下，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于在士大夫社會中漸漸萌出。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涌現(xiàn)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的榜樣。”[3]范仲淹之后，宋代的教育進入改革和創(chuàng)新的新階段。錢穆的論述告訴我們，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存在于民族的精神血脈中，即使經五代極亂之世，在中央政權積貧積弱的宋初，亦能從民間自覺興起，成為一種時代精神，下學而上達，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生活，再由上而下最終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活。顧炎武有言，“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日知錄·宋世風俗》)元興，理學賴趙復存于戰(zhàn)火。趙復不欲生，為存斯文而生。明初大興文字獄，士子如履薄冰，陽明龍場證道，私學再起高峰。明末清初民族危難之際，顧炎武喊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響亮口號。
二、窮則思變，察幾知著：變易與教育之綿延
不變的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變化的是時勢，是關于時勢的認識，以及順應時勢、改變時勢的事功。
《周易》成書于殷周之際，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系辭下》說：“《易》之為書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因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產生于危難時代，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有深刻的窮則變，變則通的哲學思想。身當末世，惟有盛德可以救世，惟有大道可以興百廢。文王拘而演《周易》，大道既明，代殷而起。周公輔政，敬德保民，因殷禮而損益，以禮治國，興周代八百年文教。
《易》為儒道兩家的原典，其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變革精神深深地影響了后世學者。每當衰亂之世，總有圣人出，為生民慮，為天下憂，圖治國安民之良策。中國古代四次教育思想創(chuàng)新都完成于衰亂之世。春秋之世，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大國爭霸，生民離難，道術將恐為天下裂。當此之時，老子執(zhí)古之道而開現(xiàn)實批判之先河，孔子綜整三代而創(chuàng)仁禮并重之名教。繼而百家競起，爭鳴不已。至于戰(zhàn)國末年，荀、韓、黃老集其大成。四百年間，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宏基奠定。儒家教育思想遠追三代，根基深厚;取譬于身，新枝茁壯;誨人不倦，桃李遍天下。故百家之中，儒家最終凸顯出來，高居正統(tǒng)。漢魏之際，名教墮壞，禮法成為了一種知識和偽裝，玄學家們祖述老莊，彰顯人的自然情感，還人真實鮮活的一面。佛教乘虛而入，道教得間而興。至南北朝走向多元融合，開唐代貞觀、開元文教之盛。晚唐至宋初，文學藝術教育流為弊端，浮華相競，人欲橫流，理學家探尋天理，心學家證悟良知，實學家正視利欲，教育思想再起爭鳴，于明清之際閃爍出啟蒙思想的燦爛光輝。
《易經》不僅提出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居安思危，察幾知著的思想?！断缔o下》說：“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即在事物剛剛表現(xiàn)出運動變化的趨勢時就采取相應的行動，不必等到大勢已成，無可挽回的時候再想辦法。受這種思想影響，中國古代不乏在太平年代察微知變，見幾而作的君子。教育思想創(chuàng)新的高峰雖都出現(xiàn)在衰亂之世，但太平盛世亦時有創(chuàng)新。知著也易，見幾也難，太平年代的教育創(chuàng)新雖不如衰亂之世那樣轟轟烈烈，創(chuàng)新的程度也不如衰亂之世那么高，但更為可貴。賈誼之重視幼主教育，董仲舒之推明孔氏，揚雄之討伐儒學異端，王充之疾虛妄，鄭玄之述先圣元意，都對兩漢的經學教育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韓愈之排佛老、尊師道，李翱之復性說，使唐代教育在安史之亂后呈現(xiàn)中興之象，開兩宋理學教育之先河。然而，盛世之變幾微，故察盛世之變不易，非盛德大智無以及此。盛德大智非無，奈何天下思定，安于守成，樂見強大，故盛世危言多不為統(tǒng)治者所用。賈生年少才高，不得重用，郁悶而終。盛世危言亦往往難以打動茍且偷安的世人，韓愈推重師道，被士大夫之族所恥笑。圣人只是一種不懈追求的理想，歷史上真正德才兼?zhèn)洳⑶夷茏龅骄影菜嘉?、盛世求變的沒有，少年漢武、貞觀君臣或近之，故中國古代教育制度奠基于漢武，大備于唐宗，其他各朝小有補充而已。
三、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簡易與教育之綿延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簡易之“易”其義甚大。平易則容易理解;簡約則容易遵從。容易理解才會有人歸依親附;容易遵從才便于建立功業(yè)。有人歸依親附就會代代相傳;便于建立功業(yè)就會不斷壯大。以平易簡約為思想理論體系的最高目標，是中國文化獨有的智慧。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深邃玄遠，究極天人，卻又簡約精要，人人能理解，個個能遵循。一部經典，既能讓一個鉆研它的人耗盡畢生的心血，又能成為普通老百姓日常的生活準則。一句警語，可以釋以萬言，成為永遠做不完的題目，又可以時常掛在嘴邊，記在心里，成為受益終身的思想源泉和行動指南。它沒有復雜的概念體系和層層的邏輯推理，它是經驗的，描述的，仍然帶著表象和情感，因而貼近生活，直指人心。然而，它又遠離了經驗的蕪雜，是歷盡滄桑、洞悉人生之后對經驗的證悟;跳出了情感的波瀾和瑣碎，是激情奔涌、獨自憔悴之后的淡泊寧靜。它至簡至易，可親和近，潤肌膚，入骨髓，靜可以存志，動可以立功。中華文化歷久彌新，不獨因其知微善變、不斷創(chuàng)新，亦因其平易可親，簡約能從。
夫子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忠”者，“心”“中”真實無妄的思想情感;“恕”者，人心“如”己“心”。所以“忠恕之道”的完整表達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能做到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就是君子，就是仁人。儒家的教育思想可謂至為平易簡約。理學家受佛學思想的影響，把學問做得“支離”了一些，立即遭到心學家的反對，認為“易簡功夫”才能“久大”。儒家教育思想能占據(jù)主導地位，其平易簡約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老子的思想被認為是最高深難測的，不能不稍作分析。被認為高深難測，主要是因為《老子》開篇即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不可言說、玄之又玄的道讓人摸不著頭腦，其實老子正是要讓人們放棄用復雜的概念和嚴密的邏輯來理解道。老子自己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七十章)道很好理解，老子用了一系列形象的比喻描述道，道是樸，是谷，是水，是嬰兒。是樸，故能有大用;加工之后只能用于一處。是谷，故能薈萃萬物;顛峰之上僅能容一物。是水，故能變化萬千，無所不克;剛強穩(wěn)固必然日削月?lián)p。是嬰兒，故能一天天長大;成熟之后將一天天衰老。總之，道是虛空的、原初的、柔弱的、質樸的、本真的、自然的;能容，可大，會變，常新，長久。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而世人卻樂見其大，樂見其強，樂見其成，樂見其功;不能大，不能強，不能成，也要用虛假的文飾來顯其大，顯其強，顯其成，顯其功。于是天下大亂，君不信，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夫妻反目，朋友成仇。怎么辦?老子提出了他至為簡易的教育思想：“學不學"、“行不言之教"。“學不學"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層含義。一方面指不學眾人所學的，另一方面指學眾人所不學的。這樣做的目的是“復眾之所過"，即棄絕眾人所走的極端道路，重新回到正確的教學道路上來，走一條與世俗相反的教學道路：學道和為道，通過教學和自悟開“知和”之“明”，自覺守道歸樸。所謂“不言之教”是指符合道的教化，包括三個方面。第一，“作而弗始"。讓學生的本性和潛能自然地表現(xiàn)出來，而不是替學生確定發(fā)展的方向和目標。第二，“為而弗恃"。本性和潛能自然地表現(xiàn)出來后，可能向好的方向發(fā)展，也可能向壞的方向發(fā)展，這時就要有所作為。但教師只應在“化而欲作"的時候“鎮(zhèn)之以無名之樸"，即引導學生“為道"，而不能成為學生的依靠。要讓學生“自為"，而不能替學生包辦一切。第三，“成而弗居"。達至目標，獲得成功后，教師不要以為這是自己的功勞，“為道"的學生也不要停止在某一終點上，“為道"是沒有終點的，它僅僅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4]
四、乾健坤厚，和而不同：和合與教育之綿延 中華民族早熟的農業(yè)文明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成果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思想形成于治水平土的生產實踐和調和五味的生活實踐中，進而上升為一種以和為貴的禮樂文化和陰陽和合的哲學思想。中國古代哲學家把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概括為一陰一陽。“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系辭上》)孤陰不生，獨陽不長，陰陽和合，生生不息。但有陰有陽并不一定就能和合，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才能和合。比如一男一女并不一定就會結婚生子，男歡女愛才會瓜瓞綿綿。君可臣否，臣可君否，君臣對立，并不一定就能治國;君為臣著想，臣為君著想，君信臣忠，才會國泰民安。
不執(zhí)己一端，相互之間都能為對方考慮，將心比心，這就是中國文化中“和”的思想，亦即“中庸”的思想。中庸區(qū)別于折中，正在于此。折中是在個人的立場上退一步，中庸是在他人的立場上進一步。折中是個人主義，中庸是集體主義。折中只能調和矛盾，中庸才能化解矛盾。折中是退讓，中庸是和合。折中是一種智慧，中庸是一種品德。
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深契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因此，中國古代教育能在百家爭鳴、相互補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過程中不斷發(fā)展。以往人們多注意到儒道兩家的對立，郭店竹簡出土后，認為老子反對儒家的道德教化的觀點可以改變了[4]。儒道兩家一開始就是和平相處的，正因為道家中有儒家，儒家中有道家，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才有可能自由出入于儒道，治則儒，亂則道，壯則儒，老則道，亦儒亦道，亦道亦儒。
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發(fā)端于上古治水平土的生產實踐，形成于百家爭鳴的春秋戰(zhàn)國。此后的中國教育大體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傳統(tǒng)，時或偏于一端，表現(xiàn)出明顯的單一性，則危機四伏，不能長久，致使教育結構坍塌。秦統(tǒng)一天下后，儒家倫理和社會教化開始見于“為吏之道”和各處石刻中，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仍然是秦朝的主要文教政策。視百家為二心私學，偏于法教，荀子憂其不長久，很快被無情的事實所證明。漢初用黃老道家，百家私學特別是儒學在不干預政策下在民間迅速興起。儒學取得獨尊地位后，經術盛而朝政衰，孝廉舉而世風薄。宣帝不幸言中，元、成之后漢室衰矣。到魏晉時期，法家和道家思想重新抬頭，遂起“自然”與“名教”之爭，到南北朝時期，“自然”與“名教”融合，儒、玄、文、史和?？平逃⑹苤匾暋Ｌ平y(tǒng)一天下后，百花齊放的思潮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大唐文教一時欣欣向榮。武后秉權，開進士科獨重詩賦之先河，百花齊放的動人局面遂向文學藝術教育偏轉。文學藝術教育有賴于個人的自修自悟和文友之間的相互切磋，于是中央官學教育衰落，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消退，詩人們逐漸沉溺于個人的情感世界，以致于出現(xiàn)五代極衰極亂之世和宋初右文政策長期難以奏效的局面。胡瑗、范仲淹之后，宋代儒學教育復興，思想家們吸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方法創(chuàng)立了新儒學。新儒學內部理學和心學之間爭鳴不斷，各自建書院，廣生徒，掀起儒學教育的又一個高潮。然而，新儒學對魏晉以來興起的佛教、道教和文學藝術教育思想采取極端排斥的態(tài)度，創(chuàng)新有余而融合不足。天理過分張揚，人性中鮮活的一面受到壓抑，以致于理學末流習得女人一般。直到明清實學教育思想家出，理性和情感才在教育思想中取得同樣重要的地位，實用知識才被納入儒家教育思想體系中，理學教育思想的偏頗才得以糾正。
中國古代教育思想以儒家為主，多元并存，既有統(tǒng)一性又有多樣性，和而不同。有多樣性才有和合的可能，有和合才有創(chuàng)新，有創(chuàng)新才有發(fā)展。五千年綿延不絕的中華文化與教育思想中最為寶貴的遺產是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和而不同，中道而行是至高無上的品德，需要海納百川的廣闊胸懷，需要“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愛精神，需要參同天地的大智大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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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國鈞.老子教育思想再評價——以郭店竹簡《老子》為依據(jù)[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262-265.
關于古代教育論文范文二：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及其啟示
摘 要：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歷史悠長，在自身的發(fā)展中形成了鮮明的特色，對我國古代人才的培養(yǎng)和社會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從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談起，對其發(fā)展經歷進行了簡要回顧，總結分析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及其對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啟示。
關鍵詞：古代高等教育 官學 私學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體制中的最高層次，它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有一定的場所，通過一定的制度和措施傳授高深文化知識，研究高深學術，為社會培養(yǎng)各類高級專門人才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歷經滄桑，在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響著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諸多方面。本文擬對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概況及其特點進行回顧和總結，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其對于現(xiàn)代高等教育發(fā)展與改革的啟示。
一、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概況
(一)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學制結構金字塔的尖端，它的產生時間晚于一般學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據(jù)古籍記載，中國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學”之稱。虞夏商時期的上庠、東序、右學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具備高等教育的一些屬性，應該可以說是高等教育的雛形。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在經濟方面要求生產力必須顯著發(fā)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和教學設備等，以及有作為傳授知識和培養(yǎng)官吏的專門教育人員。而處在奴隸社會初中期的虞商時期還難以完全具備這樣的條件，只有到了西周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出現(xiàn)了脫離生產勞動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為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發(fā)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周代金文中關于周天子帶領群臣及學生在“學宮”習射和作樂舞，這里的“學宮”即大學，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質。所以，虞夏商時期至西周時期可視為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時期。
(二)官學中的高等教育
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事業(yè)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革，在奴隸主貴族的政治統(tǒng)治走向崩潰的時候，“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原來由貴族壟斷、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間，私人辦學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大景觀。從此以后，整個古代社會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著官學和私學兩種類型。在官學類型中，太學和國子監(jiān)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學府。漢代太學，即由“大學”一詞衍生出來，是古代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高等學府。此后歷代都有設立，而名稱不盡一致：晉武帝咸寧二年創(chuàng)辦國子學;齊改國子學為國子寺;隋煬帝改為國子監(jiān);唐宋兩代太學與國子學并存;元明清時期則不設太學，只設國子學或國子監(jiān);明清國子監(jiān)兼具備國家教育管理機構和最高學府兩重性質，后逐漸衰敗，成了科舉的附庸。除此之外，東漢末出現(xiàn)了我國古代最早的藝術大學──鴻都門學，它是“近代世界文學藝術大學的嚆矢”;三國時曹魏建立的五經課試法，其中由“門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學預科的性質;南朝劉宋政權設立的儒學、史學、文學、玄學四個學館的分館授業(yè)制度是分科教育的開端;唐宋明三代分別創(chuàng)辦的書學、算學、律學、醫(yī)學、畫學、武學等?？茖W校與專業(yè)訓練，是世界上最早的實科學校。
(三)私學中的高等教育
私學是中國歷代私人辦理的學校，是封建社會學校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學有蒙養(yǎng)教學和經師講學，后者相當于大學。故私學中也有部分屬于高等教育層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學這種形式來宣傳自己的學說，擴大本學派思想的影響。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開辦私學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傳授學問，以教學為主，并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學身上。漢代以后，私學分為蒙館之學和專家之學兩個層次，基礎教育通常在十五六歲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須進入私家經師的學館去深造，私家經師多為當世的著名學者。漢以后的私家經館，培養(yǎng)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學術人才，對弘揚民族文化、促進高等教育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時期，私家經館發(fā)展為書院，書院是中國古代學者研究學問、聚徒講學的教育場所。宋朝有了較大發(fā)展，并出現(xiàn)了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嵩陽書院等;明朝的東林書院也辦得頗有特色;到清朝時期，出現(xiàn)了書館官學化，絕大部分書院成為準備科舉考試的場所。不管怎樣，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書院為歷朝學術的繁榮發(fā)展和人才的培養(yǎng)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
通過回顧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歷史，較之近現(xiàn)代高等教育，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獨特的特點，概括而言，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德育，強調修身養(yǎng)性
儒家教育以經史為基本，以“明人倫”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術。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養(yǎng)和道德教育為中心，漢代的五經、唐代的九經、十二經、宋代的十三經，再加上《史記》、《漢書》、《昭明文選》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內容。這些內容講究文、行、忠、信，以三綱五常為行為規(guī)范，嚴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長幼、親疏之別，其共同特點就是泛道德主義。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內容中的泛道德傾向，對培養(yǎng)中國人的道德情感與愛國精神有著重大的影響，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寶貴遺產，反映了社會進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學家把封建的倫理道德視為“天理”，強調修身養(yǎng)性，格物致知。書院就是一些學者為達到修身養(yǎng)性求得真學問的目的而產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機構。他們在教育過程中強調“理”的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強調倫理綱常名教，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人的自我覺醒、自我約束，采取“修身治國”、“改過遷善”、“致知踐行”的原則和“自省自察”“存養(yǎng)”“陶治”的方法進行道德教育，主張靜以養(yǎng)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讀書治學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義，培養(yǎng)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為先，注重道德學問，注重修身養(yǎng)性是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則。
(二)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
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也是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官學中太學的教學以相互問難、討論經義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學的專職教師，又是朝廷的學術顧問，參加朝廷舉辦的所有重大學術活動。西漢的石渠閣會議和東漢的白虎觀會議，都有博士參與討論，這種學術爭論，影響到太學的教學和學術風氣。博士平素講經，注重互相詰難，并以善辯而受人稱譽。辯難精神是太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這是研究和繁榮學術所必需的。
私學中的書院，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高等教育組織形式，不僅僅是教育場所，也是當時的學術中心。它們以培養(yǎng)人才為宗旨，以繁榮學術為已任，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學者進行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活動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眾多的學術派別。因此，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結合是書院的一個突出特點。學術研究是書院教育教學的基礎，而書院的教育教學又是學術研究成果得以傳播和發(fā)展的一條重要途徑。書院教學實行門戶開放的辦法，打破了官學關門教學的做法，聽講者可以不受學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學術交流。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王守仁除在濂溪書院講學外，還和湛若水等人還歷時數(shù)十載奔波于全國各地講學，形成了我國書院史上著名的“講會制度”，使書院成為學術爭鳴和交流的舞臺。
(三)官學與私學相結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原來由貴族龔斷、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間，從此，古代社會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學和私學平行發(fā)展的局面。由于官學招生名額太少且有入學資格限制，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求學要求，加之私學的講授課程與官學都是儒經，不妨礙讀私學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學得以迅速發(fā)展，彌補了官學在數(shù)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學成為官學的必要補充，并促進了官學的發(fā)展。
書院與私學相比，不僅有相對固定的教育經費作后盾，而且有嚴格完整的管理體系做保障，這些是私學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同時，書院又不同于官學，其經費來源于民間的自發(fā)集資，而非官府撥款，辦學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養(yǎng)學生，形成獨特的辦學特色。教育對象主要是下層社會的貧寒子弟，帶有濃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紈绔子弟。因此，書院在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廣泛吸取了傳統(tǒng)官學和私學的有益經驗，并對其進行了積極改造和系統(tǒng)綜合。正因為書院是對傳統(tǒng)官學和私學的揚棄，它才能在批判繼承中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貫穿在它存在和發(fā)展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
(四)重人文學科輕自然科學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性特質，表現(xiàn)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個方面就是以人為本位，重視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自然科學倍受冷落。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儒家學說為根基，儒家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強調教人予“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學內容多為講究修齊治平的儒家經典以及文史辭章等古典人文學科。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上主要以人文社會科學課程為主，并且道德教育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的始終。尚在奴隸社會時期，就已有了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這些大體上屬于社會、倫理、文化、語言等方面的知識。進入封建社會，又有了充實和發(fā)展，出現(xiàn)了“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增加了哲學、政治、倫理、文學、歷史知識等方面的內容。這些經驗性、積累性、直觀性、強調人文、強調道德的教育內容，使得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學科高度發(fā)達，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盡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產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但只是作為統(tǒng)治藝術的輔助知識進行研習的。而且，數(shù)學、醫(yī)學、天文學在講求“天人合一”的中國古代還是由于與“人事”有一定的關系，才受到統(tǒng)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純自然科學則完全為社會所忽視。中國古代高等教育這種重人文科學輕自然科學的特點，與歐洲古代、中世紀大學重視數(shù)學、天文、醫(yī)學、物理等自然科學教育形成明顯的對照。
(五)學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學具有明顯的“學在官府”“政教合一”特點， “學在官府”即學校皆由官府所設，教育機構與政府機構合而為一，并且“以吏為師”，官學中的教師都是朝廷命官，辦學地點在官府之中，統(tǒng)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為社會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國，強調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必須以“政”，即治國之道為內容。在“學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體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內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為社會培養(yǎng)各級官吏，雖然學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務，但這種教化任務更多是通過間接的方式來實現(xiàn)的，即由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官吏來完成的。因此，教學僅為中國古代的高等學府的職能之一，它與政府行政職能有機結合，不僅是封建官僚的培養(yǎng)場所，同時也是封建統(tǒng)治思想的宣傳工具和推行其統(tǒng)治政策的實施機關，起著統(tǒng)一思想和統(tǒng)一政治的作用，這種高教管理體制在世界上是獨具特色的，在中國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國古代高等教育與政治的這樣一種密切關系，使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學生在校學習時即很關心時政。中央高校學生和朝中士大夫本著學術上的承襲關系，政治上也經常持相同立場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歷來是開展政治活動的場所，學生關心國家大事，議論朝政成為中國古代高校的一個傳統(tǒng)。而這一點不僅體現(xiàn)在官學中，私學中也不例外，如東林書院就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著名對聯(lián)。
(六)學而以居，學而優(yōu)則仕
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上，為學不離從政，學與仕始終是不可分離的。古代高等教育預設了“學而以居”“學而優(yōu)則仕”的教育目標，從漢代開始分科目察舉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設立進士科舉以后，高等學校的辦學目的就是“儲才以應科目”。學校追求的是中舉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錄官率，高等學校成為培養(yǎng)官員的預備機構，成為追逐功名利祿的階梯。在實行科舉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與科舉考試這種世界上獨特的選拔人才方式緊密結合，形成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點。科舉考試成為教育有力的指揮棒，考試的內容成為高等教育的內容，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科舉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啟示
(一)教書育人，以德修身
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傾向”，對培養(yǎng)學生的道德情感與愛國精神有著重大的影響，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寶貴遺產，是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實際要求，在當代高等教育中應當堅持和發(fā)揚，我國現(xiàn)階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與這種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脈相承的。但在當代的高等教育中，僅實施這種泛道德的教育還是不夠的，在市場經濟的大環(huán)境下，面對多元文化的沖擊和社會轉型時期的復雜環(huán)境，學生因思想沖擊、利益驅動和社會的壓力等所產生的道德問題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學校在進行這種“泛道德”教育的同時，應著重加強大學生的人格教育，教會大學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對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適應社會等等，使他們在學習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義。
對于高等學校如何進行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資借鑒的方法，強調人的自我覺醒、自我約束，如“改過遷善”、“致知踐行”、“存養(yǎng)”、“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張靜以養(yǎng)心，以德修身，這些經驗總結都值得我們借鑒。除此之外，高等學校還有結合當代高等教育的實際情況，采取更多的途徑“踐行”，德育的最終目的要體現(xiàn)在日常的行為中，所以要在大學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動以養(yǎng)心”等也應該成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養(yǎng)高層次人才的場所，同時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訓練場。因此，高等學校工作也應以德為先，做到教書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學相長、兼容并包的學術思想
教學相長是教學過程的一條重要原則，這條原則在高等教育的教學過程中就顯得更為重要和突出，如何實現(xiàn)師生間教與學的相互長進，我國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方法：辯難。在我國現(xiàn)階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學過程中，最不理想或說最欠缺的是師生間的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與探討，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辯難”。“教師滿堂灌、學生埋頭記”依然是當今大學教學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學生很少有與教師“辯難”的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學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與學的相互促進，也不利于各種思想的相互交流與碰撞，說到底，它不利于學術的繁榮。因此，要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推行這種師生間的“辯難”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方法和途徑，讓師生在平等、和諧的氣氛中相互詰難、推理和啟發(fā)，從而共同進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國際化的今天，必須適應多元文化和各種思想潮流的交融與沖刷，高等教育在學術思想上更應該如此，因為多元化不僅意味著“百花齊放”、競相爭艷的繁榮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學術內部的潛在的東西將被激活，因此在高校應該提倡學術上“兼容并包”，大學應該給各學術流派提供展示的舞臺，正如古代“講會制度”那樣，容許有各種學術的聲音存在，這些對大學學術的真正繁榮應該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辦高等教育與民辦高等教育相結合
我國古代私學教育的存在和發(fā)展對古代教育的發(fā)展應該說是相當有益的，書院等私學的存在對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發(fā)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為鑒，我國現(xiàn)階段大力推進和加快民辦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必須的。
世界上許多發(fā)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民辦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發(fā)展民辦高等教育是實現(xiàn)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必由之路?，F(xiàn)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發(fā)展應該說是相當?shù)难该?，特別是公辦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其發(fā)展速度達是建國以來最快的，但是這種速度還滿足不了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要求。國家對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不足，高校的師資、設備、校舍、圖書資料等教育資源的短缺是制約著我國高等教育的進一步發(fā)展。大力發(fā)展民辦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繼續(xù)發(fā)展的唯一選擇，民辦高?？梢猿浞掷蒙鐣Y金和資源，減輕國家經費投入上的壓力，同時滿足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的需求。因此，要實現(xiàn)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就必須在發(fā)展公辦高等教育的同時，大力發(fā)展民辦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結合起來，相互促進，從而最終實現(xiàn)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fā)展和全面繁榮。
(四)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
前文提到，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是“重人文學科輕自然科學”。從歷史來看，這種觀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慘痛的結果和教訓，我國輝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長期停滯不前，就是由于這種觀念長期統(tǒng)治的結果。隨著自然科學的崛起，自然科學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顯，使得現(xiàn)代高等教育中存在著“重自然科學輕人文科學”的現(xiàn)象。無論是古代的“重文輕理”還是現(xiàn)代的“重理輕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發(fā)展，從人類的長遠利益來看，這種“重此輕彼”的現(xiàn)象應該加以批判。
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互滲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現(xiàn)代社會的要求，現(xiàn)代高等教育應該堅持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的原則，。現(xiàn)代大學的教育目的是培養(yǎng)專門人才和一批知識英才，他們將成為社會進步與發(fā)展的中堅力量，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和發(fā)展過程中的重大決策將依靠這些人的聰明才智。這就要求他們既要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還要有扎實的專業(yè)知識。高等學校的人文科學的教育應該包括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科學技術發(fā)展史等知識;自然科學的教育應該包括數(shù)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識。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學生，在系統(tǒng)學習和掌握本學科的知識外，學校還要對其進行一定的其他學科的通識教育，這樣才能培養(yǎng)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需要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五)學以致用，注重素質教育
“學而優(yōu)則仕”的教育目標，從而導致了科舉考試的選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為了天下學子十年寒窗苦讀的“經書”，古代高等教育培養(yǎng)的學生大都“千人一面”，無個性和創(chuàng)新精神，為“仕”成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發(fā)展已經遠遠超出了對這一單純的目標的追求，現(xiàn)代高等教育應該追求的是“學以致用”，有學必有用，社會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只有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現(xiàn)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層次的，高等教育要適應社會之需要，根據(jù)學生的個性特點和興趣愛好等，實施有針對性的素質教育，不斷提高學生的社會適應性，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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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于古代文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