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屈原《九歌》對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屈原辭賦“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的詩歌創(chuàng)作深受其影響。對此，前人已有述及。王夫之《唐詩評選》：“義山詩寓意俱遠，以麗句影出，實自《楚辭》來。”吳喬《西昆發(fā)微序》：“義山始取法少陵，而晚能規(guī)模屈宋……《無題》詩十六篇，托為男女怨慕之辭，而元一直陳本意，不亦風(fēng)、騷之極致哉!”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注《無題》(八歲偷照鏡)：“此首乃追憶之詞。邐迤寫來，意注末兩句。背面春風(fēng)，何等情思。即‘思公子兮未敢言’(按，此《九歌·湘夫人》句)之意，而詞特妍冶。”秦朝釬《消寒詩話》：“義山詩如《無題》、《碧城》、《燕臺》等詩，且放空著，即以為如《離騷》之美人香草，猶有味也。”

　　上面引述，主要從總體上概略談屈原辭賦對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本文特拈出屈原《九歌》的悲劇質(zhì)素對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略陳管見。

　　一、屈原《九歌》的悲劇本質(zhì)對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九歌》是朝廷祭歌還是民間祭歌，它的創(chuàng)作年代是早是晚等問題，向有爭議。筆者認為，《九歌》乃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時，根據(jù)楚之民間祭歌加工創(chuàng)作而成的一組抒情詩。這個問題的界定，對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至關(guān)重要，因為只有界定了《九歌》的創(chuàng)作年代和性質(zh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九歌》的悲劇色彩。

　　聞一多先生在《九歌的結(jié)構(gòu)》、《什么是九歌》[2]兩文中，根據(jù)《九歌》十一篇的內(nèi)容和風(fēng)格特征對《九歌》進行了分類，認為其中八篇的《東君》與《云中君》、《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河伯》與《山鬼》各為一對配偶神，作品所陳述的是他們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這種劃分和概括未必完全切合實際，但可成一家之言，起碼“二湘”、《河伯》與《山鬼》諸篇陳述愛情故事則是不爭之事實。愛情是人類美好的感情，有情人理應(yīng)終成眷屬，但《九歌》中的主人公對愛情的追求總是以失敗而告終。《湘君》，寫湘夫人思念戀人湘君，久候不至而駕舟親往前迎，“邅道洞庭”，橫渡大江，歷盡艱難險阻和千辛萬苦，然而，“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嘆息!”她在痛苦失望中“橫流涕兮潺湲”!《湘夫人》，寫湘君思念湘夫人，望而不見，相遇無緣。他幻想能與湘夫人同結(jié)百年之好，傳令筑室水中。但正值水中華美芳潔之宮殿筑成之際，“九嶷繽其并迎，靈之來兮如云”，九嶷山上的眾神來迎接湘夫人回去哩!湘君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被殘酷的現(xiàn)實擊得粉碎?！逗硬?，始寫河伯與戀人攜手游山玩水——“與女游兮九河”，“登昆侖兮四望”，“與女游兮河之渚”，真是其樂融融!然而好景不長，“流澌紛兮將來下”，由于流冰紛下的威脅，“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與戀人不得已而凄然分別。《九歌》所寫主人公對戀人的追求，要么是求而不遇，要么是遇而復(fù)失，總之是其追求美好理想的“必然要求”與這種要求的不可能實現(xiàn)，構(gòu)成了悲劇性的沖突，最終是理想的受摧殘，人生有價值的東西遭到毀滅。

　　屈原《九歌》所展現(xiàn)的悲劇，不僅僅是美好事物的毀滅，它還表現(xiàn)出了主人公在遭受摧殘時的不屈意志，勇敢抗?fàn)?，對理想的?zhí)著追求。《湘君》寫湘夫人由于湘君的爽約而對他的感情產(chǎn)生懷疑，認為“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于是便把湘君當(dāng)初贈送給她的定情物“玦”與“佩”丟棄到水中：“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顯示了與負心漢的決絕態(tài)度。但同時，她又“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又想若戀人真正因為客觀原因而未赴約的話，我也不能錯怪他，所以采芳草交給“下女”以向湘君傳達自己的心意，顯示了對愛情的不懈追求?！断娣蛉恕返慕Y(jié)尾同樣表達了主人公這樣的思想感情?！渡焦怼?，寫山中女神盛妝去與戀人約會，在凄風(fēng)苦雨中久等戀人不至，她在經(jīng)受著失戀的痛苦煎熬時依然充滿自信：“山中人兮芳杜若”，認為自己的品貌芳如杜若，與當(dāng)初“既含睇兮又宜笑”、“善窈窕”的美質(zhì)無異，倒是對方的感情起了變化：“君思我兮然疑作”，從而表達了無比悲憤的心情：“思公子兮徒罹憂”!一位既向往愛情，熱烈追求，又傲岸不屈的“山鬼”形象躍然紙上。

　　《九歌》所展現(xiàn)的這種悲劇的本質(zhì)，在李商隱的詩歌尤其是他的愛情詩中有著充分的體現(xiàn)。李商隱年輕時在王屋山之道觀與女道士宋華陽相識并墜入愛河，但此事被發(fā)現(xiàn)，宋被遣，詩人也被趕下山。詩人為這一刻骨銘心的愛情寫了諸多詩篇，包括一些無題詩皆與此相關(guān)。這些詩篇無不具有悲劇色彩?！对乱怪丶乃稳A陽姊妹》：“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層中鎖彩蟾。應(yīng)是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精簾。”(本文所引用李商隱詩皆選自中華書局1988年版劉學(xué)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以下只注篇名)值此月夜良辰，詩人本當(dāng)與宋氏姊妹同賞明月，這是青年男女追求愛情的“必然要求”，但宋氏姊妹卻被玉樓深鎖，水晶簾隔，令詩人無緣相見徒勞思念。事發(fā)后，在“東風(fēng)無力百花殘”的時節(jié)，詩人與宋分別，依依不舍。但他仍寄有希望：“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無題》)。誰知此別竟是永訣，幽期難再，天涯永隔，詩人只能在夢中與情人相會了，夢醒之后他深沉慨嘆：“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四首》其一)這一美好的愛情就這樣給毀滅了。

　　《燕臺詩四首》的女主人公是先于洛陽柳枝的李商隱的戀人，可能是某家的養(yǎng)女，與商隱發(fā)生戀情后即被一大商人重金買去[3]。由于詩中多楚地及其風(fēng)物，如“云夢”、“湘川”、“蒼梧野”、“楚管蠻弦”等，《燕臺詩四首》所受《九歌》之影響殊為明顯，尤其“瑤琴愔愔藏楚弄”一句顯與《湘君》“吹參差兮誰思?”有相承之處。這四首組詩的悲劇色彩也更為濃郁。詩篇寫詩人與女主人公在春天相戀而被迫分離后，便從夏經(jīng)秋到冬，由中原(河內(nèi)懷州)而石城(今江陵)，經(jīng)洞庭湖沿湘江到長沙，千里追尋。戀人則“芳根中斷香心死”，“破鬟倭墮凌朝寒”，又被商人挾持匆匆遠行。這種千里追尋而元果的悲劇結(jié)局與《湘君》湘夫人駕舟北征千里尋夫而不遇的結(jié)局何其相似乃爾!所不同者，《湘君》是想象，《燕臺詩四首》是寫實而已。

　　劉學(xué)鍇先生說：李商隱“十四首無題詩多寫離別相思，而且多數(shù)是抒寫愛情的失意、幽怨、感傷、幻滅等帶有悲劇性的情感內(nèi)容。”正像《九歌》一樣，李商隱的愛情詩也不僅僅表現(xiàn)愛情遭受摧折與毀滅的悲傷，而且表現(xiàn)了主人公對愛情的堅韌與執(zhí)著，在悲中展現(xiàn)出崇高與美。如《無題》(颯颯東風(fēng))的尾聯(lián)“春心莫共花爭發(fā)，一寸相思一寸灰”，一方面是愛情幻滅的強烈悲憤，是屢受挫折后近乎絕望的嘆息，但在幻滅、絕望中透露的卻是任何阻抑也無法泯滅的春心。“一寸相思一寸灰”的結(jié)果不是心如冷卻的死灰，而是導(dǎo)致新一輪的春心萌發(fā)和更強烈的追求。[4]《燕臺詩四首》主人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輾轉(zhuǎn)千里的追尋本身就顯示了主人公的堅韌與執(zhí)著，由悲中顯示出美來，與湘夫人的千里尋夫具有同樣感人的力量。

　　二、《九歌》悲劇表現(xiàn)的比興象征手法對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九歌》悲劇表現(xiàn)的重要手法是比興象征。

　　比興手法是自《詩經(jīng)》以來中國詩歌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手法，《楚辭》對《詩經(jīng)》的比興手法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為整體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這尤其在《離騷》中充分體現(xiàn)。這種“香草美人”的手法為后世許多作家所繼承。李商隱的詩也明顯繼承這種手法。如《無題》：“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xué)彈箏，銀甲不曾缷。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fēng)，背面秋千下。”古人早已看出此詩“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吳喬《西昆發(fā)微》：“(此)才而不遇之意。”聯(lián)系作者的生平，不難看出這位傷春的少女有著詩人自身的面影，象征其少年才俊而卻對前程有著深深的憂慮與茫然。

　　《九歌》作為《楚辭》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有點特別。它是屈原在民間祭歌基礎(chǔ)上加工創(chuàng)作而成的抒情詩，所抒寫的感情便具有雙重性——既有詩中所祭之神的情感又有詩人屈原的情感，所以它運用的比興象征手法往往也具有雙重性。如《湘君》寫湘夫人沿湘江北上千里尋夫不遇后寫道：“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朱熹《楚辭集注·九歌》：“此章(按，指“桂棹兮蘭枻……恩不甚兮輕絕”一段)比而又比也。蓋此篇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此章則以別事(按，指“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朱熹所說的“比而又比”就是雙重比喻與象征。第一重是，以“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薜荔不在水中，芙蓉不在木末，所以到水中采薜荔，到樹梢摘芙蓉是緣木求魚，不可能的事，作者以此來比湘夫人尋夫難遇，以表達她失戀的感傷和悲凄。第二重是，以求神不答來比事君之不偶，寄寓詩人的悲劇遭遇。

　　受《九歌》這種“比而又比”的手法影響最深且又有所創(chuàng)新發(fā)展者當(dāng)數(shù)李商隱?？雌洹舵隙稹罚?/p>

　　云母屏風(fēng)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

　　嫦娥應(yīng)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此詩含有三層意蘊。第一層即詩的表層，其意是詠嫦娥，嫦娥竊靈藥而入月宮，雖高處瓊樓玉宇極高潔清凈，但碧海青天則十分清冷寂寥，此所“悔”者也。第二層即詩的內(nèi)層，其意蘊是詠女冠，以嫦娥的寂寞孤獨喻女冠的寂寞孤獨，表達對女冠的深切同情。第三層即詩的深層，其意蘊是詠詩人，借前兩層以喻詩人蔑棄庸俗向往高潔而陷于孤寂的處境與心境。詩中嫦娥、女冠、詩人實三位一體，境類而心通?！吨剡^圣女祠》也有三層意蘊。第一層，寫圣女“上清淪落得歸遲”的悲劇命運;第二層，以圣女喻女冠;第三層，寄寓詩人自身遭際。[4](第十章)商隱這些詩，與《九歌》相比，運用比興手法更為深隱，象征有神無跡，非知人論世而無法探其深層含蘊。比興象征這一手法到李商隱這里達到了爐火純青乃至登峰造極之境。但其源則是《詩》《騷》，《九歌》的影響功莫大焉。

　　三、《九歌》悲劇的感傷基調(diào)對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九歌》悲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基調(diào)感傷。郭沫若說《九歌》歌辭“清新”，調(diào)子“愉快”，“情調(diào)清新而玲瓏”[5]，雖然也能找到例證，但并不符合《九歌》的整體實際。馬茂元說：“在《九歌》的輕歌微吟中卻透露了一種似乎很微漠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長的感傷情緒”。“隱隱約約地籠罩著一層從生活深處發(fā)散出來的憂愁幽思，感傷遲暮的氣息”。[6]《九歌》除《東皇太一》外，其它諸篇都帶有憂傷哀怨的情韻。且不說“二湘”、《山鬼》、《河伯》這些祭祀地祗的篇目，即使祭祀位高權(quán)重的天神的如《東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幾篇也莫不如此?！渡偎久穼懭松竦朗猓鄳俣坏闷渌?，“悲莫悲兮生別離”。“望美人兮未來，臨風(fēng)恍兮浩歌”，無不表現(xiàn)出一種悲涼悵惘之情?！洞笏久冯m極寫大司命這一掌管人之壽夭之神威嚴(yán)權(quán)重，詭譎莫測，然“老冉冉兮既極，不浸近兮愈疏”，“結(jié)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抑郁憂傷之情依然可見?！稏|君》，寫太陽神高唱著“暾將出兮東方，照我檻兮扶桑”，撫馬安驅(qū)，駕龍而上，乘雷而行，何等威武雄壯!然而，“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依然不免帶有一絲惆悵?！对浦芯?，始寫云中君沐蘭浴芳，華衣若英，龍駕帝服，翱游周章，何其逍遙!然而，結(jié)尾則是“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其情更是憂傷凄婉。正如周禾所形容的那樣：“仿佛這些神被一種力量所驅(qū)使而聚集到一起，在詩人的統(tǒng)一指揮下進行了一次情緒頗為低沉的大匯演。”[7]

　　《九歌》這種感傷色彩，不僅影響了同時期的詩人宋玉，也影響著后世詩人的創(chuàng)作，李商隱可謂受其影響最著的一位。

　　“刻意傷春復(fù)傷別”，是商隱對杜牧詩的評價，其實正是夫子自道，杜牧詩的傷感遠不及商隱的詩。且不說他那些戀情詩、無題詩，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將情人離別時的黯然銷魂表現(xiàn)得無以復(fù)加。成為離別情詩的千古絕唱，即使他的詠物詩、政治詩也都籠罩著一層如濃霧般的感傷色彩。如詠物詩之《流鶯》，馮浩《玉溪生詩箋注》評曰：“通體凄惋，點點杜鵑血淚矣。”劉蕡是晚唐政壇上頗有作為的重要人物，也是李商隱仰慕的政治家，因黨爭而遭貶。劉蕡被貶而死后，李商隱連續(xù)寫了四首悼念的詩。其《哭劉蕡》曰：“上帝深宮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黃陵別后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fēng)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詩中人物、意象、情調(diào)都明顯受楚辭影響。

　　劉學(xué)鍇將李商隱詩的情緒型感慨分為“間阻之慨”、“遲暮之慨”、“孤寂之慨”、“迷惘幻滅之慨”[4](第十一章)，我想，無論哪種類型，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感傷的基調(diào)。李商隱詩感傷的情感基調(diào)取決于其生存的時代和個人遭際等因素，但從詩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角度看，他則從中國詩歌感傷主義的傳統(tǒng)中接受了藝術(shù)營養(yǎng)。劉學(xué)鍇將中國文學(xué)史的感傷主義傳統(tǒng)分為三個階段，分別以宋玉、李商隱、曹雪芹為代表，且以為李商隱詩歌的感傷主要接受了宋玉的影響[4](第十八章)，較為切合中國文學(xué)史的實際。但我以為李商隱詩歌的感傷色彩受屈原《九歌》的影響更為突出。試比較商隱《重過圣女祠》“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fēng)不滿旗”與《九歌·山鬼》“表獨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fēng)飄兮神靈雨”。一寫“上清淪謫得歸遲”的“圣女”所處的環(huán)境氣氛，一寫越過艱難險阻到約會地點不見戀人而獨立山巔的“山鬼”所處的環(huán)境氣氛，那由細雨靈風(fēng)所構(gòu)成的朦朧幽約的境界，由這種境界所透出的看似淡微而實則深沉的主人公的憂傷如出一轍，甚至連用語如“靈風(fēng)”、“神靈雨”也幾乎相同。所不同的是，商隱詩作為七律之一聯(lián)，更為概括，蘊含更為豐富。其實《圣女祠》“松篁臺殿蕙香幃”與《山鬼》“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也有淵源關(guān)系。至于《湘夫人》“嫋嫋兮秋風(fēng)，洞庭波兮木葉下”這一千古文人“悲秋之祖”的名句，對李商隱“颯颯東風(fēng)細雨來”(《無題四首》其三)、“東風(fēng)無力百花殘”(《無題》)、“風(fēng)光冉冉東西陌”(《燕臺》)的影響也是顯然的。所不同者，一為悲秋，一為傷春，“感傷”則是一致的。

　　四、《九歌》悲劇的神話題材對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屈原《九歌》的悲劇是與其運用神話傳說作題材分不開的。中國古代的神話大多具有悲劇色彩，如《精衛(wèi)填?！?、《夸父逐日》等?！毒鸥琛芳词羌漓氲臉犯?，幾乎每篇都包含有一個凄美悲涼的神話傳說。“二湘”之娥皇、女英的神話傳說眾人皆知。無論把舜看作“湘君”、二妃看作“湘夫人”還是把娥皇看作“湘君”、女英看作“湘夫人”，《九歌》“二湘”所源的神話傳說都是悲婉動人的。一般認為《山鬼》中的“山鬼”即巫山神女瑤姬，《文選·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赤帝女曰瑤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瑤姬未嫁而卒已是悲劇，卒后與楚襄王未果的愛情也是一個凄美的故事。

　　《九歌》運用神話傳說題材的悲劇性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九歌》的悲劇性。李商隱詩歌的悲劇性也與此有關(guān)。李商隱詩歌運用神話傳說與《九歌》相關(guān)者以湘妃與巫山神女最多。如《燕臺四首·秋》：“瑤琴愔愔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簾鉤鸚鵡夜驚霜，喚起南云繞云夢。”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瑤琴’四句，恨現(xiàn)前之歡娛有限，用巫山事，所謂‘猶恐相逢是夢中’也。”《燕臺四首·冬》：“清溪白石不相望，堂上遠甚蒼梧野。”顯系用“湘妃”典。馮浩《玉溪生詩箋注》評此詩“神味原本楚《騷》”者，殆源于此?！杜汲赊D(zhuǎn)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眾中賞我賦高唐，回看屈宋由年輩。”“高唐”即用巫山神女典，下句直接點出與屈宋之關(guān)聯(lián)。與宋玉之關(guān)者是《高唐賦》，與屈原之關(guān)者定是《山鬼》了。前引《重過圣女祠》“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fēng)不滿旗”，不僅意境、感傷色彩與《九歌》有關(guān)，其暗用之神話故事也與《九歌》有關(guān)。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一春夢雨’，言其如巫山神女，暮雨朝云，得所歡也。‘盡日靈風(fēng)’，言其如湘江帝子，北渚秋風(fēng)，離其偶也。”《無題二首》其二“神女生涯原是夢”之“神女”即巫山神女。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評此詩曰：“重幃自鎖，清宵自長，所謂神女小姑，即《楚辭》‘望美人兮南浦’之意。”《銀河吹笙》：“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湘瑟”即湘靈鼓瑟，與湘妃的神話也有關(guān)系。商隱詩用神話題材與《九歌》聯(lián)系最明顯最密切者當(dāng)屬《楚宮》：

　　湘波如淚色漻漻，楚厲迷魂逐恨遙。

　　楓樹夜猿愁自斷，女蘿山鬼語相邀。

　　空歸腐敗猶難復(fù)，更因腥臊豈易招?

　　但使故鄉(xiāng)三戶在，彩絲誰惜懼長蛟?

　　此詩當(dāng)為大中三年五月詩人由桂管北歸經(jīng)潭州所作，主旨為憑吊屈原。首句暗寓湘妃啼竹之意。頷聯(lián)化用《山鬼》詩意，“楓樹夜猿愁自斷”化用“猨啾啾兮狖夜鳴。風(fēng)颯颯兮木蕭蕭”，“女蘿山鬼語相邀”化用“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地為楚地，主旨為吊屈原，詩人很容易想到屈原的作品，“二湘”與《山鬼》的神話題材與悲劇氛圍正宜表達商隱此時此地的思想感情，兩位相距千年的詩人于此時此地可謂心有靈犀遙相通。

　　五、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接受《九歌》悲劇質(zhì)素影響的深層原因

　　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劇質(zhì)素的影響，具有深層原因。

　　第一，李商隱與屈原所處的時代有相似點。李商隱生活于大唐商國的晚期，屈原之生平活動也正是楚國的末世。

　　第二，李商隱與屈原的家世具有相似點。李商隱《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等詩都言自己的家世與李唐皇室有關(guān)，據(jù)清人張采田與今人劉學(xué)鍇等考證。李商隱之遠祖與李唐皇室乃為同宗，但關(guān)系已非常疏遠，商隱當(dāng)是涼武昭王李暠的十五代孫。[4](第一章)這種宗親關(guān)系不可能事實上也沒有給李商隱帶來任何政治、經(jīng)濟上的實際利益。從影響比較直接的高、曾、祖、父四代近世宗親來看，雖然都有官職，但大都為州郡僚佐、縣令縣尉一類州縣官吏。到其父李嗣去世后。李家更是“宗緒衰微，簪纓殆竭……澤底名家，翻同單系;山東舊族，不及寒門”(《祭處士房叔父文》)。屈原在《離騷》中說自己為“帝高陽之苗裔”。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乃“楚之同姓也”。據(jù)褚斌杰師的考證，屈原從血統(tǒng)、世系上，屬楚公族。然亦非楚王近宗[8]，故自敘為“苗裔”。

　　第三，李商隱與屈原的生平遭際近似。李商隱少懷“凌云一片心”(《初食筍呈座中》)，但仕途坎坷，一生輾轉(zhuǎn)漂泊于幕府，最后郁郁而卒。屈原也是少懷大志，愿為王者師，“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離騷》)雖青年官居高位為王之左徒，但自因制訂憲法被同僚讒毀懷王疏遠后，又兩次被放逐，最后見楚國勢已去而含憤投江，葬身魚腹。

　　王朝末世，皇族遠裔，懷才不遇，釀成兩位詩人悲劇的性格和悲劇的人生，雖相距千年而觸類心通，思想感情極易產(chǎn)生共鳴，李商隱的詩歌創(chuàng)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劇質(zhì)素的影響自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