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簡要評價
　　
　　二語習得研究領域出現(xiàn)的社會學轉向并不是偶然的，這與長期以來人們對語言習得規(guī)律的認識不斷深化有關。從二語習得理論的發(fā)展歷史來看，普遍語法學派的影響由來已久。根據(jù)Chomsky的普遍語法理論(簡稱UG)，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有著某些共同的語言原則和尚未定值的語言參數(shù)，由于每個人的語言認知體系中都有uG知識系統(tǒng)，而UG體現(xiàn)了每個人的心腦語言機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廣義規(guī)則和原則構成。20世紀80-90年代的二語習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進行，并成為當時二語習得研究的主要流派?；谡Z言普遍性的觀點，也有學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張把二語習得納入認知科學的領域進行研究，認為習得一門語言意味著建立一套新的知識結構，應該在認知科學的框架內解釋二語習得現(xiàn)象，社會文化在語言習得研究中則僅僅起著輔助l生的作用。
　　社會文化理論和語言社會化理論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認知心理學觀點，因此，兩者都不否認認知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作用，但與傳統(tǒng)的普遍語法學派和認知學派觀點明顯不同。語言社會化理論強調認知源于人的社會交互作用，因此，構建新的知識體系既是一個認知過程，也是一個社會過程。社會文化理論則把語言學習看作社會活動與認知過程聯(lián)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不僅展現(xiàn)了這一問題的多維視角，而且也是對語言習得認知過程復雜性的全新解讀。
　　不過，無論是社會文化理論還是語言社會化理論，還都有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學者指出，社會文化理論沒有將語言本質作為一個系統(tǒng)做出深入細致的研究，難以回答一些涉及語言本體習得方面的問題。例如，二語初學者在習得英語過去式時，可能會將不規(guī)則動詞(如go)誤用為規(guī)則動詞形式(goed)，這種不正確的用法顯然是學習者錯誤推論的結果，單從社會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難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另外，也有學者批評說，社會文化理論的最近發(fā)展區(qū)概念與Krashen的可理解性語言輸入(“i+1”)沒有本質的區(qū)別，因此很難在實際研究中確定最近發(fā)展區(qū)的內涵。針對這一點，社會文化學派的研究者解釋說，最近發(fā)展區(qū)強調學習者之間的協(xié)同活動，Krashen的可理解性語言輸入則涉及被動性的接受過程。Lantol也曾辯護說，把最近發(fā)展區(qū)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語言輸入完全是一個誤解。不過筆者認為，人們對最近發(fā)展區(qū)概念的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無論是在實證研究中還是在課堂教學中都難以準確把握最近發(fā)展區(qū)的邊界，這也使得人們把對Krashen的批評指向了社會文化理論。
　　作為一個新興的流派，語言社會化理論也存在概念解釋不清的問題。就語言社會化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數(shù)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類學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義。其實，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樣，這一定義并沒有揭示語言社會化概念所蘊含的深層含義。從廣義上說，語言社會化是一個伴隨人們終身的過程，不是僅限于兒童時期。因此，學者們在把語言社會化概念引入二語習得研究時，應該對其涉及的各種關系和因素進行明確界定，否則，就會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導致實證研究的解釋力被削弱。其次，二語習得領域的語言社會化研究起步較晚，許多基礎性的研究比較薄弱，這一點也得到了語言社會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認。另外，從研究方法來說，語言社會化研究不僅需要對學習者的語料進行微觀的分析，發(fā)現(xiàn)語言認知的細微變化，而且還要研究宏觀的社會文化結構對語言認知的影響。而如何將這兩方面的影響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難題。
　　四、結語
　　
　　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說明這一領域的研究越來越明顯地呈現(xiàn)出多學科融合的趨勢。雖然社會文化理論和語言社會化理論對二語習得作出的解釋不盡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線是一致的，即從社會情景互動的視角考察語言習得的認知過程，為認識二語習得的過程和規(guī)律提供新的視角。同時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教學方面的啟示。例如，教師可以根據(jù)社會文化理論對支架概念的論述，在課堂中組織合作學習，開展同伴互評作文等。同樣，我們也可以把語言社會化的概念引入課堂，通過分析師生之間或學生之間的課堂交際，發(fā)現(xiàn)課堂話語所蘊含的認知價值傾向，進而幫助學生更加有效地實現(xiàn)第二語言的社會化。因此，在社會學轉向的背景下如何將社會文化理論和語言社會化理論應用于課堂實踐，是二語習得研究者和語言教師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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