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確認識當代中國民族關系

　　民族關系是當代中國重要的社會關系之一，對我們這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fā)生著重要影響。民族關系問題是民族問題的重要內容，其中既包括民族之間的關系，也包括民族與國家、民族與階級等等之間的關系。

　　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樹立對于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自信，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現(xiàn)實問題。這是因為，怎樣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決定著怎樣論述、并進而決定著怎樣促進民族關系的和諧發(fā)展。關于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在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特別強調：“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系。”“新中國成立65年來，黨的民族理論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國民族關系總體是和諧的，我國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會議還指出：“要正確認識我國民族關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團結的光明面;善于團結群眾、爭取人心，全社會一起做交流、培養(yǎng)、融洽感情的工作;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讓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1]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六十余年處理中國民族事務、開展民族工作的過程中，進行了艱辛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chuàng)新，為發(fā)展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作出了不懈努力，既取得了輝煌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又走過彎路，有過沉痛教訓。面對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的新內容新特點，面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chuàng)新民族理論、全面正確貫徹執(zhí)行黨和國家民族政策并不斷創(chuàng)新完善民族政策的新任務，不僅需要全面總結過去處理我國民族事務的經驗教訓，尤其需要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實際上，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樹立對于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自信，也是我們全面總結過去經驗教訓、在今后全面正確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的題中應有之意。只要還有民族，就會有民族關系。民族關系中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和問題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像有些人所說的當代中國民族關系很有問題，那么我們就不得不思索涉及國家民族事務的基本制度、基本理論和方針政策是否有重大缺陷，是否需要改變;相反，如果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主流是正常的、健康的、和諧的，我們則應當對于黨和國家處理民族事務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及指導我們建立這些基本制度、制訂基本政策的理論有所自信，加以堅持，并在堅持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和創(chuàng)新。

　　2008年的拉薩“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以及近年發(fā)生的一些暴力恐怖案件，對我國社會穩(wěn)定和民族關系的和諧發(fā)展造成了不良影響，也在學界、政界乃至社會各界引發(fā)了一段時間的“民族問題焦慮”和對于我國民族關系的擔憂。近年來部分學者對于黨和國家長期堅持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乃至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討論，表明認識上的差異和理論上的不同觀點與意見分歧已經非常明顯，爭論有時相當激烈。有學者甚至質疑我國的民族識別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提出民族政策的“更新?lián)Q代”，要促進各民族“交融一體”[2]。這種對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基本判斷已成為影響是堅持還是否定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判斷我國當前民族關系的主流，如何看待其中存在的問題，就更加值得慎重從事。

　　二、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新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的很長一個時期，我們說中國的民族關系是“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關系。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此后，開始用“平等、團結、互助、和諧”來界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這既是對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本質的判斷和基本狀況的描述，也是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民族關系發(fā)展目標和發(fā)展前景的展望。就前者而言，這種判斷是認真負責的，這種描述是實事求是的。它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執(zhí)政和處理中國民族事務的價值理念，肯定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民族工作的光輝成就;就后者而言，這種展望也表明，黨認識到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并非盡善盡美，促進民族關系的和諧發(fā)展仍然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偉大工程中的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為了實現(xiàn)我國民族關系“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這一發(fā)展前景，還要付出長期的努力，進行艱辛的探索。

　　關系列寧曾經指出：“發(fā)展中的資本主義在民族問題上有兩種歷史趨勢。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斗爭，民族國家的建立，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間各種交往的發(fā)展和日益頻繁，民族隔閡的消除，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tǒng)一的形成，這是其二。”“這兩種趨勢都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性規(guī)律。”[3]但是在列寧逝世將近一個世紀之后，在“各民族彼此間各種交往的發(fā)展和日益頻繁”、“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tǒng)一的形成”已經有了當年可能想象不到的巨大變化之后，這個世界“民族隔閡的消除”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真正實現(xiàn)“民族隔閡的消除”還是非常遙遠的將來的事。

　　改革開放以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民族關系的發(fā)展也有兩個歷史趨向，而且這兩個歷史趨向似乎是并行的。第一個趨向是國內統(tǒng)一市場的迅速發(fā)育和各民族人口流動的迅速增加，各民族經濟社會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增進，民族之間各種聯(lián)系的日益發(fā)展和越加頻繁，民族關系越來越密切，各民族的共同性在不斷增加，越來越彼此分不開。第二個趨向是國內各民族干部群眾對于促進本民族本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愿望的日益強烈，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權利意識、或曰“民族意識”也日益提高。隨著兩個歷史趨向的發(fā)展，在整個國家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在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一些地區(qū)一些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也隨之有所增加。

　　民族問題是我國的內部事務。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問題也始終是帝國主義列強利用來培植分裂勢力，圖謀侵略中國、分裂中國的工具和幌子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民族問題又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分化、西化中國每每加以利用的一個問題。外部勢力挑撥中國的民族關系，支持慫恿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從事破壞和犯罪活動，毫無疑問，這已不是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了，但是也無疑地增加了中國民族問題的復雜性，影響到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后，西方敵對勢力支持下的民族分裂活動又采取了新的形式，對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影響也在繼續(xù)。

　　三、影響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歷史因素

　　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受到歷史的、現(xiàn)實的和國內經濟社會發(fā)展、國外敵對勢力干擾破壞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歷史因素對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至今仍然發(fā)揮著相當大的影響，決定著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多民族大國的不同于當代世界其他國家的民族國情。毛澤東當年反對“言必稱希臘”的教條主義，號召理論聯(lián)系實際，曾經提出“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4]801，提出“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chuàng)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lián)系”。[4]820對于這些基本原則，我們今天仍然需要堅持并加深認識。

　　例如，學術界往往將中俄(中蘇)兩國處理國內民族事務的政策作比較。但是中俄兩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卻大不一樣。列寧曾經把沙皇俄國稱作“各族人民的監(jiān)獄”，封建社會帝制時代的中國和北洋軍閥、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中國恐怕就不能籠統(tǒng)地這樣說。①①在1950年代和其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環(huán)境下，國內理論界曾經存在這樣的認識。例如，認為清朝、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這三個朝代或三個時期的反動統(tǒng)治，都是民族的牢獄”。“列寧說，俄國是民族的牢獄，舊中國也可以說是封建的民族牢獄，五十多個民族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統(tǒng)治民族的牢獄之中。”(參見李維漢.中國民主革命中的民族問題//李維漢.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和民族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31;李維漢：《關于建立滿族自治地方的問題》，1983年10月。原件見“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統(tǒng)請字[1983]第59號”，1983年11月28日。)舊中國無疑存在民族壓迫、民族歧視和民族隔閡，但是也存在各民族的友好交往與和睦相處，存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鑒與彼此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體格局。在古代中國這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中華民族締造了長期延續(xù)、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各個成員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從來沒有中斷過。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近代以來，各民族又共同團結進行了反對列強和帝國主義侵略、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艱苦卓絕斗爭，并在這一斗爭中強化了各民族的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實現(xiàn)了近代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覺。這樣長期的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歷史，對于近現(xiàn)代中國的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對于各民族的覺醒和中華民族認同，究竟發(fā)揮著怎樣的作用和影響，使得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屢挫屢起，團結奮斗，抗擊帝國主義侵略，使得中國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對帝國主義的分裂圖謀和席卷世界的民族主義大潮而不被解體?對于這些，我們今天也還仍然需要多維度思考并加深認識。

　　一個值得提出深入思考的問題是，近代中國在20世紀前半葉經歷了兩次全國范圍的革命和國家政權的變更。一次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朝的統(tǒng)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一次是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兩次革命之前的中國，處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tài)，國家面臨強大的內外敵人和嚴重的分裂危機;兩次革命，革命黨人都在向外部世界社會制度先進的國家學習。中國共產黨人是“以俄為師”的，而辛亥革命在一定意義上也有榜樣，這榜樣就是當時被視為“共和國之母”的美利堅合眾國。兩次革命，中國建國的“老師”和榜樣剛巧都是西方的聯(lián)邦制國家。兩次革命又大體時值今人所謂的兩次世界范圍的民族主義浪潮洶涌澎湃之際。然而，兩次革命之后，中國卻都沒有選擇“老師”的聯(lián)邦制，而是建立起統(tǒng)一的單一制國家。特別是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武昌起義后各省紛紛宣布脫離清廷“獨立”，有的地方還提出了“聯(lián)省自治”的訴求，但是革命之后還是很快實現(xiàn)了“五族共和”，有的邊疆省份還提出過“六族共和”、“七族共和”的口號，擁護建立起統(tǒng)一的單一制的共和國。在這一重大歷史轉變關頭，不僅清朝皇室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主張“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而且，以西盟王公為代表的內蒙古王公貴族還提出“數(shù)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明確反對外蒙古的獨立主張，使得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水平。①①這方面的史料可參見李愛軍.近代中國“六族共和”論[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3(4)：73-77;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軍都督府對“五族共和”的豐富與發(fā)展[N].中國民族報，2011-7-29(07);隆裕太后1912年2月以其名義頒布的清室《退位詔書》(見清實錄·宣統(tǒng)政紀：第7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1293);西盟王公招待處編輯.西盟會議始末記[M].上海：商務印書館天津印刷局代印，1913：43。清朝皇室及蒙古王公貴族的這種中華民族認同意識，也逐漸遍及于民間，并且反映在當時及后來的文學作品中。例如，著名滿族作家老舍就在其劇作和小說中，讓其筆下人物表達出“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國人哪”、中華各民族和“我們窮旗兵們”“誰也離不開誰”這樣的話，從而以文學形式一再表達了這種強烈的中華民族認同意識。②②參見舒慶春.老舍集·茶館[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33;老舍.老舍選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65。同時還可參考《滿族說部中旗人的中華民族認同》、《試論滿漢認同的幾個問題》等文獻(李寶玉，劉永文.滿族說部中旗人的中華民族認同——以報刊小說〈消閑演義〉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J]，2014(10)：73-79;滕紹箴.試論滿漢認同的幾個問題[J].承德民族師專學報，1994(3)：1-16.)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較長時間主張民族自決之后，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決定以民族區(qū)域自治作為處理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并獲得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載入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新中國在少數(shù)民族聚集區(qū)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正是基于對于中國國情、特別是中國的民族國情不斷加深認識和深刻把握的基礎之上。今天回顧這些歷史，深入認識其中的規(guī)律，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國家的不同，看到我國民族國情和民族關系方面“中國特色”的歷史沿革，也有助于認識為什么帝國主義不能瓜分中國，一次次的世界范圍的民族主義浪潮也沒有分裂中國的深層次原因，并深刻認識中國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有其歷史必然性。這也是我們樹立對于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自信的堅實的歷史依據(jù)。

　　四、關于民族關系方面的憂患意識與民族認同

　　民族關系方面的憂患意識與“民族問題焦慮”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一般說來，憂患意識是一種值得肯定的精神狀態(tài)。它能使我們不滿足于已經取得的成就，不沉浸于“鶯歌燕舞”，而是對于現(xiàn)存的問題保持警醒。但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謬誤。不恰當?shù)膽n患意識即憂患意識過度，也會帶來負面影響，可能造成思想混亂，傷害我們的自信心，甚至可能損害國家、民族和公民的利益，帶來社會的災難。這方面我們是有過深刻教訓的。比如，““””期間，我們患了“恐資癥”。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我們擔心資本主義復辟，擔憂黨和國家會改變顏色，把城鄉(xiāng)私營經濟的存在或農民的一塊自留地都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必欲割之。這是導致當時人民生活貧困、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重要原因。殷鑒不遠。這樣的“憂患意識”造成的重大失誤和教訓深刻，我們要牢牢記取。

　　以這種不恰當?shù)膽n患意識看待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認為今不如昔、我不如人，甚至由此而主張改變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的基本原則，改變黨和政府多年來行之有效的處理國內民族事務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不僅是不慎重的，甚至是危險的。難怪有學者指出，“近些年來，有些人左傾思潮有所抬頭，甚至思想理論界也有少數(shù)人跟著瞎起哄。有人現(xiàn)在又在鼓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左傾政策，要‘消除民族差別’，要‘促進民族融合’……對此，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重視”。[5]

　　其實，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越來越多地體現(xiàn)為不同民族個體成員即個人之間的關系，表現(xiàn)為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為涉及民族因素的社會關系。[6]隨著國家和社會的發(fā)展進步，人際關系會發(fā)生相應的變化，反映到不同民族個體之間的關系也會發(fā)生相應的變化。千百年來，生活在邊遠地區(qū)的各民族農牧民熱情好客，會樂于接待遠方其他民族的陌生來客，甚至免費提供住宿。但是一旦他們居住的地方市場經濟發(fā)展了，城市化了，情況就會發(fā)生改變?？梢灶A見在這些地方如果民族兄弟姐妹開起了飯館、旅社，免費食宿當然不再可能。人們也不必因此而認為我們的民族關系變得今不如昔了。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再也無法回到昔日邊疆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不通路、不通郵、幾乎與世隔絕的時代。筆者以為，現(xiàn)在的民族關系在某些地方、某個時間段不盡人意，亦不必過度焦慮，更不可因此而質疑憲法對于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如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規(guī)定，或者總希望找出辦法“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識，并通過“淡化”民族意識來消弭必定會長期存在的民族問題。

　　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要正確認識“我國民族關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團結的光明面”，意義即在于此。實際上，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隨處都可以看到這種主流和光明面，看到各民族的四個認同在不斷增進。試舉田野調查一例，筆者數(shù)年來與所住社區(qū)工作的一位來自云南大理的家政服務員很熟悉。她是白族，和她的同鄉(xiāng)們一起來京打工，老鄉(xiāng)之間講自己的白族語言，有著清晰的本民族意識。但是有一天餐桌上聊天，她突發(fā)感慨：“我們對國家實在是沒有什么貢獻。現(xiàn)在農業(yè)稅也不交了，我們只是年復一年自己種地自己吃。一旦有天災，國家還要救濟。”我馬上意識到她明確的國家認同感。她無疑有著清晰的自己是白族的民族意識，她的家鄉(xiāng)的民族關系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是這種本民族的民族意識，乃至當?shù)孛褡尻P系中存在的問題，究竟對于她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對于她的國家認同有多大負面影響呢?對此要具體分析。今天，在中國各民族中，56個民族層面的民族意識與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是否一定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關系呢?增強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是不是一定要以淡化各民族成員的本民族意識為條件或為導向呢?如果我們今天提出了這樣的任務，那么它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任務嗎?我們的學者尤其是民族理論工作者，對此應該進行深入的思考，得出正確的認識，而不能先驗地甚至貿然地下結論。

　　已經有不少學者通過實地調研和問卷調查，得出中國邊疆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有著明確的國家認同的結論。一些少數(shù)民族中的大多數(shù)認為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是正常的，并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特別是邊境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同胞，他們可能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但是卻對自己是中國公民非常清楚。他們幫助巡邊護邊，他們每天升降國旗，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中，表現(xiàn)出強烈的公民意識和中華民族自豪感。①①參見曾江.中國哈薩克族有清晰的國家認同[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5-14(A-02);賈啟龍等.“中國二字”重千斤——記中吉邊境柯爾克孜族護邊員馬塔郎·木沙.中國民族報.2014-11-7(01);郭大利，王杰.44年每日升國旗，藏族阿媽獲吉尼斯世界紀錄.中國民族報.2009-11-17(02)。

　　再舉一例。大約在2012年，中央黨校新疆班的組織員告訴我一個發(fā)生在其身邊的故事：一位維吾爾族學員的讀小學的孫子第一次來北京，吵著鬧著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時值暑假之前，天亮甚早，學員帶著孩子打車在上課之前去了天安門廣場。他的讀小學的孫子一路都在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②②這個故事，是出租車司機告訴新疆班組織員閻惠鸞的。講述完親歷的故事，這位司機還感慨：“你們黨校的新疆人真好!”。2012年6月閻惠鸞告訴筆者后，筆者曾經電話采訪當事人。此事發(fā)生于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后，體現(xiàn)出西部地區(qū)新一代少數(shù)民族的國家認同，從一個側面說明，西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多年來堅持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團結進步教育是有成效的。

　　再以西南邊疆地區(qū)的西藏為例。1962年10月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期間，人民解放軍作戰(zhàn)越過“麥克馬洪線”后很快即奉命撤回。其時麥線以南的門巴族聚居區(qū)已被印方非法占領十多年，但是當?shù)亻T巴族百姓聽說部隊和工作隊要奉命撤離的消息后，竟然推舉曾經擔任舊西藏地方政府官員的老人前來挽留，表示“我們門巴過去是大皇帝的老百姓，今天是解放軍和工作隊的老百姓，只要解放軍和工作隊留下來，我們樂意支差納稅”。今天的藏南地區(qū)，印度非法占領區(qū)姑置不論，墨脫縣已經摘下了“全國惟一不通公路的縣”的帽子。來自墨脫的80后的人大代表，不僅可以操一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而且能講英語。③③參見陰法唐《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達旺日記》序言(陰法唐.陰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下卷[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857);李寅.80后門巴族代表白瑪曲珍：我肩負民族的責任[N].中國民族報，2013-3-5(04)。這一代少數(shù)民族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他們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豈可與當年同日而語!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所說“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7]，今天仍然是我國民族關系上的現(xiàn)實。而百年來在反對共同內外敵人的斗爭和建設偉大祖國過程中積淀的中華民族凝聚力，更不是少數(shù)人的分裂挑唆破壞活動可以瓦解的。我們在民族關系問題上的憂患意識，應該保持在適當?shù)?ldquo;度”之內。超過了這個限度，可能會導致懷疑我國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和基本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傷害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不可取的。

　　肯定當代中國民族關系中的主流，多看民族團結的光明面，批評對于我國民族關系上的不恰當?shù)?ldquo;憂患意識”，并不是否認當代中國民族關系中存在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中國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也在實踐中，需要堅持和完善。更何況還存在敵對勢力的挑唆和破壞活動，人民內部還存在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兩種錯誤傾向，我們在民族工作的具體實踐中也還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失誤。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進一步改善將是一種常態(tài)，構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也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所以，最近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要“讓各族人民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要“善于團結群眾、爭取人心，全社會一起做交流、培養(yǎng)、融洽感情的工作……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自覺維護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團結大局”。特別是提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yǎng)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1]

　　近年來，國內理論界、學術界圍繞中國民族理論政策和當代中國民族關系問題的爭論，猶如在這一領域進行的一次真理標準大討論，使持有不同觀點的雙方視野擴大了，認識深化了。檢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正確與否的標準，只能是實踐，只能是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真實狀況;而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系，則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辯論、爭論，特別是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召開之后，理論界、學術界應該尊重和敬畏憲法對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規(guī)定，在“全面正確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堅持和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方面達成共識。在認識國內的民族關系問題時，還是要立足于中國民族國情的歷史、現(xiàn)實以及未來發(fā)展的主流和大趨勢，著眼于全國的大局，樹立對于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自信;還是要講民族平等、民族團結，講“三個離不開”;還是要像黨的報告提出的那樣，“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的主題，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區(qū)發(fā)展……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fā)展”。要“堅持從政治上把握民族關系、看待民族問題”。在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多做交流、培養(yǎng)、融洽感情的工作，讓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引導各族干部群眾牢固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歷史觀、民族觀，把愛自己的民族與愛祖國、愛中華民族結合起來，逐步實現(xiàn)“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不同而和”的民族文化自覺，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共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