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2010:我國音樂文獻學研究述評
下面是關于音樂的論文，歡迎借鑒參考，希望對你有幫助。
音樂文獻學作為一個新的學科概念，自1985年由許勇三先生首先提出[1]，至今已過去二十五六年了。期間，圍繞音樂文獻學相關問題，音樂學界、圖書情報學界的專家學者熱情參與，對這一新興學科展開積極研討，涌現(xiàn)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吨袊魳纺觇b》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現(xiàn)象，于1994[2]、2001[3]、2004[4]年卷中分別刊發(fā)相關文章，積極關注該學科的研究進展情況，同時也有一些學術期刊予以了關注。
為系統(tǒng)展示我國音樂文獻學的研究成果，使更多人了解這一新興學科的研究現(xiàn)狀，并且從中試圖發(fā)現(xiàn)一些問題和不足，為今后該學科的繼續(xù)深入研究提供參考，本文擬對1985-2010年間國內發(fā)表出版的有關論著進行全面梳理和分析。
一、基本情況統(tǒng)計
本文通過CNKI,利用“音樂文獻學”、“音樂文獻”和“音樂文獻工作”等關鍵詞檢索所得，獲得高度相關文章共計104篇，圖書4部。論述音樂報刊、工具書的文章不納入本文的述評范圍。
(一)論著主題分布
表1顯示，過去20多年我國音樂文獻學主要圍繞一般理論、學科建設、音樂文獻工作等多個方向展開。其中，一般理論、音樂文獻工作和古代音樂文獻研究三個主題發(fā)文75篇(部)，占全部數(shù)量的70%之多。一般理論主題發(fā)文較多，反映出一個新學科誕生所引發(fā)學界積極關注的程度;古代音樂文獻研究主題與音樂學研究相輔相成，顯示出學人的研究實力和持久熱情。比較而言，關于學科建設的研究則稍顯不足。
(二)論著時序分布
表2顯示，1985-1989年間共發(fā)文10篇。其中1985年1篇，是許勇三先生的《音樂文獻學之我見》[5]。該文首次提出了“音樂文獻學”的概念，這是我國音樂文獻學史上有紀念意義的一篇文章。這一時期有數(shù)篇文章主要是對許文的呼應，反映出人們對音樂文獻學這一新生事物的關注。1990年開始，音樂文獻學的研究逐漸興起，十年間發(fā)文27篇。步入新世紀，音樂文獻學業(yè)已成為我國音樂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參與研究人員的數(shù)量還是涌現(xiàn)的學術成果都在迅速增長，共有71篇(部)成果相繼問世，顯示出這一新興學科的積極成長態(tài)勢。
(三)論文期刊分布
表3顯示，《交響》、《黃鐘》與《音樂探索》三刊發(fā)文量相對較大;發(fā)文3篇以上、6篇以下的有《音樂學習與研究》(《天籟》)、《中國音樂學》等14種刊物，其中學報類音樂期刊占了7種。值得一提的是，《音樂學習與研究》、《黃鐘》、《音樂探索》、《交響》相繼開辟欄目，為音樂文獻學研究成果提供專門的發(fā)表園地，體現(xiàn)出編輯們敏銳的學術遠見和責任意識。
從表4顯示的文獻源的學科分布上看，音樂學類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圖書情報檔案學類。音樂文獻學作為音樂學與普通文獻學的交叉學科和下屬學科，其文論作者選擇以這兩類期刊作為成果主要發(fā)表園地，符合一般的學術常規(guī)。
(四)論著作者分布
表5表明，參與研究的人員以圖書館所占比例較大，其中四川音樂學院圖書館已形成以郭小林研究館員為代表的研究團隊。郭小林以8篇發(fā)文量位居第一，其研究立足音樂專業(yè)圖書館工作，涉及音樂文獻學的理論與實踐多個方面;王小盾教授的研究視野開闊，涉及學科建設、音樂文獻工作者文獻學思想與實踐研究以及古代中外音樂文獻研究數(shù)方面，以6篇發(fā)文量位居第二;鄭祖襄教授多年來堅持古代音樂文獻研究，發(fā)文量名列第三。發(fā)文4篇、3篇和2篇的作者大多來自音樂高校圖書館領域，其余為音樂教學和研究人員。
二、研究重點概述
(一)關于音樂文獻學學科定義與研究對象的討論
20多年來，圍繞音樂文獻學的定義、研究對象等基本問題，來自音樂學和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人員，基于各自的專業(yè)視角，給出了不同的闡釋。
許勇三先生認為“音樂文獻學是以實際音樂作品為出發(fā)點，專門對作品與作品之間的風格與技術手法演變作深入研究的一門學科。”李石根先生認為音樂文獻學從屬于“音樂資料學”，研究對象“主要是指文、史古籍中所記載的一切有關音樂的參考資料。”[6]。伴隨著上述觀點，一些新的相關概念陸續(xù)產(chǎn)生，如“中國音樂文獻學”、“古典音樂文獻學”、“中國音樂(古代部分)文獻學”、“中國古代音樂史史料學”、“中國當代音樂文獻學”、“鋼琴文獻學”、“音樂文獻目錄學”、“音樂圖書館學”等。
與此同時，圖書館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也積極參與這場研討。針對許勇三的觀點，郭小林經(jīng)過層層分析指出“如果以實際音樂作品為出發(fā)點，以探索作曲手法的繼承與發(fā)展為目的開展研究活動，其結果，只會建立起一門‘音樂作品分析學’而絕不是音樂文獻學。”[7]郭文認為音樂文獻學“是以音樂文獻為研究對象，旨在揭示其形態(tài)變化，社會流傳和整理利用特殊規(guī)律，并為開展音樂文獻工作提供理論依據(jù)的一門?？莆墨I學。”接著從七個方面論述了音樂文獻學的研究范圍，提出了學科理論建設的總體框架和發(fā)展思路。這篇文章隨后被摘編在《中國音樂年鑒》1991年卷。在緊接著的另一篇文章中，郭小林對音樂文獻進行了歷史的、全面的剖析，系統(tǒng)闡述了構成音樂文獻的基本要素以及現(xiàn)代常用音樂文獻的主要類型[8]。王嘉益認為，郭小林的研究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澄清了對音樂文獻學學科定義的某些誤解，理順了交叉學科之間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為音樂文獻學正了名。他進一步指出，音樂文獻學仍處在萌芽的潛在學科階段[9]。
進入新世紀以來，音樂文獻學的研究呈現(xiàn)繁榮的趨勢，總結性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現(xiàn)，代表性的如郭小林的《關于音樂文獻學的學科體系的初步構想》，孫曉輝的《音樂文獻學的古典與現(xiàn)代》以及陳建華的《20世紀中國音樂文獻學研究概述》等。宋顯彪在其《音樂文獻學的兩點思考》一文中認為,由于專業(yè)角度不同，這些總結性研究成果的結論也很不相同;同為音樂文獻學名稱之下，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概念。為此，宋文從“音樂文獻學與音樂圖書館學”和“古典音樂文獻學與現(xiàn)代音樂文獻學”兩組概念討論出發(fā)，提出了對音樂文獻學較為深入的思考，旨在廓清音樂文獻學概念理解的偏差，明確音樂文獻學的定義;呼吁研究者們需要“以積極的、科學的、熱情的、嚴謹?shù)膽B(tài)度參與進來，展示各種觀點，提供各種思想。在觀點和思想的交匯中，完善音樂文獻學定義，豐富音樂文獻學學科體系。”
基于同樣的認識，郭小林在《再論音樂文獻學》中再次定義音樂文獻學，即“運用普通文獻學理論和方法，以音樂文獻和音樂文獻工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旨在揭示其形態(tài)演變、社會流傳和整理利用特殊規(guī)律，并為音樂活動提供文獻信息保障的一門?？莆墨I學。”這是一個描述性定義，它概略地列出了音樂文獻的研究對象及其變化、流傳、整理、利用的動態(tài)過程;概括了研究內容和范疇、研究理論和方法，以及該門學科的目的意義、學科性質。這個定義對其多年前的定義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已不再局限于理論音樂文獻學的表述方式，而是突出了該學科作為一門為音樂學服務的應用性學科的特點。郭小林的系列研究文論和觀點，不僅得到了圖書館學領域的普遍認同，也逐步為音樂學領域所接受。關迪的文章[10]呼應了郭小林的觀點，強調音樂文獻學在注重音樂文獻實體研究、音樂文獻工作研究、音樂文獻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還要加上對音樂文獻主體“人”的研究，包括對作曲家、演唱演奏家等人的研究。關文進一步指出音樂文獻學在音樂學學科中的定位，即音樂文獻學是音樂學的一個分支，它既可以作為音樂學下設的一個子學科與其它如音樂美學、民族音樂學、音樂心理學、音樂教育學、音樂史學、作曲技術理論等子學科呈并列關系，又可以為這些學科的研究提供服務，因而可看作是從屬于音樂學的一門“工具”學科，并且是在音樂學學科中最具有普遍應用價值的基礎學科之一。
在上述討論中，處于學科創(chuàng)建階段的音樂文獻學的定義、研究對象、內容范圍等漸趨明朗。但總體來講，音樂文獻學基礎理論研究仍顯薄弱，需要研究人員積極、理性地參與，以豐富和完善音樂文獻學的理論體系。
(二)關于音樂文獻學的學科建設研究
1.音樂文獻學的學科建設討論
音樂文獻學概念提出后，學科建設成為學者們關注的又一重要問題。王小盾的文章[11][12]，立足中國音樂學學科建設，強調了加強音樂文獻學學科建設的重要意義，呼吁音樂學界要重視學習如任半塘、王運熙、楊蔭瀏等前輩們的音樂文獻工作經(jīng)驗，加快文獻學建設。王文指出，發(fā)展中國音樂文獻學學科，建立相關的學術規(guī)范，是造就新世紀音樂學高峰的基本條件。郭小林認為，要讓音樂文獻學由潛學科成為一門顯學科，就必須首先建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郭文將音樂文獻學的學科體系概括為三大概念范疇：一、音樂文獻實體研究，二、音樂文獻工作研究，三、音樂文獻學基礎理論研究。該體系規(guī)定了音樂文獻學的內涵和范圍，反映了音樂文獻學的研究內容，對今后音樂文獻工作和音樂文獻學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陳建華認為，郭小林的系列研究成果，從基礎理論到學科體系構建，論述獨特，論證有力，對音樂文獻學的建設很有幫助，并且為我國當代音樂文獻學的構建與發(fā)展指出了一條可供穿越的途徑。
2.鋼琴文獻專題研究與學科建設討論
伴隨音樂文獻學的研究，有關鋼琴文獻的專題研究也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魏煒[13]認為，鋼琴文獻的形態(tài)大致可以分為有聲和無聲兩大類。從無聲到有聲，從靜態(tài)到動態(tài)，鋼琴文獻具有廣闊的研究空間。鄭興三[14]認為，鋼琴文獻以其內容和形式顯示出自身類型特征，它是音樂語言元素的有機組合整體;鋼琴文獻研究是鋼琴演奏得以進行的前提，是鋼琴演奏者藝術再創(chuàng)造的依據(jù)。
基于鋼琴文獻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者呼吁應向西方國家學習，建立國內的鋼琴文獻學學科。鄭興三從版本、命題、背景、結構、技術幾方面闡述了個人對建立我國鋼琴文獻靜態(tài)研究理論體系的思考。馮效剛認為鋼琴文獻學應包括對鋼琴文獻的梳理、分類、選擇和研究等[15]。李曉東[16]、孫偉[17]結合國內現(xiàn)狀，指出建立鋼琴文獻學學科的必要性、可行性，對該學科建設提出初步設想。
總的來說，鋼琴文獻專題研究與學科建設討論，體現(xiàn)了研究人員對鋼琴文獻工作的重視，從而強調鋼琴音樂文獻的理論建設。但是，受專業(yè)角度的限制，一些觀點難免偏頗，形成文獻學名義下的內涵偏差。
(三)關于音樂文獻工作研究
音樂文獻工作具有其自身特殊的規(guī)律和方法。郭小林認為，開展音樂文獻工作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fā)揮音樂文獻在各種各類音樂活動中的最大利用效益，這是音樂文獻學建立、存在和發(fā)展的根本價值和意義所在。
1.關于音樂文獻分類問題
從《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簡稱《中圖法》) 第三、四版開始，音樂圖書館陸續(xù)采用《中圖法》類分音樂文獻。但實際工作中發(fā)現(xiàn)仍舊存在許多問題，高羅娃[18]、呼德福[19]、景月親[20]等分別就《中圖法》音樂類存在的分類語言標準化、類目設置、類目注釋、樂譜文獻內容與形式特征的統(tǒng)一等問題進行討論，提出了改進的措施和意見。對于多年來專業(yè)音樂圖書館爭議較多的關于樂譜、音響/像資料采用相同分類法的問題，景文認為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已不再具有專業(yè)和現(xiàn)實意義，《中圖法》再次修訂應該重點解決好J6音樂類表對于音樂書譜文獻的適用性問題。
2.關于音樂文獻計算機編目問題
樂譜與音像資料是音樂文獻中最具特色的兩種文獻類型。郭小林、胡楊吉[21]指出，二者的計算機編目呈現(xiàn)出不同于其它學科文獻的多文種、多載體形態(tài)混合編目的特點;編目中必須建立詞語的規(guī)范控制和參照系統(tǒng)，充分考慮文獻形態(tài)的復雜性，同時進行大量的分析著錄。鑒于目前國內通行的編目軟件存在的問題，提出有必要加緊開發(fā)出更加完善的編目軟件。朱海燕[22][23]結合音樂文獻計算機編目實踐，介紹了星海音院圖書館對于外文和多語種、小語種原版樂譜以及音像資料的編目處理辦法。
3.關于音樂文獻數(shù)據(jù)庫開發(fā)與建設問題
郭小林、胡楊吉認為，音樂資料數(shù)據(jù)庫的開發(fā)和建設問題是音樂研究工作走向現(xiàn)代化、邁上新臺階、更快地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標志。擬建的數(shù)據(jù)庫，應該有實用的選題、充實的內容和較高的查全率和查準率，并且具備多元檢索性和網(wǎng)絡性。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全國多所音樂院校圖書館結合本院本館實際，建立了一系列特色音樂文獻數(shù)據(jù)庫。在2009第五屆全國音樂藝術院校圖書館館長工作會議上，一個引人注目的內容就是這些音樂新資源、新產(chǎn)品的展示。
相對于上述音樂文獻工作，有關音樂文獻資源建設問題、資源合理布局問題、信息技術環(huán)境下的音樂文獻工作問題，發(fā)表的文論相對較少，顯示出關注與理論探討上的不足。
4.關于音樂文獻檢索與利用研究
音樂文獻檢索與利用問題，隨著原國家教委要求在高校開設“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逐漸引起重視。1989年出版的《藝術文獻檢索與利用》一書是我國第一部綜合性藝術文獻利用指南。該書第七章專門講述音樂文獻檢索與利用問題。囿于條件，書中對音樂文獻檢索問題的論述較為簡單，檢索理論、方法幾乎沒有涉及。王嘉益認為它畢竟“是填補國內空白的拓荒之作，有較高實用價值和導向的作用。”此后，川音、西音圖書館等響應號召，相繼為學生開設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并編寫了內部使用教材。
20世紀90年代以后，計算機文獻檢索逐漸取代了傳統(tǒng)的手工檢索，進而成為文獻信息利用領域的主流。與此同時，一批反映網(wǎng)絡時代音樂文獻信息檢索的文論相繼出現(xiàn)。余丹紅[24]、宋顯彪[25]等人的文章分別就網(wǎng)上音樂學術資源、網(wǎng)上中文音樂信息資源的檢索利用作了歸納介紹和評價。除了上述文章，《音樂文獻學與音樂文獻檢索》、《音樂信息檢索》[26]兩部圖書值得關注。前者以理論和傳統(tǒng)手工檢索見長，后者側重于數(shù)字音樂文獻資源的分布與檢索方法介紹。
音樂文獻學的研究最終是以音樂文獻的利用為目的，探討研究音樂文獻檢索理論與方法，為音樂文獻的有效利用奠定了基礎。從文章探討到總結性系統(tǒng)性專著、教材的出現(xiàn)，顯示出音樂文獻信息檢索從實踐到理論的發(fā)展和日趨成熟。
三、總結與思考
總體看來，作為新興學科，我國音樂文獻學歷經(jīng)二十余年的發(fā)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從最初學科概念的提出，到學科定義、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的討論;從學科性質、學科定位等基本理論問題的日漸厘清到學科體系的初步確立;從20世紀90年代音樂文獻學研究的逐漸興起，到如今音樂教學、科研、圖書館工作者的廣泛參與以及諸如《音樂文獻學與音樂文獻檢索》、《中國音樂文獻學》[27]等專著的出現(xiàn)，再到作為音樂學方法論引進、受到音樂學研究人員的廣泛注目等，無不反映了音樂文獻學研究的活躍態(tài)勢與備受關注程度。進入新世紀，音樂文獻學已成為音樂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方興未艾,成果昭然，這些可喜現(xiàn)象必將推動我國音樂文獻學研究和學科建設不斷向前發(fā)展。
但是，處于潛學科階段的音樂文獻學研究仍然存在不少問題。目前，我國音樂文獻學的研究隊伍基本由音樂教學、研究人員和音樂文獻工作者組成，加之音樂文獻學本身多學科的屬性以及理論、方法上與許多相關學科交叉的特點，由此帶來由于專業(yè)知識背景不同，或研究對象選擇上的寬窄而導致思考角度、切入點、落腳點、研究方式的差異和研究成果的不同，甚至在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上也不盡一致。例如，關于學科的各種稱謂的出現(xiàn)、研究對象局限于紙質音樂文獻類型、研究內容偏重古籍音樂文獻、研究方法也側重古籍整理中的目錄、版本、校勘方法等等。此外，音樂文獻學的研究仍有許多有待挖掘之處。例如，截至目前，音樂文獻學尚缺獨立的研究方法，音樂文獻史研究、音樂文獻讀者研究、音樂文獻工作中新技術應用研究等問題在今后也需要加強。當然，上述問題對于發(fā)展初期的音樂文獻學科是不可避免的，今后的研究仍需要各方繼續(xù)努力，共同促進我國音樂文獻學健康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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