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發(fā)生了這樣一回事：河里發(fā)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桿。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線桿沒撈上來，人卻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這件事在知青中間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不瞞你說，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對這件事記憶猶新。

　　照我看來，我們吃了很多年的飯才長到這么大，價值肯定比一根木頭高;拿我們?nèi)Q木頭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訴我說：國家財產(chǎn)是大義之所在，見到它被水沖走，連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撈。不要說是木頭，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們還說，我這種值不值的論調(diào)是種落后言論——幸好還沒有說我反動。

　　實際上，我在年輕時是個標準的愣頭青，水性也好。見到大水沖走了木頭，第一個跳下水的準是我，假如水勢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為烈士，因為我畢竟還不是鴨子。

　　這就是說，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氣質，我只是不會唱那些高調(diào)。

　　時隔二十多年，我也讀了一些書，從書本知識和親身經(jīng)歷之中，我得到了這樣一種結論：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里只有兩種人。

　　一種編寫生活的腳本，另一種去演出這些腳本。前一種人是古代的圣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就是這個意思吧。

　　事實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虛偽，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

　　人有權拒絕一種虛偽的崇高，正如他有權拒絕下水去撈一根稻草。假如這是對的，就對營造或提倡社會倫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顧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換言之，不能夠只講崇高，不講道理。

　　舉例來說，孟子發(fā)明了一種倫理學，說親親敬長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愛國是人間的大義。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獻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

　　孟子的文章寫得很煽情，讓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詩，就是中國的拜倫;只可惜不講道理。臣民奉獻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著?

　　再比方說，在七十年代，人們說，大公無私就是崇高之所在。為公前進一步死，強過了為私后退半步生。這是不講道理的：我們都死了，誰來干活呢?

　　在煽情的倫理流行之時，人所共知的虛偽無所不在;因為照那些高調(diào)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高調(diào)加虛偽才能構成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

　　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diào)。理學越興盛，人也越虛偽。從親身經(jīng)歷中我們知道，七十年代的調(diào)門最高。知青為了上大學、回城，什么事都干出來了。

　　有種虛偽是不該受譴責的，因為這是為了能活著。 現(xiàn)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還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我總覺得有煽情氣質的人唱高調(diào)是浪費自己的才能：應該試試去寫詩——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詩人的氣質——把營造社會倫理的工作讓給那些善講道理的人，于公于私，這都不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