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徐志摩對誰都彬彬有禮、仁愛有加，唯獨對她殘忍冷酷至斯?

　　這種老生常談，早已說厭了，卻實在不堪忍受一遍又一遍地被扭曲的道德觀和歷史意識碾壓。

　　也不想多談徐志摩的本色行當究竟是什么，中國式的讀書人，沒有哪一個是全職的文人，他們永遠有一個本色行當，這個行當?shù)慕K極“職稱”是帝王師，終極目標是“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無論他們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這個夢想都沒有忘掉過，也始終在實踐著，所謂“采菊東籬下”，那是心灰意冷之后的無奈。徐志摩是一個試圖在真正的中國文化(不是宋以后的中國)和現(xiàn)代西方文明之間尋求平衡點的人，他與張幼儀的哥哥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結為至交，一輩子互相欣賞、扶持著的，至于后來拜梁啟超為師，與林長民亦師亦友，都是基于此。徐志摩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功績被全部掩蓋、抹殺，被描述成一個“全職”的文人，全是因為魯迅等人的派系看法。實際上，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徐志摩連文學史都上不了，都是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私生活的原因。魯迅“拋棄”發(fā)妻，郭沫若多次始亂終棄，投機變節(jié)，還不是穩(wěn)坐現(xiàn)當代文學歷史頭把交椅。

　　徐志摩是個失意的讀書人，而張幼儀的哥哥們則是成功了的，尤其二哥張君勱。張家的公子們和徐志摩惺惺相惜，才把妹妹許配給他，才會在二人離婚后發(fā)出“張家失徐志摩如喪考妣”的回復，張家圖徐志摩什么?當然是他的才華和抱負，不喜歡原配在禮教中算什么罪過?中國式的婚姻，從來都是兩個家族的利益結合，中國式的“愛情”，從來都是翁婿、郎舅之間的，新婦的感受，從來不在男權的考慮范圍內。

　　實際上，作為一個新儒家，張君勱對妹妹張幼儀的愛，已經(jīng)頗有新時代的特色。首先，他在妹妹幼年不堪忍受纏足痛苦時，挺身而出保護妹妹，并聲稱妹妹嫁不出去就養(yǎng)她一輩子。然后，他堅持讓妹妹進新式學堂，蘇州的一個女子師范學校。再然后，他就計劃著給妹妹物色一個有進步性的青年，讓妹妹成為一個“新式”的賢妻良母。當他們物色到徐志摩之后，他們很高興，妹妹很高興，兩家的長輩都很高興，徐志摩有些不滿，但還是接受了，那么問題就來了，哥哥們眼中的完美婚姻，怎么就破碎了呢?責任到底在誰呢?

　　“蛻變”之前，張幼儀始終是以“賢妻良母”自居的，傳統(tǒng)社會對“賢妻良母”是什么要求?是三從四德，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德容言功。“三從”這一塊，姑且算她做到了，那么四德呢?傳統(tǒng)社會講究儀表，換句話說，講究修飾，淡雅的修飾，目的是令人賞心悅目，女子尤其要梳洗打扮，取悅夫君，今天的“素顏”在當時是極其失禮的一件事。她出身名門，卻不知反省自己容貌上的缺陷，反而時時“賣弄”自己的不好看，比如回憶起林徽因臨終前要見她，“大概是看我不好看”，這絕不是一個閨秀該講的話。她的“小腳與西服不協(xié)調”，更是犯了禮儀的大忌，且毫無同情之心，自己吃夠了纏足的苦，卻嘲笑她人小腳，失言又失德。至于“女工”，管理家務她確實能干，但能干過了頭，成了王熙鳳那樣強勢的，按著徐志摩表弟的說法，她“主動、主張大、有主見”，這樣的女子，豈是一個“賢妻”?在那個社會里，她進過新學堂卻不能具備新女性的素質，才智不足以匹配夫君，也是無“工”。所以在張家公子們的眼中，離婚當然不是徐志摩過激，而是妹妹身為人婦不能使丈夫愉悅，是妹妹失德，故“張家失徐志摩如喪考妣”，根本沒有張幼儀委屈的余地。

　　而且，她不是朱安、江冬秀，她進過新學堂，完全應該有謀生的能力，也應該有獨立的思想，離婚不會掐斷她的經(jīng)濟命脈，她何以要怨恨徐志摩，唯一充足的理由不過是他不愛她，而不是不為她考慮，但是，愛情是強求不了的!包辦婚姻里求愛情更是無理取鬧到了極點。

　　很多人質疑徐志摩為什么不喜歡她還跟生孩子，筆者實在覺得不通到可笑。看一件事，不能脫離它所在的歷史階段，不能關公戰(zhàn)秦瓊。任何一場傳統(tǒng)婚姻里，生孩子都跟“愛情”毫無關系，是身為人子的義務，換句話說，傳統(tǒng)社會里，生兒子這件事是對父母負責的，是討父母歡心，妻子只是一個生育工具，毫無發(fā)言權，而且，兒子是屬于夫家的，一旦她不是這家人的媳婦，她就失去了對兒子的所有權，更不要說帶走兒子單獨撫養(yǎng)。

　　有人說，徐家為離婚開出的條件是張幼儀“只做徐家的兒媳，但不做徐志摩的妻子”，或者說她成了徐家的義女，但都不過是安慰人的說法而已，不存在任何約束性的意義。而且無論她在宗法上算不算徐家兒媳，在傳統(tǒng)倫理道德中，她都無權帶走徐家唯一的血脈徐積鍇，她只可以把兒子留在徐家，讓徐家二老撫養(yǎng)，她這么做，無疑是在掐斷二老的命根子，性質非常惡劣。但徐父不僅沒有生氣，反而搬去和她一起居住，不過是因為徐家的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被她掌控了。

　　從徐家遺產(chǎn)的分配上來看，徐父也沒有顯示出所謂的獨特的疼愛來，財產(chǎn)分了三分，老夫妻留一份，徐志摩和陸小曼一份，張幼儀和徐積鍇一份，不要看這里有她的名字，實際上在宗法制下，這種分法是指：祖父一份，父親一份，兒子一份，根本沒有張幼儀這個養(yǎng)女的份，她是沾了兒子的光，而不是像李紈那樣有年終分紅。

　　所以，為什么徐志摩對誰都彬彬有禮、仁愛有加，唯獨對她殘忍冷酷至斯?實際上徐家都沒有對她多么愛，只是怕，被她的強勢弄怕了，畏而生敬，她娘家的弟弟都看到她就怕，而一個閨秀所受的教育，無論是現(xiàn)代的還是傳統(tǒng)的，都沒有使親人害怕這一條，只有和善、歡愉。

　　如果，徐志摩活到了抗戰(zhàn)，他一定會后悔說出“C(張幼儀)是一個有志氣有膽量的人”這樣的話。張幼儀在離婚后確實展現(xiàn)了她“非凡”的經(jīng)商手腕，囤積軍服染料，然后用賺來的錢投資棉花、黃金，這是抗戰(zhàn)的時期。請問那些為此高聲喝彩的“善良”人，您知道抗戰(zhàn)八年中國軍隊打得有多艱苦嗎?您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有多水深火熱嗎?您究竟是看過多少歷史資料還是您覺得電視劇就叫歷史?

　　軍隊打仗，首先當然是裝備和戰(zhàn)略，民國政府窮得只有三個師的德械，買飛機的錢都是牙縫里省下來的，四大家族為抗戰(zhàn)捐光了家產(chǎn)，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士氣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想一想，一個正規(guī)的軍隊連表明自己身份的服裝都沒有，哪怕一塊有顏色的布也沒有，這個時候，怎么有士氣打仗?軍服是軍人的象征啊!她囤積軍用染料，高價倒賣，這是一個“善良”人嗎?不說南京的公交公司都義務輸送物資，就是小老百姓，在淪陷區(qū)沒辦法逃難的，都想方設法支持勝利，在火車站檢票的，看到“可疑”的地下工作者都裝作不看見，能放行的盡量放行，她張幼儀沒有窮到吃不飽、穿不暖，至于要發(fā)國難財嗎?就是窮到連鋼筆都要賣、病得整晚汗透衣被的境地，林徽因還記著中國的學術，記著“門外就是揚子江”，寧死也要保全中國文化、保全讀書人的氣節(jié)，她張幼儀在做什么?

　　孤島時期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老百姓的地獄。因為奸商的倒買倒賣、哄抬物價，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為了生計賣兒賣女，究竟是怎樣一種善良，才能使她和那些外國商人一樣投機倒把?淪陷區(qū)因為日軍、國民政府、GCD等各方勢力的角逐，幣值混亂不堪，老百姓常常因為一個新的金融政策而一夜赤貧，只有黃金和白銀(包括銀元)才是硬通貨，這個時候投資黃金，意味著什么?我不標榜自己“善良”，因為我不會為了一只狗的“狗權”去哭天搶地，我只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吃不飽飯、上不了學、安度不了晚年，我沒有能力為這些人一擲千金去改善生活，但我至少絕不會在國難當頭時用他們的性命、血淚去充實自己的荷包。

　　不好看和善良沒有絲毫的等同關系，她以為自己得不到愛情的原因是不好看，實際上，即使她美若天仙，這樣的心腸，也絕得不到任何一個有良知者的愛。日子安逸的時候，誰不愛花前月下、你儂我儂，而生死攸關的時刻，氣節(jié)和底線才是一個人最應該重視的。總有人喜歡說中國人怎么怎么劣根性了，魯迅們看到的中國人，確實普遍“劣”了，但當時還是有許多讀書人，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堅持著中國人的本色，有著先秦的剛烈、漢唐的胸襟、崖山的氣性，原本的中國人，毫不遜色于任何一個民族，為什么到了魯迅的時代，中國人就如此地冷漠、麻木，不管是非對錯、不管生死存亡，只要賺錢看熱鬧，一面賺著窮人的血汗錢，一面在為國守節(jié)的學者去世后，還掐著腰拿少女時代的婚戀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