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學都會時常找一些關于勵志的歷史故事來看，那么關于勵志的歷史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來看看吧。

　　關于勵志的歷史故事：劉伯承與彭德懷、林彪

　　第四次反“圍剿”的“土洋”之爭

　　歷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后，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xié)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zhàn)役。

　　當時劉伯承發(fā)表了批評毛澤東、彭德懷等“游擊主義”戰(zhàn)術的文章，指斥他們在戰(zhàn)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guī)戰(zhàn)、大兵團集群戰(zhàn)的弱點。

　　林彪、彭德懷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十分惱怒，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薄捌渌瞬恍校退?。”林彪也說：“我們的游擊戰(zhàn)為什么不好哇，打正規(guī)戰(zhàn)，拿么子打嗎?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qū)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于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qū)，鑒于“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愿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并引為指揮紅軍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當時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爭，并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到了“土洋”之爭的前臺。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zhàn)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客觀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qū)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fā)制人、主動出擊的戰(zhàn)略，實行進攻作戰(zhàn)擊潰敵人，并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蘇區(qū)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于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地帶，地勢開闊，既便于集結部隊，又便于實施集群作戰(zhàn)，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qū)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愿強攻南豐，但蘇區(qū)中央局的作戰(zhàn)命令已下，他們只得執(zhí)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wèi)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6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制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而國民黨軍則有近萬人。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接到命令后大為不滿，他在電話里沖朱德、周恩來抱怨：“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占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只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還是進攻吧!”

　　果然如彭德懷所料，進攻南豐并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第三師向南豐發(fā)起猛攻。激戰(zhàn)一晝夜，僅奪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zhàn)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卻自損三百余人。敵軍據城固守待援，構筑了強大火力網，封鎖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墻。

　　彭德懷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guī)戰(zhàn)?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

　　彭德懷并不知道，實際上，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如今看到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復思量，劉伯承果斷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于戰(zhàn)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歷史的機緣就此錯過。彭德懷固執(zhí)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戰(zhàn)略計劃與實施的過失，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

　　因“百團大戰(zhàn)”而起的糾葛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彭德懷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在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tǒng)全局于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zhàn)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發(fā)起“百團大戰(zhàn)”，一舉殲敵4.3萬余人，拔除敵偽據點千余個，期間擔任主要作戰(zhàn)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兩人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么不和諧之音。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qū)和軍隊系統(tǒng)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qū)和相關軍隊系統(tǒng)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xiàn)狀的報告》，全面系統(tǒng)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qū)抗戰(zhàn)7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zhàn)”問題。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劉伯承認為百團大戰(zhàn)前后，由于對“從內戰(zhàn)轉到抗日游擊戰(zhàn)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guī)軍，犯了編并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zhàn)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zhàn)役，但也存在著不少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軍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fā)揚正規(guī)戰(zhàn)與游擊戰(zhàn)相結合的傳統(tǒng)優(yōu)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的這些問題，并不是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zhí)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然而，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就是過早地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zhàn)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zhàn)以后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后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zhàn)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再有什么異議。然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卻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的一大罪狀。

　　事關百團大戰(zhàn)的問題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

　　關于勵志的歷史故事：為革命犧牲最多的徐海東

　　徐海東，他祖上六代都是燒窯工人。他本人從14歲起當窯工，做了11年“窯花子”。1925年4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在湖北各地興起時，徐海東飽嘗了人間苦難，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他受黨的指派參加北伐戰(zhàn)爭。1927年，他擔任黃陂縣河口區(qū)農民自衛(wèi)軍隊長，率隊支援黃麻秋收起義。1928年，任黃陂縣夏區(qū)區(qū)委書記，組織領導了“年關暴動”……隨著他的名望越來越大，蔣介石就下令殺絕徐家。從1930年，到他離開鄂豫皖參加長征的時候，家里已經死了66人。

　　他在中國工農紅軍中，擔任過團長、師長、紅二十五軍軍長。他指揮作戰(zhàn)靈活機動，善于打巧仗，打硬仗，在戰(zhàn)術上集中優(yōu)勢兵力以少勝多，在危難關頭起轉危為安的作用。1935年7月，徐海東率紅25軍一度襲占了蔣介石精銳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繳獲了大量武器和軍需物資，迫使國民黨軍從川西調衛(wèi)立惶圍困中央紅軍的7個師回援，打亂了其阻截紅一、四方面軍的部署。蔣介石稱“徐海東不死，國無寧日”，惱怒之下，南京政府把被蔣視為“文明一大害”的徐海東與毛澤東、朱德并列為全國通緝懸賞額最高的三人，能和朱毛頭顱并列的，除了徐海東，紅軍將領中還無他人。

　　紅25軍原屬紅四方面軍一部。1932年蔣介石親率50萬重兵圍剿鄂豫皖蘇區(qū)后，紅四方面軍主力突圍西進川陜。留守的紅25軍處境日益艱難，人數由1萬多減少到4000余人，而且也無電臺和中央聯(lián)系。1934年，周恩來派程子華輾轉來到鄂豫皖蘇區(qū)，指示蘇區(qū)主力應進行戰(zhàn)略轉移，建立新的根據地，一能使部隊得到發(fā)展，二是能引走敵軍主力，減輕鄂豫皖蘇區(qū)的壓力。經過和負責人吳煥先、徐海東等研究，決定紅25軍主力突圍西進至豫陜邊界一帶開辟新根據地。紅25軍轉移前，徐海東主動推舉中央派來的程子華任軍長，徐海東由軍長改任副軍長，人稱“老軍長”，吳煥先為政委。

　　1934年11月16日，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的一個月，不足3千人的紅25軍對外號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從河南羅山縣何家沖出發(fā)，向平漢鐵路以西開始了長征。只留下一個團及地方武裝重建紅28軍，繼續(xù)堅持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1934年12月，紅25軍轉戰(zhàn)到陜西省雒南，開辟了有50萬人口的鄂豫陜邊蘇區(qū)，并招收數千青年入伍。相對其它方面軍在長征途中，紅25軍能建立一塊較穩(wěn)定的根據地，這還是長征中僅有的一例。

　　紅25軍的長征雖然距離相對較短，但同樣也是艱苦卓絕、悲壯慘烈。紅25軍一直處在孤軍奮戰(zhàn)之中，對這3000人進行圍追堵截的國軍常在十萬人左右，其所承載的軍事壓力的比例，遠遠高于三個主力紅軍，但徐海東卻能在這種極其險惡的絕境中力挽狂瀾、游刃有余。無論是國民黨的嫡系衛(wèi)立蝗，還是楊虎城的西北軍、張學良的東北軍、閻錫山的晉軍，都屢屢敗在他的手下。在與追擊的國民黨軍隊作戰(zhàn)中，四方面軍出悍將的傳統(tǒng)得到充分體現(xiàn)，部隊最高領導總是帶頭揮大刀沖鋒在前，徐海東、程子華都因身先士卒負過重傷，政委吳煥先在火線帶頭沖擊時陣亡。吳煥先犧牲后，徐海東任軍長，程子華改任政委。

　　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中，紅二十五軍雖不屬于三大主力，但該部作為在長江以北獨當一面的戰(zhàn)略力量，以自己的遠征有力策應了主力紅軍的長征，而且還在征途中開辟了陜南根據地。紅二十五軍的領導人特別可貴之處，又在于在得不到中央消息的情況下自覺分析形勢，獨立自主地作出西征北上的決定，事實證明這又符合黨中央的戰(zhàn)略意圖，從而為長征的勝利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八路軍，徐海東任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1939年8月，跟隨劉少奇同志到華中開展工作,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