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為美國考古學經典教材。“發(fā)現我們的過去并重建它”，全書圍繞這個主題展開。關于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之圖書目錄

　　前言

　　第1章 觀察古代

　　第2章 考古學的起源

　　第3章 考古學理論的變遷

　　第4章 范疇：考古遺存的性質

　　第5章 考古學研究

　　第6章 考古調查與勘探

　　第7章 發(fā)掘

　　第8章 室內整理和分類

　　第9章 時間框架

　　第10章 人類遺物分析

　　第11章 自然遺物分析

　　第12章 遺跡分析

　　第13章 類比與解釋

　　第14章 技術與環(huán)境

　　第15章 社會系統(tǒng)

　　第16章 意識形態(tài)與象征系統(tǒng)

　　第17章 歷史重建的理論

　　第18章 考古學面臨的挑戰(zhàn)

　　詞匯表

　　參考書目

　　譯后記

　　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之后記

　　譯后記

　　一

　　1983年秋我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第一學期由林沄先生給我們上的第一門專業(yè)課《考古學概論》，就把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考古學基礎》，第一版)作為課程的參考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林沄先生和這本書把我?guī)нM了考古學的大門。1990年我從吉林大學畢業(yè)后分配至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任教。從1993年秋天我開始給考古專業(yè)的本科生講授《考古學概論》，也把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作為參考書。一定程度上，我又用這本書把我的學生帶進考古學的大門。1995年秋，我考取張忠培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回到吉林大學學習。期間我去拜訪林沄先生，談到這本書。林先生說雖然已有不少譯介西方考古學的文章，但往往只是介紹某種理論。為什么不把這本書翻譯過來，對西方考古學有個全面的介紹?先生的囑托我始終放在心上。正好這些年我執(zhí)教的武漢大學也不斷強調要抓教材建設，我教的《考古學概論》課程一直沒有一本趁手的教材，于是，在2001年完成博士論文后，我就著手準備翻譯這本書。

　　任新雨是陳冰白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她在念碩士研究生期間，我就同她談起翻譯這本書的想法。2002年她去美國喬治亞大學人類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到美國后不久她就與出版社和作者聯系版權事宜，中間很費了一些周折。與出版社聯系上后，我們才知道這本書馬上要出新版(第三版，書名已經改為Archaeology： Discovering Our Past)。2003年新版書剛出，她就給我寄來一本，我們馬上著手分頭翻譯。李英華和袁鑫是我的碩士研究生。原來計劃將前面8章交李英華翻譯。但因為她要考博士研究生，后來又要去法國念書，實在忙不過來，就分出一部分內容給袁鑫翻譯。具體分工如下：

　　余西云：第3章、第13章、第15章、第16章、第17章。

　　任新雨：第9章、第10章、第11章、第12章、第18章以及詞匯表。

　　李英華：前言、第1章、第2章、第4章、第5章。

　　袁鑫：第6章、第7章、第8章、第14章。

　　從2003年開始，我斷斷續(xù)續(xù)進行翻譯工作，大部分初譯都是在考古工地發(fā)掘之余完成的。從2005年底開始，我全力以赴處理這個譯稿。對袁鑫負責的部分和詞匯表進行了徹底修改;對自己翻譯的部分進行了反復修改;對其他兩位合作者的譯稿進行了修訂，忙乎了一年半，于2007年4月將譯稿交出版社。責任蔡欣是個完美主義者，在她的指導、幫助和督促下，我又花費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對譯稿進行了全面的修訂。

　　二

　　對我來說，翻譯這本書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充滿挑戰(zhàn)的工作。最難之處在于某些專業(yè)術語的翻譯，特別是那些我們可能也有類似概念，讀過之后有所感觸卻又無法準確把握的術語。下面這組詞可以為例。

　　考古學： 發(fā)現我們的過去〖〗譯后記〖〗Matrix，按照索引的解釋，指支撐、環(huán)繞、覆蓋在遺存周圍物質。有人翻譯成“填質”。我們將其翻譯成“埋藏介質”。這里有由外向內觀和由內向外觀的角度差異。但這兩種翻譯都不免有隔靴搔癢的感覺。Matrix主要是用來判斷遺存的位置、共存關系和層位關系的。實際上，這個詞約略與我們一般所說的一個層位的土質、土色的“土”(這個詞確實有些土!)相當，但matrix要寬泛一些，也準確一些。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翻譯成“埋藏環(huán)境”。

　　Association，按照索引的解釋，指一個遺存與其他遺存鄰近或者處在同一埋藏介質之中或同一埋藏介質之上。這個詞比我們一般所謂的共存要寬泛一些。我們一般所謂的共存主要指處在同一埋藏介質中的遺存，而association還包括處在同一介質之上，或未必與同一埋藏介質有關但相鄰而且有聯系的一些遺存。例如一座房子周圍有道路、窖穴等相關的其他遺跡，這些遺跡與房子就構成共生關系。所以這個詞包含有共生與共存兩種情況。

　　Context，按照索引的解釋，指考古遺存由生成過程和轉化過程形成的屬性，通過共生關系、埋藏介質和位置關系來判斷。有人將這個詞翻譯成“共存單位”，更多的情形是沒有翻譯而保留了原文。我以為這個詞最貼切的翻譯應該是“層位”。當然在有些情況下，這個詞也指“背景”。一般容易把“層位”理解為“層位關系”，把前者當成后者的省略形式。其實這兩個概念應該加以區(qū)分，在中國考古學中，“層位”指地層和遺跡本身，俗稱“單位”，而“層位關系”指層位之間的疊壓、打破和共生關系，即相當于本書所謂的“地層關系”，我們過去也稱為“地層關系”，只是考慮到“地層關系”涉及的對象不止是地層，也有遺跡，就改成了“層位關系”。“層位關系”當然比“地層關系”準確，但其內涵與外延與本書(姑且就算它代表了美國考古學界)所謂的“地層關系”并無不同。當然把context翻譯成“層位”也只是表達了部分含義，也就是從外往內觀。其實它還有一層從內往外觀的意思，這個時候往往可以翻譯成“背景”。對于一件遺物來說，context提供了埋藏介質，也就是提供了一個埋藏背景。這層意思也可以引申使用，在本書的許多場合都可以見到。

　　Context還分為primary context和secondary context，應該翻譯為“原生層位”與“次生層位”。中國考古學中與其最接近的概念就是“原生堆積”與“次生堆積”。但primary context和secondary context與我們一般所說的“原生堆積”與“次生堆積”(更不要說“原生地層”與“次生地層”)的范疇與所指有所不同。比如，墓葬的填土或者建筑物中的填土就應該屬于secondary context(“次生層位”)的范疇。而中國考古學中似乎沒有認真界定過這組概念。

　　Agency theory這個詞過去往往翻譯成“中介理論”，有點不著邊際。Agency and practice theory approaches，指人類是積極的行為主體，而非被動的社會成員。文化并不完全是習得而來的，也是通過人們日常行為不斷地進行改造而成的。我們將其翻譯成能動理論與實踐主義。

　　Specific analogy過去往往翻譯成“特殊類比”，我們認為它指特定條件下的類比，可以翻譯成“特定類比”。General analogy也不應該翻譯成“一般類比”，而應該翻譯成“普遍類比”。

　　Stratified sampling是一個統(tǒng)計學術語，過去往往翻譯成“分層抽樣”，但實際上指的是“分組抽樣”，至少在本書是這樣。

　　類似的情形還有很多。

　　三

　　翻譯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與作者交流的過程，因而也是一個充滿樂趣與愉悅的過程。我翻譯一般都很慢，一天也就能翻譯一面、半面。這固然與我的英語不夠好，沒有翻譯經驗有關;也與我總想用心體會、仔細琢磨有關。在用心體會的時候，對西方考古學，特別是美國考古學有所認識。在仔細琢磨的時候，又對中國考古學有所反思。

　　考古學的形成與進化論有關。具體說，正是以進化論為基礎的三期說，對古物研究進行了系統(tǒng)化，才使考古學得以形成。在歐洲從19世紀末開始，傳播學派、英國的功能學派、法國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流派紛呈。這些理論流派或多或少都投射到考古學界。在美國，從摩爾根到懷特再到塞維斯等人，進化論不絕如縷。但因為博厄斯在美國人類學界的崇高地位，使得歷史主義這個傳播論的分支在美國大放異彩。接著過程主義、后過程主義紛至沓來。

　　西方考古學理論的發(fā)展，往往表現為把一個視角推到極致，用放大鏡來看問題，結果不免偏頗，這就為下一種理論播下了種子。晚起的理論流派慷慨激昂，批判、取代已有的流派，各領風騷若干年(本書作者認為一般為20年左右，即一代人的時間，有一定道理)。但這只是一個側面，甚至是一種虛華的假象。在一定程度上講，理論的演進是一個自在的過程，是資料積累、學科發(fā)展和社會需求的必然結果，也往往是社會思潮的前奏、組成部分或者瓜熟蒂落的結果，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這些各領風騷的理論不過是一個整體的不同側面，一個過程的不同片段而已。

　　中國考古學是現代考古學與傳統(tǒng)學術氛圍相結合的產物。西方考古學的概念、方法、理論在中國考古學中往往都可以找到影子，或西學東漸，或殊途同歸。但中國考古學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獨特的發(fā)展過程，形成了特有的語言體系和理論體系，有自己的理念和追求(至少其主流或中堅是這樣)。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qū)系類型理論大體相當于本書所謂的文化歷史主義;張忠培先生首倡的譜系理論是我們重建文化過程的基本手段。而作為“新理論”組成部分的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在中國一點也不“新”了(當然也是可以而且應該出“新”或者翻“新”的)。

　　就中國考古學來說，我們在基本概念的完善與系統(tǒng)化，研究方法的豐富、充實與改進，理論的多元化等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四

　　林沄先生得知我們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后，欣然作序。復旦大學的高蒙河先生、武漢大學考古系的陳冰白先生、碩士研究生李冬冬、童萌、王炎溪、蔡金英、2004級本科生柳

　　青、龔一聞、王昊等師生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羅運兵閱讀過譯稿，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修改意見。世紀文景公司的姚映然為本書的翻譯提供了指導和幫助。在此對他們表示誠摯的謝謝!

　　這本書與我有20多年的緣分(其實第三版與第一版無論是書名、內容、體例與觀點都沒有多少共同點了，看成兩本書也無不可。這種改變大抵反映了美國考古學界近20年來的變化。原書就第三版所作的修改有一個說明，考慮到絕大部分讀者都不太可能去看前兩版，故從略)，在幾位青年朋友的幫助下，把它翻譯出來，既算給先生交了差，也給學生一個交代，了卻了一樁心愿。囿于我們的水平，翻譯肯定難以盡如人意。塞繆爾·約翰遜有言：“詞典如鐘表，再差也比沒有強，再好也別指望它十分準確。”詞典如是，翻譯作品更是這樣。

　　余西云

　　2008年5月

　　4 序言

　　中譯本序

　　春節(jié)前，接到余西云的來信，告訴我一件喜事： 他組織人翻譯了一本美國的考古學教科書，將要出版。據他說，翻譯這本書還是我的提議。要我寫一篇序，這當然是不好推辭的事，便來寫上幾句吧。

　　這本教科書的第一版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于1979年出版，原名是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1981年N.哈蒙德到吉林大學來講學，楊建華作翻譯，他送了楊建華一本，楊建華拿來給我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國外的考古學教科書，第一次對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和實踐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而在此前，我雖說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畢業(yè)，但對考古的了解，基本上只限于中國境內的考古發(fā)現，以及中國考古學的歷史發(fā)展和已取得的經驗。習慣于把考古學看做從實物史料來研究歷史的觀點。因此，在看到這本教科書后，有一種大開眼界、廣拓思路之感。所以，雖然只有初中的英語程度，我竟生吞活剝地翻譯了此書的第1、2、4、5、8、9、11、12、13、14、15各章。在給歷史班學生講“考古學通論”(介紹考古學一般知識和中國考古主要發(fā)現)課程時，一點點加進從這本書上學到的東西。而在1983年起正式給考古班學生講“考古學通論”(只限于考古學理論和方法)課程時，就用這本教科書做主要的參考書了。

　　現在回想當初為什么看到外國的教科書，有一種豁然開朗之感，大概是因為中國的考古實踐，到80年代上半葉為止，主要還只是從田野調查和發(fā)掘中獲取資料，并總結了初步的科學建立資料的時空框架，進行考古學文化歸類的科學方法。而很少在如何利用考古資料恢復過去人類的行為(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的)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討論這些方面的歷史變化和為什么變化等方面，總結過科學系統(tǒng)的方法。有些人甚至認為超越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就不是考古學了。這也許是因為，中國考古學一直被認為是歷史學的分支，而中國考古學者多數認為中國歷史上古人的行為和人與人的關系大多是清楚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也早已在歷史學上研究過了。所以覺得那些事根本與考古學的任務無關。但外國考古則不然。不但是這本教科書，就是后來楊建華從英國帶回來的《考古學——理論、方法和實踐》(此書現在已經有了中譯本)，建立資料的時空框架和考古學文化的歸類，其實都只占很少的篇幅，而大量的篇幅是用在如何用考古資料去科學復原古人的活動、古人的社會組織乃至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揭示了西方考古學和社會學、哲學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我覺得，這些才是我們中國考古學者應該認真思考和在今后實踐中總結的事情。如果我們重新認識到考古學要“透物見人”的重要性，并將其作為考古學的基本任務，那就應該借鑒外國的

　　經驗，具體從中國的實踐中總結出實現這一任務的有中國特色的系統(tǒng)方法;而且通過考古的途徑，研究中國有特色的歷史道路，為整個世界歷史的研究作出新的貢獻，那才能有真正站得住腳的“中國學派”。

　　由于中國考古學家和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都很有必要從世界考古的視野來重新認識“考古學是什么”這個根本問題。所以，中國現在雖然已經有了《考古學——理論、方法和實踐》的中譯本，再翻譯出版一本教科書也不為多，而且還遠遠不夠。要全面了解國外考古學者在想什么，做什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有哪些新的經驗，我覺得多譯幾種考古學教科書，比翻譯專著和論文，益處更多。而且有比較才有鑒別，這是走向世界時不能不注意的事啊。所以，余西云和他組織的隊伍，實在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我相信這本教科書的出版會受到大學考古專業(yè)師生的熱烈歡迎，也會受到廣大考古文物工作者和史學界同仁的歡迎。

　　考古學： 發(fā)現我們的過去〖〗中譯本序〖〗最后，順便說一說翻譯的問題。中國現代考古學是從國外引進的學問，不少基本概念和術語，也是從外文引進的。但在中國考古學本身的實踐中，有的概念有許多中國人自己加上去的成分，發(fā)生了畸變。

　　例如，“類型學”是外國傳入的考古學方法，1926年李濟在清華大學作關于考古學的演講時，說typology“尚沒有一個好的漢譯”，所以“暫用英文”。但從他舉的具體例子中可以看出，是把器物分成代表不同時代的types，所以本意是指有區(qū)分時代意義的器物分類法。后來在中國分別譯作“型式學”、“型制學”、“體制學”、“標型學”，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在20世紀60年代授課時已使用“類型學”一詞，后來得到普遍采用。我記得，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把類型學方法也叫做“器物排隊”。因為這種方法劃成的最小類別(通常以“式”名之)，須能排成連續(xù)漸變性的序列，也就是使所分的類有一種合理的邏輯關系。在參照其他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判定這一個隊列中的各式之間相對的年代早晚關系。直到今天，在《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中，把typology方法簡要地解釋為“即以編年的或發(fā)展序列來排列遺物”(“the arrangement of artifats in chronological or developmental sequence”)(中譯本第25頁)，在第四章“何時?確定年代的方法和編年學”中的第一節(jié)“相對年代”中具體介紹了“類型學的序列”。可見，類型學在西方至今仍被視為一種研究遺物的相對年代的方法。而“器物排隊”是基本上表述了這種方法的要旨的。

　　但在中國，類型學方法在引進和應用的過程中，常常是和一般的分類方法混同不辨的。以至于不少資深的考古工作者，也把一般的分類誤認為就是類型學的研究，而沒有懂得只有分出能排列成“編年的或發(fā)展序列的”類別，才是類型學研究。更有甚者，只看到考古學文化被分為不同的類型，以及蘇秉琦先生倡導了“區(qū)系類型”的研究，便把這些字面上相同的“類型”，也塞進了類型學研究之中。所以，在中國考古學界和考古學教學中，“類型學”仍是一個非常含混的概念。

　　就在新出版的《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一書中，似乎是因為譯者本身就不大明白類型學和一般分類是根本不同的兩種概念，而把第三章當中“發(fā)掘”的一個小標題“Processing and Classification”(“整理與分類”)，譯成為“類型學分析”(中譯本第111頁)，更加深了類型學和一般分類的混淆。這是不應有的錯誤。

　　從本書的譯后記來看，余西云他們對翻譯專門術語是很下了工夫的。這非常好。但是，恐怕有一些術語，也像typology剛傳進中國時一樣，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好的漢譯”。以context為例，《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譯為“共存單位”，而本書則主張譯為“層位”或“背景”。這些譯法似乎都不能確切表述該術語的意義。關鍵在于，這個詞是用來表示某種遺存的屬性的，即反映該遺存存在于何種埋藏介質中(除了狹義的“單位”外，似乎還可以包括單位近旁的埋藏介質)、它在“單位”中和其他遺存的共存關系，以及由坐標表明的相對位置關系。既然著重是指某種遺存和其他事物的相互關系，因而不能只用“單位”、“層位”這樣的事物名來表述。什么時候會找到一個類似“器物排隊”這樣生動的表述法?恐怕還要待以時日。但無論如何，我有一個希望，希望這本教科書和《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都能在使用一段時間后，廣泛聽取讀者們的意見，認真修訂再版。逐漸減少因翻譯不得當而造成的誤解，更好地為推進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而服務。但當務之急是盡早多出版幾本外國的教科書，即使不是十全十美，在有所借鑒的情況下，再通過我們大家的實踐，一定會使我們中國考古學更健康快速地得到發(fā)展。

　　林沄

　　于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

　　2008年3月

　　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之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為美國考古學經典教材，由麥格·勞希爾公司出版，已經出版至第3版。

　　《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圖文并茂，內容全面，行文生動，有豐富的案例和個案研究，體現了新舊大陸考古遺址的全面信息。

　　《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為教學提供的了大量的學習幫助，包括考古區(qū)域地圖、廣泛的例證，每章結束有內容小結、進一步閱讀書目，全書最后有中英文對照的詞匯表，并標明章節(jié)出處，方便讀者查找。

　　考古學發(fā)現我們的過去之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羅伯特·沙雷爾 (美國)溫迪·阿什莫爾 譯者：余西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