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考古有新的發(fā)現(xiàn),隋代晉陽宮或許重見天日。關于山西考古新發(fā)現(xiàn)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山西考古新發(fā)現(xiàn)，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山西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晉陽古城遺址：有可能是隋朝“晉陽宮”所在地

　　晉陽古城，被譽為中國的龐貝城。它的歷史無須贅述，是太原建城2500年的實物見證，但它的“前生”似謎似霧，因為不同朝代都在這里建都，可是建筑遺址在哪里?都有哪些建筑?這些問題始終不明晰。不過從2015年開始，省考古研究所與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晉陽古城遺址西北部，南距明太原縣城北城墻350米，西距晉陽古城西城墻830米處進行發(fā)掘，發(fā)掘面積多達10000平方米，發(fā)掘出東、西兩組大型建筑基址。值得雀躍的是，在一處建筑基址內出土了一塊殘碑，上面寫著“隋之晉陽宮”的字樣，讓考古工作者判斷此建筑基址有可能就是隋代時期的晉陽宮，是當時的皇家宮殿。

　　與以往成果匯報會不同，這一次，專家們整體移步到晉源區(qū)晉陽古城的考古現(xiàn)場。這是一個龐大的考古工程，很多專家見到10000平方米的考古現(xiàn)場，都驚嘆于山西的“豪邁”，更驚嘆于古晉陽城的恢弘。整齊劃一的、距離地表十米左右的探方，滲透著歷史文明的依舊泛青的方磚，還有體量很大的柱礎石，不難看出來，這些現(xiàn)存的一切遺跡承載了一個時代的建筑和文明。順著工作人員的指引，記者和專家率先來到西組建筑基址?？粗蛳∈杌蛎芗囊粔K塊探方，真讓外行人摸不著頭緒，但這是一塊布局較為完整的建筑，從暴露出來的方磚、柱礎等遺存來看，能“拼”成一個院落。據(jù)工作人員介紹，整組建筑由左右兩側房屋組成一個封閉的多進院落，建筑有院墻、道路、山門、3個庭院、10個殿堂和4處廊廡組成，左右建筑以3間為一組。“這組建筑遺址始建于晚唐，毀棄于五代末，建筑基址被廢棄后一直都是用于耕種的，所以整體布局保存得基本完整，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驚喜。”按照工作人員的介紹，這是建筑基址保存完好的最主要原因，但放在一千多年前，宋太宗趙光義火燒水灌晉陽城之后，宋代皇室是不會讓老百姓隨便在晉陽古城舊址上建造房屋生活的，他們認為晉陽古城是“龍脈”所在地，怕在這里會誕生新的龍脈“復仇”。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老百姓是沒辦法在這里蓋房子了，他們只能把一些建筑材料拿回家，去別的地方重建家園，所以在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文物和遺存特別少，那些形制過于龐大的，抱不走的柱礎石才會被埋藏在地下，周而復始地“沉睡”千年。

　　其實，在西組建筑基址中，還有讓人雀躍的一點，那就是出土物，在七號殿址廊前灰坑中出土的金剛經(jīng)殘碑，在六號與八號殿址之間出土的大量記事殘碑，其上文字有“迦殿”等和佛寺相關內容以及帶“敕”字殘碑。在二號殿址西出土有“善之祥兼固……即隋之晉陽宮……特命良工塑北方……雄異也武皇……”的殘碑。由此可推斷此建筑為皇家寺廟建筑，建筑內有天王殿、釋迦殿等。建筑基址周圍出土有經(jīng)幢殘段、精致的石雕建筑構件、日用瓷器、吻獸以及大量磚瓦等。通過對出土遺跡及遺物分析，判斷此寺廟建筑為大型寺廟建筑的一部分，修建年代為晚唐，唐武宗時期受到破壞，但五代仍在使用，最終毀滅于宋初。

　　或許，你看慣了考古人員一臉嚴肅，眉頭緊鎖的模樣，不過他們也有笑逐顏開的時候，那就是發(fā)現(xiàn)二號殿址內著有“隋之晉陽宮”字樣的殘碑。為啥呢?因為“晉陽宮”這3個字。如果單純看“隋之晉陽宮”字樣，說明這個地方就是隋朝時期晉陽宮的城址，鑒于西組建筑始建于晚唐，有可能是先有了晉陽宮建筑，皇家寺廟最后在晉陽宮舊址上建造了起來;此外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晚唐復建或者留存了隋代時期名叫“晉陽宮”的建筑。之所以說“晉陽宮”很重要，那可是皇家宮殿，地理位置絕佳。據(jù)史料記載，考古工作者曾站在二號殿址上看，能清楚看到蒙山大佛的佛頭，當權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修建蒙山大佛時的工程進度。《北齊書》載：“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這個宮指的就是晉陽宮，也就是說當時在晉陽宮內，能看到佛像前燃燈塔的光亮。沖著這點線索，考古人員站在二號殿址上，看到的依然是蒙山的山脈，稍有偏差，就會被別的山脈阻擋……從如此絕妙的地理位置和布局上看，晉陽宮或許就在此地。

　　西組建筑往東的100米是東組建筑，整個東組建筑基址分為3個時期，即在這一塊土地上有3個時代的歷史遺跡和文化遺存。最晚一期始建于東魏，經(jīng)過北齊、隋，最后廢棄于唐，平面布局為四周房屋圍合而成的院落，最讓人感慨的是院中的排水渠，曲折回繞，回繞處的方磚堆砌得很圓潤，讓人驚嘆于古人的智慧和工匠的技藝。第二期建筑，為北朝建筑基址之下，時代為魏晉十六國，發(fā)現(xiàn)有大型窖穴及房址等遺跡。最可貴的是，考古人員還在地窖里發(fā)現(xiàn)了種子;最早期的建筑基址，也是最底層的建筑基址，疊壓在魏晉十六國建筑基址下，主要有一些距今快2000年的漢代房址和水井。在參觀中記者目測，漢代遺跡距離地表的高度近20米，而那一口口水井，從挖掘層到出水層深達10米，在考古工作人員挖掘出的那一刻，竟然還有地下水……

　　晉陽古城的考古發(fā)掘是一項大工程，從其建成到廢棄，連續(xù)使用1500年，而距今又有1000多年的歷史，地址沒有大的移動，突然的焚毀和后期破壞較少，使其成為城市格局保存完整、文化遺存埋藏豐富的古代城市遺址，從20世紀60年代，宿白、謝元璐、張頷等考古界的大家們就先后對晉陽古城遺址做過調查;從1991年開始，新一代考古人進駐晉陽古城遺址，開始重新挖掘，有的考古工作人員直至退休都在這方土地上奉獻著自己的智慧。可喜的是，本次對兩組建筑基址的發(fā)掘，揭示了不同時代同一區(qū)域的不同類型建筑，對于研究古代建筑的布局與演變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晚唐大型寺廟建筑，完整和清晰的建筑平面結構，在隋唐佛寺考古中較為少見。發(fā)現(xiàn)的“隋之晉陽宮”殘碑資料，推斷發(fā)掘區(qū)應是隋代晉陽宮所在區(qū)域，這對于進一步了解晉陽城不同時代的布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山西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河津固鎮(zhèn)宋金瓷窯址：宋代細白瓷的盛產(chǎn)地

　　山西是出瓷器的地方，唐宋遼金元時期的山西古陶瓷別具一格，地方特色鮮明。如長治八義窯的紅綠彩、平定窯的白釉印花瓷、懷仁窯的油滴釉和剔刻花等。山西河津的固鎮(zhèn)瓷窯址，則盛產(chǎn)細白瓷。很多遠銷海外，甚至被各大博物館收藏的細白瓷與此窯口出土的瓷器相同。

　　河津窯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處汾河與黃河匯流的三角洲地帶。有關河津窯的文獻記載相對較少，僅在個別明清文獻中略有提及，迄今為止在河津市共發(fā)現(xiàn)北午芹、古垛、固鎮(zhèn)和老窯頭4處瓷窯址，窯址的時代自北宋延續(xù)至清。2016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4處瓷窯址展開區(qū)域性系統(tǒng)調查，摸清了4處瓷窯址的分布范圍及保存現(xiàn)狀，并在老窯頭遺址周邊山體發(fā)現(xiàn)較大規(guī)模的瓷土礦。

　　固鎮(zhèn)瓷窯址共計發(fā)掘1039平方米，清理制瓷作坊4處、瓷窯爐4座、墓葬1座、水井1處、灰坑35個，出土數(shù)以萬計的瓷片、窯具，以及一定數(shù)量的陶器、銅錢、鐵器、骨器等，時代為宋金時期，以金代遺存為主;制瓷作坊多為窯洞式，作坊底面遺存保存較完整，有澄泥池、沾漿缸、灶址、石磨盤、石臼等遺跡、遺物，涵蓋原料制備、制坯、晾坯等環(huán)節(jié);瓷窯爐均為半倒焰式饅頭窯，由通風口、扇形單火膛、窯床及雙煙室組成，不同之處在于通風口的位置、窯床及煙室的結構及大小等。出土可復原瓷器千余件，瓷器品類有粗白瓷、細白瓷、黑醬釉瓷及三彩瓷，器形有碗、盤、碟、罐、枕、盆、瓶、盒、器蓋等，從上面能看出來當時的裝飾工藝，不僅精美細致，而且花紋樣式也較為雅致，體現(xiàn)了工匠嫻熟的技藝。其中北澗疙瘩地點出土的北宋細白瓷，胎白而細密、堅致，釉色瑩潤，造型簡潔大方，可媲美定窯白瓷。通過對此地點瓷片標本的X熒光分析，顯示其燒成溫度可能極高，白度不遜于邢定鞏白瓷，代表了同時期較高的燒造水平。

　　固鎮(zhèn)遺址發(fā)現(xiàn)的制瓷作坊及瓷窯爐，填補了山西地區(qū)無相關制瓷遺跡的空白，為研究宋金時期河津窯的制瓷流程、燒窯技術、裝燒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脊殴ぷ髡哌€收集了很多細白瓷的資料，其中在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日本靜嘉堂文庫、北京故宮博物館收藏的瓷枕從形制到質地都與固鎮(zhèn)宋金瓷窯出土的瓷器類似，為國內外相關的瓷枕藏品及出土品找到了燒造出處，同時對研究河津窯的瓷器外銷有重要價值。

　　山西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蒲州故城：一段城墻址證明唐代蒲州城

　　蒲津渡與蒲州故城遺址位于山西南部永濟市西三十里的蒲州鎮(zhèn)境內，始建于北魏年間(386-557年)。1958年國家建設三門峽水庫時，蒲州故城部分遺址被水淹沒，現(xiàn)存的遺址由內城和外城兩部分組成，東西長2.49公里，南北寬1.71公里，占地面積4.26平方公里，是研究中國古城垣歷史發(fā)展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今年的考古發(fā)掘中，工作人員對在西城內西北部進行了大面積發(fā)掘，發(fā)現(xiàn)一段夯土城墻，證實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

　　這段城墻位于地表1.5米以下，考古發(fā)掘對夯土進行了完整的揭露和局部解剖：根據(jù)夯土的土質土色、夯層厚度、夯窩尺寸以及夯土結構形態(tài)等信息，確認夯土城墻從北向南可分為6部分。從北向南編號夯1-夯6。根據(jù)城墻夯土的土色、出土遺物及夯土之間的疊壓關系，最早修筑城墻時利用了原有的生土高臺，將生土臺稍作修整后作為墻芯，再依次在生土臺的南側增筑夯3、夯4和夯5，形成城墻的主體。其中，夯3為城墻的原筑夯土，夯4、夯5為補筑、增筑形成，有規(guī)整坡面。此后在城墻北部增筑夯1、夯2，在城墻南部增筑夯6。夯1、夯2、夯6內出土白釉玉璧形足瓷碗殘片、蓮花紋瓦當、開元通寶等不晚于唐代遺物，夯3、夯4、夯5出土雙耳小口矮領陶罐，素面繩紋里板瓦、筒瓦等不晚于北朝遺物。

　　考古工作者根據(jù)出土遺物判斷城墻始建于北朝，唐代沿用并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增筑，宋金時期該段墻體被廢棄，改為建筑基址使用。蒲州故城遺址新發(fā)現(xiàn)的城墻證實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其年代還可以上溯至北朝時期。據(jù)文獻記載，蒲州北魏時置雍州，東魏改置秦州，北周改秦州置蒲州，唐代曾為中都，升為河中府。

　　這段城墻的發(fā)現(xiàn)為確定北朝至唐代蒲州城的位置、分布范圍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和依據(jù)，對進一步探尋北朝-唐代蒲州城的規(guī)制布局、探討蒲州城址的沿革、變遷以及蒲州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