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又稱科舉、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在唐朝，通過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那么它的考試內(nèi)容都有什么呢?接下來就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唐朝科舉制的考試內(nèi)容有哪些吧!

　　唐朝科舉制的考試內(nèi)容

　　唐朝科舉的科目有秀才、明經(jīng)、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為人重視?？∈康瓤撇唤?jīng)常舉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來漸廢。所以，明經(jīng)、進士兩科便成為唐代?？频闹饕颇俊?/p>

　　明經(jīng)、進士兩科，最初都只是試策，考試的內(nèi)容為經(jīng)義或時務(wù)。后來兩種考試的科目雖有變化，但基本精神是進士重詩賦，明經(jīng)重帖經(jīng)、墨義。所謂帖經(jīng)，就是將經(jīng)書任揭一頁，將左右兩邊蒙上，中間只開一行，再用紙?zhí)w三字，令試者填充。墨義是對經(jīng)文的字句作簡單的筆試。帖經(jīng)與墨義，只要熟讀經(jīng)傳和注釋就可中試，詩賦則需要具有文學(xué)才能。進士科得第很難，所以當時流傳有“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唐代考試科目分?？坪椭瓶?，每年分期舉行的叫?？?，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的考試稱制科。?？朴校盒悴趴?，明經(jīng)科，進士科，俊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一史科，三史科，道舉科，童子科等50多種。秀才一科，在唐初的要求極高，很少有人能通過，后來漸漸廢掉了?？∈靠撇怀Ｅe行。考試的方式有：口試，貼經(jīng)(填空)，墨義(相當于口試的筆試化)，策問(論文)，雜文(詩賦)。

　　明經(jīng)科的內(nèi)容：9部經(jīng)書，《禮記》、《左傳》為大經(jīng);《詩經(jīng)》、《周禮》、《儀禮》為中經(jīng);《周易》、《尚書》、《公羊傳》、《谷梁傳》為小經(jīng)，不僅僅是6經(jīng)，另外，《孝經(jīng)》、《論語》為必考。明經(jīng)科的考試方式一般只是口試，貼經(jīng)(填空)，墨義。一般只要對經(jīng)文以及注釋，記憶背誦熟練，就可中試。

　　再看進士科。進士科原來只考策問，后來加上貼經(jīng)(填空)，雜文(詩賦)。貼經(jīng)只貼大經(jīng)，即《禮記》、《左傳》。再加上貼《老子》，10個問題中能答上4個即可合格。雜文要求詩賦各一。策問要寫五篇。策問主要是對時下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法律、軍事、政務(wù)、漕運、鹽政等等方面提出問題并作回答。進士科一般取中很難，錄取率只有1%-2%，因此當時流傳有“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之稱。唐前期每科進士只取十幾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幾人。孟郊當時考中后，欣喜若狂，作《登科后》：“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一夜看遍長安花”，可見其難。

　　明法科，國家選取司法人才，范圍為律七條，令三條。

　　唐朝的科舉競爭唐代的錄取比例相對偏低，據(jù)《通典·選舉三》，唐代“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shù)。”唐初大郡一般在3萬戶以上，以每戶平均5口人來說，至少有15萬人，換算下來，錄取比例為總?cè)丝诘?/50000。

　　到唐高宗時，錄取比例開始上升，特別是在武則天當政后，錄取名額大幅增多，科舉已成為讀書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徑。

　　據(jù)《朝野僉載》：“乾封(唐高宗年號)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shù)千;垂拱(武則天年號)以后，每歲常至五萬。”

　　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經(jīng)學(xué)家趙匡在其《舉選議》中稱，尚書省考試錄取，“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錄取率大概是5%。雖然此錄取率比唐初增加許多，但因考生越來越多，錄取率仍較低，所以出現(xiàn)了《通典·選舉五》所說的情況：“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眾。”

　　唐朝的科舉競爭程度

　　唐朝科舉各科的錄取比例并不一樣。據(jù)《文獻通考·選舉二》：“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jīng)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進士科的錄取率在1%至2%左右;明經(jīng)科錄取率較高，比進士科多了10%。

　　進士科錄取名額每次僅30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詩中稱：“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三十枝。”唐代進士錄取要求嚴苛，寧缺毋濫。據(jù)《新唐書·選舉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詔令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茍無其人，不必充其數(shù)。”

　　可能正緣于不能“濫竽充數(shù)”，唐朝的錄取率是科舉時代中國各朝中最低的。據(jù)清徐松《登科記考》中的統(tǒng)計：終唐之世，貢舉進士凡266次，及第進士為6642人，平均每次進士及第不到25人。

　　明字科，文字理論及書法，考《說文》、《字林》。

　　明算科，考數(shù)學(xué)，范圍很廣，選數(shù)學(xué)人才。

　　一史科，從《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中任選一，考貼也考策。

　　三史科，《史記》、《漢書》、《后漢書》均考，主要是選拔歷史方面的人才。

　　道舉科，考《老子》、《莊子》、《列子》。

　　童子科，10歲左右的童子，考《孝經(jīng)》、《論語》。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唐代科舉考試的范圍有多大。從經(jīng)文到時事政治、經(jīng)濟、制度、軍事、法律、鹽政、漕運、歷史、數(shù)學(xué)、文字學(xué)，而且，不僅考儒家的東西，還考道家的東西。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唐代科舉考試的范圍有多大。從經(jīng)文到時事政治、經(jīng)濟、制度、軍事、法律、鹽政、漕運、歷史、數(shù)學(xué)、文字學(xué)，而且，不僅考儒家的東西，還考道家的東西。

　　和那時的科舉相比，我們現(xiàn)在的高考也不過如此罷了。當時的考試范圍非常廣泛，要學(xué)的東西也非常多，不僅儒家，還有道家，及各種經(jīng)史都考，還有詩詞歌賦，并且非常重視策問，即考你的治國方略。這樣的考試才能選拔出真正的人才來。而且，?？频窃嚭?，不能立即做官，必須經(jīng)吏部的考試，叫選試，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職。韓愈中進士后，三次選試都沒有通過，只好去刺史那里做幕僚?？梢娺@是一個多么嚴格的選才制度。

　　唐代科舉制度的特點

　　其一：對于考場的種種犯規(guī)行為一直都較為寬容，根本沒有出現(xiàn)過象明、清時期那樣血淋淋的科場案。

　　《宣宗紀》、《登科記考》接下來還均有記載說：“御史臺奏：‘據(jù)正月八日禮部貢院捉到明經(jīng)黃續(xù)之、趙弘成、全質(zhì)三人，偽造堂印、堂貼，兼黃續(xù)之偽著緋衫，將偽貼入貢院，令與舉人虞蒸、胡簡、黨贊三人及第，許得錢一千六百貫文。據(jù)勘黃續(xù)之等 罪款，具招造偽，所許錢未曾入手便事敗。奉敕并準法處死。主司以自獲奸人，并放。’”因考場作弊被處死的僅見此一例，這是因為其事涉“造偽”。據(jù)《唐會要》卷四一，在唐代，“造偽”屬僅次于“十惡”的重罪，所以處罰較重。然而，此次被處死的3人皆既非考官，亦非考生。

　　可見，作弊情節(jié)過于惡劣的涉案人也只偶然有極少數(shù)被處死，一般對考生的處罰都只是不予錄取，或者再加上幾年不許參加考試;而對于考官的違規(guī)則只是貶官降級，沒有太當一回事。即使是事先泄漏了考題，致使考試作廢，或者落實收受了賄賂，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有一例——麟德二年的主考左史董思恭原擬判死刑，結(jié)果還是免死、流放[7](P53)，其他的依然只是貶官。

　　據(jù)《登科記考》，僅進士科為爭奪狀元桂冠就有：強要狀元竟遂愿、自定狀元自寫榜、“詐和”取得第一名、取舍決于場外人、名次定在開考前、權(quán)臣倚勢搞裙帶、還情送頂狀元冠等15次不正當競爭，當時人們都不舉發(fā)、不追究，也就是說都能容忍。

　　清人王世禎就看不懂唐代的科舉，他說：“唐人最重進士科，然主司、舉子關(guān)節(jié)交通，不以為怪。”[15] 的確如此。由于科舉取士并非主要的入仕途徑，其它的門路盡多，加之錄取了也不是立即有官做，到能做官時起點也很低，科舉得手并不能象宋中期以后那樣“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所以制度較松弛，人們對科舉考試公正性的期望值并不高，犯不著對考試中出現(xiàn)的這樣那樣的問題大動干戈。我們不可以看明、清科舉的眼光去看唐代科舉。

　　其二：宗族子弟照樣參與科舉競爭，與天下寒士一起追求榜上有名而不加限制，當時人們也都能接受，相關(guān)史書中均不見有臣下就這一問題上過奏章，這也是宋以后所見不到的現(xiàn)象(宋代還有微量的殘存)。依據(jù)《登科記考》的記載，并參之其它史籍統(tǒng)計，唐代已知的151名狀元中，宗室出身的就有李程、李從實、李肱、李筠等4人，占2.65%。普通進士名單不全，無法統(tǒng)計，估計宗室出身的一般進士還會超過這個比例。而宗室總?cè)藬?shù)在當時全國總?cè)丝谥械谋壤^對沒有這么大。宗室子弟本來就有恩蔭、特賜等種種特權(quán)，在享受教育方面也占有很大的優(yōu)勢，又在科舉考試中也占有優(yōu)勢，是極不合理的。宋以后在這方面進行了改革，作了種種限制，應(yīng)該說是很大的進步。

　　跟這一點密切相關(guān)的是：筆者發(fā)現(xiàn)，有案可稽的唐代73名狀元中，出身三品及以上(包括宗室)或歷代名人之家的就有56人，占76.71%;四品及以下官僚家庭出身的11人，占15.07%;寒士出身的只有6人，占8.2%。估計這少數(shù)幾個出身“微寒”的，也并非來自一般平民或農(nóng)戶，多半是破落官僚家庭，至少是個小地主，只是近幾代無人做官而已。那些未留下姓名或雖知其名姓卻找不到家世資料的狀元，也不一定就是出身“微寒”，僅僅由于他們影響太小而唐代又不怎么重視狀元。56個家世較為顯赫的狀元中就多半其祖輩、父輩或兄弟輩在新、舊《唐書》中有傳，而本人則只字不曾被附帶提及。

　　這些情況表明，唐代科舉所選拔的人才多處在社會上層，中層的都很少，更不用說下層了。掌權(quán)者并沒有將科舉考試看得很神圣，有意無意地在制定有關(guān)章程時留下一些余地，不糊名，不謄錄，甚至不硬性規(guī)定非依考卷高下決定取舍與名次不可。這不甚嚴密的制度執(zhí)行起來再打些折扣，于是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有人易爭先，所以鄭氏、歸氏、孔氏、趙氏、崔氏等大家族出狀元都是一窩一窩的。中下層讀書人不僅難以爭先，甚至難以錄取?？梢哉f，唐代的科舉考試實質(zhì)上是上層社會內(nèi)的權(quán)力再分配，是上層社會中的庶族從豪族手里分權(quán)，遠不是真正的“廣開才路”，在全社會范圍內(nèi)挑選人才。所謂“為國選才”只是一句空話。直到宋代中期以后，科舉考試的制度日趨嚴密完善，有“殿試”、“讀卷”、“糊名考校”、“分房閱卷”、“公立甲次”等措施，而名次的確定又有“初考”、“復(fù)考”、“詳定”3道關(guān)，且有宗室一般不許參試，高官及考官的子弟或親戚參試要回避，并另設(shè)試場、另定名額、分別錄取等規(guī)定，選才的范圍才逐漸擴展到中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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