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怎么死的
李世民軍事才能卓越，助父統(tǒng)一中國，在位期間朝廷政治清明，開創(chuàng)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那么李世民怎么死的呢？下面就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李世民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用!
李世民怎么死的
介紹李世民的文章比較通用的說法是因患痢疾而死，不過也有史家經(jīng)考證，認為李世民的真正死因乃是服食丹藥所致，太宗“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此說也有一些間接的史料為證，何況唐承魏晉之風，服食丹藥很流行，諸多唐帝均有此好。李世民服丹當非異事。
不過舍此之外，亦不乏第三種可能性，那就是李世民在貞觀19年征高麗之戰(zhàn)中因中箭受重傷，久治不愈，加之亂食丹藥導致身體更加虛弱，遂于三年另八個月之后終于駕崩了。
唐太宗李世民出生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國歷史上杰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他在位23年，于649年7月10日(農(nóng)歷五月二十六日)病死在翠微宮含風殿病逝。在他統(tǒng)治的23年中，對政治進行了很多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出現(xiàn)了“貞觀之治”的盛況。
公元626年，玄武門之變后的8月，唐高祖被迫讓位給李世民，第二年改年號為貞觀。李世民繼位之初兢兢業(yè)業(yè)、小心謹慎地治理國政。有一次，他問大臣魏征，何謂明君、暗君?魏征答道：“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要他兼聽各種不同意見，擇善而行。唐太宗非常贊同這個見解，并多方鼓勵和啟發(fā)百官們進諫，還定下制度，凡宰相入宮議事，諫官可以列席參加，隨時諫諍。在眾多有才能、有卓識的文臣武將的輔佐下，唐太宗不但平定了中原，降服了邊境的夷狄(少數(shù)民族)，而且在政治、經(jīng)濟上實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首先，他恢復了“均田制”，18歲以上的男子分田百畝，其中80畝為“口分田”、20畝為“永業(yè)田”。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nóng)民對土地的要求，促進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保證了國家賦稅的收入，并多少限制了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均田制”為唐朝前期的富強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
其次，唐太宗推行了“府兵制”。府兵即衛(wèi)士，由政府從民戶中點集，21歲應征，60歲免役。衛(wèi)士平時務農(nóng)，農(nóng)閑的時候集中在一起進行訓練。服役時要自備兵器資糧，分批輪流守護京城或邊境。一旦有戰(zhàn)爭爆發(fā)，兵士們回兵府，由朝廷下令征集，交給大將統(tǒng)率。待戰(zhàn)爭結束以后，大將回朝廷，兵士回兵府。這種從農(nóng)民中征招，兵源比較有保證的兵制叫做“寓兵于農(nóng)”。這種做法既把部分軍需品轉嫁到農(nóng)民身上，減輕了國家的軍費負擔，同時，由于兵將不能長期相守，避免了有野心的將帥擁兵割據(jù)。
除此以外，唐太宗還注意減輕賦稅和徭役，大力提倡節(jié)儉，反對大興土木。
由于采取了這些有力的措施，唐太宗在位的20多年中，唐代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都發(fā)展到了空前的盛況，“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國內(nèi)一派繁榮的景象。邊境以外的一些部落都紛紛來歸附，各國商旅來往更是絡繹不絕。這時候的中國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強昌盛的封建國家，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稱為“貞觀之治”。
貞觀23年即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他的兒子李治即位，就是唐高宗。由于他沒有政治才能，懦弱昏庸，后來唐朝大權就漸漸落到皇后武則天的手中了。
是什么成就了唐太宗
從馬背取天下
識時務者為俊杰。唐太宗就是一個識時務的俊杰!晉陽起兵前，老謀深算的李淵曾對提出起兵反隋建議的年輕小伙子李世民說：今化家為國，或破家滅族，都由汝而起。而后世和現(xiàn)在的史家大都認為起兵是唐高祖李淵蓄謀已久的心思，并非李世民首謀，李淵的話只是對自己的掩飾和對后生的勉勵之辭。做這個翻案文章的關鍵證據(jù)出自溫大雅的《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該書封筆于李淵在位之時。論者咸謂此乃第一手資料，未經(jīng)太宗時的史官篡改。但是，誰又能保證當時人記當時事，不是取悅高祖的附會之辭呢?不管如何，18歲的李世民已經(jīng)察覺到天下可為，并堅定了其父起兵的決心，這一點應是無可置疑的。
無論是進軍長安途中清除河西肘腋之患，還是在平定山東、河北勁敵的戰(zhàn)爭中，李世民不僅身先士卒，作風勇猛頑強，而且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以善用騎兵、善于集中優(yōu)勢兵力等戰(zhàn)術，經(jīng)常出其不意地打敗強敵，表現(xiàn)出杰出的軍事才能。在后來的敉平突厥與征服高昌的戰(zhàn)爭中，他都表現(xiàn)出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
但是，有一件事令這位梟雄心情難平，那就是他平定山東不久，河北地區(qū)在竇建德舊部劉黑闥的領導下再次舉兵，山東舊地，大體皆叛。倒是李建成采納魏徵的以招撫為主的懷柔政策，穩(wěn)定了山東地區(qū)。這件事幾乎是當年隋朝平定江南的重演。隋朝滅陳之后不久，出現(xiàn)反復，“陳之故境，大體皆反”。后來楊廣恩威并用，才穩(wěn)定了對南方的控制。
本朝的經(jīng)驗和前朝的教訓對于年輕氣盛的李世民轉變觀念影響很大，那就是不能完全靠武力征服天下!唐太宗即位后就宣布說：“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nèi)。文武之道，各隨其時。”(《舊唐書·音樂志》)這確是很識時務的看法!
經(jīng)歷從馬背到龍庭的轉變，唐太宗開始改變統(tǒng)治策略。他廣納賢才，表現(xiàn)得比任何一個前代帝王都重視文士。他在藩邸就招集了大批文人學士，設立文學館，館中著名的十八學士如房玄齡、杜如晦、于志寧、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虞世南等都是一代英才。或以政治韜略見長，或以才學蓋世見用。同時，他還有天策府，安置隨己征戰(zhàn)的武將們。文臣武將，各得其所，對于貞觀年間的政治和文教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關于治國方略的大討論:大亂之后，究竟是用重典懲治刁民，還是“撫民以靜”，與民休息?在關鍵時刻，這個縱橫疆場十余年的統(tǒng)帥做出了英明決策，他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貞觀政要》，下引此書皆不出注)因此，他推行以民為本的政策，輕徭薄賦，使民以時;關心民瘼，澄清吏治，為恢復瘡痍滿目的唐初社會與經(jīng)濟奠定了正確的治國之策。
治國與用人
唐太宗治國，有許多過人之處。其中尤以善于用人為世人稱道。他曾經(jīng)與大臣討論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認為隋文帝是一個兢兢業(yè)業(yè)的君主，而太宗恰恰認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權，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說：“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劃，于事穩(wěn)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
敢于用曾經(jīng)反對過自己的人，反映了唐太宗的膽識。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徵。魏徵在隋末詭為道士，初投瓦崗軍，曾效力于李密帳下，后歸依竇建德。所投皆為李世民平定山東時的敵對勢力。及竇為唐軍所破，又在太子李建成東宮效力，官至太子洗馬。他雖職位不高，卻自稱曾經(jīng)勸諫李建成在與李世民的爭斗中先下手為強。這樣一個幾乎處處與己為敵的人，李世民卻能愛惜其才而摒棄前嫌，委以重任。又如，范陽盧承慶父、祖皆隋官。貞觀中，太宗任其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選舉，盧承慶自辭“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能夠團結曾經(jīng)是自己敵對陣營的人才，這對于唐太宗穩(wěn)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籠絡人心，減少反對派，具有重要作用。
用人如器，各取所長，不求全責備，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他對于自己大臣的所長所短，了如指掌。如評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而總兵攻占，非所長也。”評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jié)，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guī)諫耳。”評房玄齡、杜如晦，不善于理獄，不擅長處理雜務瑣事，長處是多謀善斷。說戴胄的短處是“無學術”，但敢于犯顏執(zhí)法。說博陵崔敦禮，“深悉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總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zhèn)?。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資治通鑒》卷198貞觀二十一年)
克己與納諫
如果只是以上這些，唐太宗還只是眾多帝王當中的杰出者之一，還談不上超邁古今!
宋朝史家范祖禹評價唐太宗說，唐太宗本來是一個彪悍勇武之人，可是他能夠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于為善”。這幾個用詞值得深加玩味，用現(xiàn)代的話說就是要對道義保持敬畏，對賢者保持尊敬，不要固執(zhí)己見，要聽從臣下的諫諍，努力改過遷善。其總的意思其實就是朱見深總結的“克己”二字，即對自己的欲望、偏見保持克制的態(tài)度。“克己”才是評點太宗的點睛之筆!
最能體現(xiàn)唐太宗治國思想的文獻，首推吳兢所撰《貞觀政要》一書。這是一部帝王的教科書!該書的重心，無論是處理君臣關系，還是闡明帝王之道，其要害都是“克己”：
——“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對人民的力量表示敬畏，所以要約束自己的行為。“天子有道則人退而為主，無道則棄之?？刹晃吩?”敬畏方能克己。
——“每商量處置，或有乖疏，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忠言逆耳，有自知之明，方能接受諫諍，約束自己。
“克己”當然包括克制自己的物質(zhì)享受欲望。唐太宗自己就說：“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有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閱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朕每思此，不敢縱逸。”從社稷蒼生的角度考慮，不敢放縱自己的口腹之欲、聲色之欲，這就是克己!這值得每一個位高權重者引為鑒戒。
一個皇帝要做到“克己”，前提是有自知之明。貞觀初，太宗曾經(jīng)用自己親身經(jīng)歷的例子說：“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shù)，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猶失之，而況于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nèi)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唐太宗從自己對于弓箭的認識誤區(qū)體悟到自己對于治理天下缺乏經(jīng)驗與才識，因而需要訪問群臣對于治理天下百姓的意見，豐富自己的見識。為此，太宗對臣下說：“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guī)諫。”
魏徵可謂貞觀時期之奇才，魏徵之奇主要表現(xiàn)在他敢于向皇帝說真話——諫諍。進諫是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很特別的一項制度。國家設置了一批諫臣，其職責是給皇帝提意見，號稱“言官”。朝廷作出決策，必須先聽他們的意見，其他官員如果先諫官而言事，被視為舉事不當。魏徵向太宗進諫，前后200多條。魏徵不僅在唐朝以休養(yǎng)生息、注重教化的基本國策的辯論上，在廢除分封制度、完善郡縣制度的政治方針的施行上，提出正確的見解，而且在許多生活細節(jié)上，也給太宗以很好的規(guī)諫。特別要提到的是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qū)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這十條幾乎條條都是針對人性的弱點，告誡太宗在方方面面要約束自己。魏徵總是言人之所難言，即使太宗不能一下子全部接受，事后總能做出妥協(xié)，克制自己的脾氣與欲望，從而成就了求諫納諫的佳話。太宗說：“(魏徵的)隨時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太宗還總結了“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千古名言。
克己與“帝范”
中國從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來，就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在近代以前，廣袤的區(qū)域之間，各地經(jīng)濟聯(lián)系有限，而施行統(tǒng)治的通訊手段和技術工具都相當落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央集權的皇帝專制制度，對于維護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和發(fā)展有其歷史作用。但是，這一制度有與生俱來的內(nèi)在缺陷，那就是缺乏制度化的權力約束機制。到唐朝始逐漸完善的諫官制度，對此可以說是一個補救措施。但是，諫官拿什么來說服皇帝呢?由商周時代的“天命”思想演變而來的“天意”有一定作用;孟子以來特別強調(diào)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民意)也有一定作用;東漢以來大行其道的讖緯及其流衍祥瑞與災異，也成為警示帝王行為的一種約束力量;宋代以后，祖宗之法又成為限制守成君王的一種規(guī)范工具。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制度化的約束手段。在皇帝制度下，本來就沒有一個制度化的對最高權力的約束手段。于是，皇帝的行為只能靠皇帝自己來約束。這就是皇帝制度中強調(diào)“克己”的重要性。范祖禹提出：“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后世，當時不可得而辨也。”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威，皇帝行事的是非對錯，當時怎么能夠辨別呢?由誰來判斷呢?集權制度下，傾聽諫官的意見能解決問題嗎?諫官的言論，皇帝不聽怎么辦?因此，皇帝的準確判斷和自我約束就顯得尤其重要。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所表現(xiàn)得最充分的一點就是強調(diào)皇帝要有自知之明，要克制自己、約束自己!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國祚綿延300年左右的統(tǒng)一皇朝并不多見，漢、唐、明、清而已矣(兩宋逾300年，但未統(tǒng)一全國)。而尤以漢唐為盛世。“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假如說秦始皇建立了第一個統(tǒng)一的郡縣制中央集權的國家，漢武帝獨尊儒術，確立了皇權時代的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那么，唐太宗的貢獻在哪里呢?這就是對于皇帝本人品德、作風的探討。他親自撰寫有《帝范》一書，凡《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nóng)》、《閱武》、《崇文》共十二篇，篇篇都是討論皇帝的行為規(guī)范——“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咸在茲焉。”(《全唐文》卷十《帝范后序》)而其中的核心不是如何約束臣下，而是如何克制自己，警示自己：“戰(zhàn)戰(zhàn)兢兢，若臨淵而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全唐文》卷十《帝范序》)
唐宋以后的皇帝制度盡管仍然在繼續(xù)發(fā)展，但遺憾的是，它的發(fā)展和完善都是注重于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不是如何約束皇帝的一面!從宋太祖到明太祖，乃至清朝的康雍乾諸帝，無不在駕馭之術上處心積慮，而不愿在皇帝自我約束上動心思。相反，一部《貞觀政要》的君臣論治，重心不是如何駕馭臣下，而是如何約束皇帝，如何進諫納諫!
這正是唐太宗高明之處，是唐太宗超邁古今帝王成為千古一帝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唐太宗留給后人的一份政治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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