吠陀時代的印度(約公元前1500—600 年)，你想知道那個時候的印度是怎樣的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分享的吠陀時代的印度是怎樣的，一起來看看吧。

　　印度的吠陀時代和雅利安人

　　印度河流域文明衰亡以后，古印度的歷史進入了“吠陀時代”。關于前一時期，迄今沒有傳說的材料，而有豐富的考古發(fā)現(xiàn);關于后一時期，迄今尚無重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而有豐富的傳說材料。這種傳說材料收集在稱之為“吠陀”的文獻中，因此這一時期就被稱為“吠陀時代”。

　　“吠陀”一詞的意思是知識，是神圣的或宗教的知識，中國古代曾將這個詞譯為“明”或“圣明”。吠陀是包括有大量的各種知識的宗教文獻，是在很長的時期中由多人口頭編撰并且世代口傳下來的。吠陀文獻分為四部?！独婢惴屯印樊a(chǎn)生最早，約編撰于公元前12—9世紀，其中某些部分可能產(chǎn)生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梨俱吠陀》所反映的時代被稱為“早期吠陀時代”(約公元前1500—900年)?！渡衬Ψ屯印?、《耶柔吠陀》、《阿闥婆吠陀》產(chǎn)生較晚，被稱為“后期吠陀”。在后期吠陀產(chǎn)生的時期，又逐漸出現(xiàn)了解釋吠陀的文獻，即“梵書”、“森林書”和“奧義書”。這些文獻所反映的時代被稱為“后期吠陀時代”(約公元前900—600年)。

　　吠陀文獻的編者們自稱為“雅利安”，意思是“高貴的人”。他們的語言屬于印度—歐羅巴語系。這些說印歐語的“雅利安”人的來路問題至今尚未完全解決。有的學者認為他們原來就居住在印度，有的學者則認為他們是從外地來的?，F(xiàn)在比較流行的是后一種說法。

　　在《梨俱吠陀》中，雅利安人把他們的對手稱為“達薩”(或“達休”)，說達薩是黑皮膚、低鼻子、說邪惡語言的人。雅利安人不斷地對達薩進行戰(zhàn)爭，并且把自己的戰(zhàn)神因陀羅歌頌為“城市的摧毀者”、“達休的殺戮者”。雅利安人與達薩有膚色的不同和語言的差異。還有游牧生活和城鎮(zhèn)生活的區(qū)別。前者不斷取得勝利，成了印度河上中游和恒河上游的主人翁;后者或者退往南方，或者淪為奴隸和被奴役者。因為這一地區(qū)原來曾是印度河流域文明所在地，是具有城市文明的地方，所以雅利安人看來是外來者。他們大概是從伊朗經(jīng)喀布爾河一帶谷地進入古印度西北地區(qū)的。約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有一批說印歐語的人從北部進入了伊朗;后來進入印度的大概就是這批說印歐語的人中的一支。

　　雅利安人曾被種族主義者們說為一個高貴的種族，其實古代說印歐語的諸部落曾經(jīng)流動于歐亞大陸的廣大地區(qū)，不同種族的人在交往中采用了相近似的語言，血緣上自然也有交融和混合。所謂天生高貴的雅利安種族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

　　早期吠陀時代

　　這是雅利安人部落進入古印度的最初階段，也是他們的氏族部落組織開始解體的階段。

　　(一)早期吠陀時代的經(jīng)濟生活。雅利安人原是游牧部落。在這一時期，畜牧業(yè)在他們的經(jīng)濟生活中仍有相當重要地位。他們畜養(yǎng)公牛和乳牛。牛糞被作成餅狀，以充燃料。他們馴養(yǎng)的其他牲畜有水牛、山羊、綿羊、馬、駱駝、象等。不過，農(nóng)業(yè)逐漸變成他們的主要生產(chǎn)部門。他們已知用兩頭牛牽引一張犁來耕地，用鐮刀來收割莊稼，也知道給田地施肥，必要時還開溝引水灌溉。他們主要種植小麥和大麥，種稻可能還未開始。通常他們一年種兩次莊稼，同時也把一部分田地或草地留下來作為牧養(yǎng)牲畜的地方。

　　手工業(yè)也有了一定的發(fā)展。木匠制作戰(zhàn)車、運物車、船、犁及種種家庭用具;金屬匠制作各種銅或青銅的工具和器物;金銀匠制作各種裝飾品等。據(jù)考古發(fā)掘的資料，鐵在早期吠陀時代的后期開始出現(xiàn)，但是仍很稀少。交換也已發(fā)生，人們大概以牛、金屬或裝飾品作為交換媒介。

　　(二)早期吠陀時代的社會生活。在早期吠陀時代，雅利安人還存在著氏族、部落組織。一般地說，《梨俱吠陀》中所說的“噶那”或“賈那”就是部落，“維什”就是氏族。氏族之下有“哥羅摩”，就是村。每村又有若干家族。在家族中，男性家長處于主導地位，不過婦女還基本上處于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氏族、部落組織有種種會議，其中有一種稱為“毗達多”，它仍保持了較早期的傳統(tǒng)。部落的全部男女成員都可出席大會，參與討論，在會上決定部落的產(chǎn)品分配以及軍事和宗教方面的問題，還選舉祭司。部落還有另外兩種會議：“薩巴”和“薩米提”。前一種會議的成員很少，這些人在《梨俱吠陀》中有時被說為富有的、衣飾華貴的人。他們大概是從各氏族中選出來的長老。后一種則是部落成員會議，大概由部落內(nèi)成年男子即戰(zhàn)士參加，通常由軍事首領(raja，音譯為“羅阇”，在以后的歷史階段，raja又成為王的稱呼)來主持。這兩個會議可能是在早期吠陀時代的晚期才產(chǎn)生的，它們在下一個歷史階段中繼續(xù)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兩個會議和軍事首領構(gòu)成了雅利安人軍事民主制權(quán)力機構(gòu)的三個要素。

　　在早期吠陀時代，私有制逐漸發(fā)生。牲畜等動產(chǎn)已經(jīng)歸各個家族所有，耕地也分配給各個家族來耕種。但是還有一種名叫“基里亞”的長條形的土地，它們夾在各個家族的份地之間。這大概是各個家族共同使用的公地。隨著私有制的出現(xiàn)，不同家族之間的貧富區(qū)別也出現(xiàn)了。窮人在生活無著時只好向富人借債。如果欠債不能償還，那就必須為債主服一段時間的勞役。富人不僅剝削欠債的窮人，而且也剝削奴隸。達薩原來是雅利安人的敵人。當他們把戰(zhàn)爭中俘虜來的達薩變成奴隸的時候，達薩(男)或達西(女)就成了男女奴隸的稱呼了。當然奴隸的來源并不限于戰(zhàn)俘，賭博(擲骰子)輸了的人和欠債無法償還的人也會淪為奴隸。奴隸必須為主人從事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畜牧業(yè)等勞動，不過當時的奴隸在社會的生產(chǎn)勞動中只占一種輔助性的次要的地位，主要的勞動生產(chǎn)者還是自由的氏族部落成員。

　　在早期吠陀時代的末葉，社會上開始出現(xiàn)了等級劃分的現(xiàn)象?！独婢惴屯印分姓f到，當諸神以普魯沙(或譯為原人)為犧牲而加以分割的時候，從普魯沙的口產(chǎn)生了婆羅門，從他的手臂產(chǎn)生了羅阇尼亞，從他的腿產(chǎn)生了吠舍，從他的腳產(chǎn)生了首陀羅。學者們對這一段話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這已經(jīng)說明種姓制的出現(xiàn)。有的學者則認為，早期吠陀時代還不存在真正的、嚴格的種姓制度。因為《梨俱吠陀》中還有這樣的詩句：“我是一個詩人，父親操業(yè)醫(yī)術，母親用石磨谷，所事各有不同，同為求富與福，恰似覓草群牛、不限一地食物。”這就說明，不同種姓間的固定的世代職業(yè)的區(qū)分尚不存在，社會等級也還沒有發(fā)展到固定不變的程度。以上關于四等級來源的神話，看來是正在萌生中的婆羅門等級編造出來為其自身謀利的。

　　后期吠陀時代

　　早期吠陀時代的雅利安人活動于印度河上、中流和恒河上游一帶。到后期吠陀時代，雅利安人逐漸向東向南擴展，分布于整個恒河流域以至納巴達河流域。

　　(一)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在早期吠陀時代晚期開始出現(xiàn)的鐵器，到后期吠陀時代又有了一定的推廣。這一時期的文獻《阿闥婆吠陀》中常常提到黑色的金屬即鐵。在恒河上游密拉特附近發(fā)現(xiàn)了這一時期的冶鐵遺跡(鐵礦石和熔渣)，也說明鐵器是在當?shù)厣a(chǎn)制造的。恒河中下游的開發(fā)看來與鐵器的較廣使用有關，因為鐵斧為砍伐那里的茂密森林提供了較為有利的條件。

　　農(nóng)業(yè)在這一時期有了發(fā)展。據(jù)文獻記載，當時用犁耕地，竟用6頭、8頭、12頭以至24頭牛來牽引。這種犁很重，是臥式的，有光滑的把手和尖銳的犁頭，可以深耕。田地里作出畦溝。動物糞肥的施用已受到重視。開始有了一些灌溉系統(tǒng)。耕耘、播種、收割、打場是主要的農(nóng)活。對不同的莊稼已按其特點在不同時節(jié)種植。如大麥冬種夏收，稻子夏種秋收，豆類、芝麻則復種冬收等。畜牧業(yè)在生活中仍占一定地位。牛是最重要的牲畜。耕地用閹割過的公牛，有時也用母牛。乳牛則為日常生活提供重要的奶品。當時人們不僅讓牲畜在牧場上食草、活動，而且為它們搭了棚子，以防寒暑。

　　勞動分工也有了發(fā)展。在一種《梵書》中曾經(jīng)提到一個不同職業(yè)者的清單，其中有：守門人、駕車人、侍者、鼓手、織席人、鐵匠、農(nóng)夫、占星者、屠夫、牧人、造弓弦人、木匠、樵夫、守火人、在田間嚇鳥的人、刺繡工或編籃工、珠寶匠、管馬人、飲料制造人、看象人和金匠。此外在其他文獻中提到的還有：擺渡人、洗衣人、奴仆、陶工、高利貸者、吹火人、剃頭工、撐船人、廚工、送信人、車邊隨從等。文獻所說的以上各種人中，有不少是從事服務性勞動的人，這就不僅可以反映出勞動分工尤其是手工業(yè)內(nèi)部分工的多樣化，而且反映出剝削者與勞動者區(qū)分的存在。

　　分工的發(fā)展促進了交換的發(fā)展，商業(yè)開始興起。商人們往來于各地之間，從事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貿(mào)易。他們行經(jīng)陸路時主要以牛車運貨，象和馬也開始用于貨物運輸。他們行經(jīng)水路時則用船運貨。在商品交換中，人們兼用以物易物和付償購物兩種方法。黃金常被用作購物的支付手段，但是黃金鑄幣的存在與否還是一個未能得出結(jié)論的問題。高利貸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是尚未發(fā)現(xiàn)關于當時利率的材料。當時人們已知有東西兩海，即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但是他們是否從事海外貿(mào)易，仍然是一個未能證實的問題。

　　(二)種姓制度。種姓制度，是中國古代文獻中對印度的一種復雜的等級制度(包括瓦爾那制度和后來從中衍生出的阇提制度)的泛稱，玄奘又曾將它譯稱族姓制度。在西方，人們通常把印度的這種制度稱為喀斯特制度。這種制度的正式產(chǎn)生在后期吠陀時代，而其萌芽則可追溯到早期吠陀時代。最初，新來到的雅利安人自稱為“雅利安瓦爾那”(雅利安含有“高貴”“富有”的意思，瓦爾那含有“顏色”、“品質(zhì)”的意思)，而稱當?shù)卦用駷?ldquo;達薩瓦爾那”(達薩含有“雄者”、“男人”的意思)。那就是把雅利安自己當作高貴者集團，而把當?shù)鼐用癞斪鲾硨Φ募瘓F。隨著雅利安人內(nèi)部的分化，在早期吠陀時代的末葉又逐漸發(fā)生了平民和氏族貴族的區(qū)別。平民稱為“吠舍”(Vaisya或Vis，是氏族成員的意思)，而貴族稱為“羅阇尼亞”(Rajanya，raja可能來自raj，是“灼熱發(fā)光”的意思，引申為顯貴的首領的意思)。從事祭祀的氏族貴族則稱為“婆羅門”(Brahmana，來自Brahma，“梵天”;意思是梵天所生)。從雅利安人與當?shù)鼐用竦囊环譃槎?，到雅利安人部落中平民與氏族貴族的一分為二和貴族內(nèi)部的軍事貴族與祭司貴族的一分為二，這樣就形成了四個瓦爾那的胚胎。

　　到后期吠陀時代，四瓦爾那制度正式形成，婆羅門教的典籍規(guī)定了各個瓦爾那的地位以及不同瓦爾那的成員的不同權(quán)利和義務。

　　第一個瓦爾那是婆羅門。婆羅門主要掌管宗教祭祀，充任不同層級的祭司。其中一些人也參與政治，享有很大政治權(quán)力。例如，有的婆羅門充當國王的顧問，稱為“普羅希塔”。他們以占卜等方術影響國王的行政，甚至隨軍出征，影響國王的軍事行動。

　　第二個瓦爾那是剎帝利(Ksatriya，來源于Ksatra，是“力”、“權(quán)力”的意思)。它是從“羅阇尼亞”發(fā)展而來的。剎帝利的基本職業(yè)是充當武士。國王一般仍屬于剎帝利瓦爾那，但是剎帝利瓦爾那并不限于王和王族。剎帝利是掌握軍事和政治大權(quán)的等級。

　　第三個瓦爾那是吠舍。吠舍主要從事農(nóng)業(yè)、牧業(yè)和商業(yè)，其中也有人富有起來，成為高利貸者。吠舍是平民，沒有政治上的特權(quán)，必須以布施(捐贈)和納稅的形式供養(yǎng)完全不從事生產(chǎn)勞動的婆羅門和剎帝利。不過吠舍還是雅利安人氏族部落公社的成員，他們可以參加公社的宗教儀禮，因而和婆羅門、剎帝利同樣屬于“再生族”。

　　第四個瓦爾那是首陀羅(Sudra)。首陀羅瓦爾那的前身是達薩瓦爾那，但是又和后者有所不同。他們不在雅利安人公社以內(nèi)。首陀羅的大部也是非雅利安人，但其中也有由于各種原因而失去公社成員身份的雅利安人。由于沒有公社成員的身份，首陀羅不能參加宗教禮儀，不能得到第二次生命(宗教生命)。因此與前三個瓦爾那的再生族不同，他們是非再生族。因此他們也就失去了在政治、法律、宗教等方面受保護的權(quán)利。首陀羅從事農(nóng)、牧、漁、獵以及當時被認為低賤的各職業(yè)，其中有人失去生產(chǎn)資料，淪為雇工，有人甚至淪為奴隸。首陀羅作為瓦爾那來說，不是奴隸或達薩。首陀羅是地位低下而受苦的人。首陀羅的詞義還沒有定論，有的學者認為，這個詞來源于“小”(Ksudra)，是“小人”的意思;有的學者認為，這個詞由“悲哀”(suk)和“陷入”(dru)兩個詞根合成，那就是“陷入悲哀處境的人”的意思。

　　在早期吠陀時代，一家人還可以從事不同的職業(yè)，人的身份也還沒有嚴格地固定下來。后期吠陀時代瓦爾那制度形成以后，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都由其家庭出身來決定，各個瓦爾那的人都世代地從事規(guī)定的職業(yè)，不能任意改變。各個瓦爾那之間原則上禁止通婚。在實際生活中，瓦爾那地位較高的男子娶地位較低的女子為妾是被允許的，但嚴格禁止瓦爾那地位較低的男子娶地位較高的女子為妻。不同瓦爾那的人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高等瓦爾那的人傷害了低等瓦爾那的人，處罰甚輕;在相反的情況下，處罰就會非常嚴重。瓦爾那制度顯然是保護新產(chǎn)生的貴族剝削階級的工具。

　　(三)國家的發(fā)生。在后期吠陀時代，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從前的軍事民主制的機構(gòu)逐漸變成了國家。羅阇從軍事首領變成了世襲的君主，文獻中說到“十世相承的王國。”國王依靠貴族和官吏的輔助來統(tǒng)治國家。文獻中說到輔助國王的人有：作為顧問的婆羅門、軍事貴族、王后和妃嬪、駕車人、軍隊長官、村長、侍從、司庫、收稅人、賭博監(jiān)督者等。在較大的國家中，百村之上有百村長，還有統(tǒng)治土著部落官員。國王的人身也開始具有神圣的性質(zhì)。

　　不過，后期吠陀時代的小國王們還遠遠不是專制君主。在理論上，王權(quán)還是由選舉產(chǎn)生的。在一種梵書里有這樣一個神話：當初諸神和魔鬼們發(fā)生了戰(zhàn)爭，而諸神屢受挫敗。后來諸神分析出自己失敗的原因在于缺少一個王。他們選出了王，從而打敗了魔鬼。這就說明，王是由于某種需要而選出來的。另一種梵書則說，當國家發(fā)生以前，人們生活于自然狀態(tài)中，其時弱肉強食，人們生命沒有保障，于是人們選出國王來保護生命財產(chǎn)，而獻貢賦給王以作報酬。這也說明，王是由于某種需要而選出來的。國王必須遵守法律，不得獨斷專行。國王加冕時必須宣誓忠于法律。文獻中還說到國王的被罷黜、重選、復位。有的國王雖然已經(jīng)世襲十世，還是被放逐了。后期吠陀和梵書中的一些詩句，不僅用于慶祝國王的即位，而且也用于慶祝國王的復位。可見當時王權(quán)尚未十分穩(wěn)固。薩巴和薩米提這兩種會議仍然存在，這對王權(quán)也是一種限制。不過此時這兩種會議的重要性也已經(jīng)不如早期吠陀時代了。

　　關于后期吠陀時代國家形成的具體過程，尚缺乏切實的歷史資料。剛剛從部落轉(zhuǎn)變而成的國家一般都是很小的，而其數(shù)目則很多。大約在公元前7世紀，古印度的北部從印度河上游到恒河中游出現(xiàn)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國家，如犍陀羅、克迦耶、馬德拉、烏希納拉、瑪蹉、居樓、般阇羅、迦尸、居薩羅、毗提訶等。

　　(四)婆羅門教。在早期吠陀時代，雅利安人的宗教基本上還是一種簡單的自然崇拜。他們既畏懼自然的威力，又不得不依靠自然的恩惠，于是把各種自然現(xiàn)象和自然力想象為人格的神，以獻祭和祈禱的方式求神消災賜福。他們崇拜的神主要有：天神梵倫那(同為天神的還有迪奧斯)、太陽神彌陀羅(同為太陽神的還有毗濕奴等)、雷神因陀羅、暴風雨之神樓陀羅(同為暴風雨之神的還有摩錄多)、風神伐育、雨神巴健耶、地神普利色毗、火神阿耆尼等等。早期吠陀時代的祭祀簡單，人們通常可以自己在家中獻祭。雖然有時也請祭司代為獻祭，但是祭司還沒有形成為一個特定的神權(quán)集團。當時也不存在抽象的宗教哲理。

　　早期吠陀時代的簡單的宗教，到后期吠陀時代逐漸發(fā)展成有完整體系的婆羅門教。

　　早期吠陀時代的神，在后期吠陀時代一般還繼續(xù)受到崇拜。不過神的性質(zhì)和地位有了變化。這時樓陀羅、毗濕奴和生主在諸神之中占據(jù)了最重要的地位。原是暴風雨之神的樓陀羅這時又被稱為濕婆(慈悲之神)和婆蘇婆提(百獸之主)。按照人們的希望，暴風雨神也呈現(xiàn)出慈祥的面目。原來是太陽神之一的毗濕奴這時取代了天神梵倫那的地位，成了世人和諸神遭遇災難時的救星。生主取代了普魯沙的地位，成為世界萬有的造物主，并且成為梵天同義詞。這時的神已不再簡單地是自然力的化身，而是更多地被賦予了社會的功能和抽象的性質(zhì)。

　　在后期吠陀時代，正在興起的王權(quán)已經(jīng)不以過去那種簡單的祭祀為滿足了。國王常常舉行大祭來顯示自己的權(quán)威以及這種權(quán)威神圣的性質(zhì)。國王加冕時必須舉行盛大的祭祀典禮，以示王權(quán)得自神授。有的國王想成為霸主，還舉行盛大的“馬祭”。他選一匹駿馬，讓它在一年中任意奔馳，一批戰(zhàn)士隨在馬后。馬所到之處，如果當?shù)貒踝钃?，?zhàn)士就對之作戰(zhàn)。一年之后，將此馬帶回，并用作犧牲向神獻祭。能舉行馬祭者表示自己所向無敵，因此可以稱為大王(地位在一般羅阇之上)。國王利用獻祭來神化王權(quán)，婆羅門祭司們則從中獲得大筆財富為報酬，形成一個掌握神權(quán)的特殊等級。一般人要獻祭求神，也必須由他們來辦理。他們也壟斷了對婆羅門教義和教法的解釋權(quán)。

　　與早期吠陀時代的宗教相比，婆羅門教在教義上也有了變化和發(fā)展。在奧義書中，出現(xiàn)了對整個宇宙和人生所作的宗教哲學的解釋。依照這種解釋，整個物質(zhì)世界都不過是一種幻象，唯一真實的存在是稱為梵或梵天的世界精神或靈魂;個人的肉體也非真實，而被稱為“神我”的個人靈魂卻是真實的。個人的神我來源于梵(即個人的靈魂來源于世界的靈魂)，它本應在人死以后重歸于梵?？墒怯捎谌嗽谑郎显炝?ldquo;業(yè)”(Karma)，死后靈魂不能重歸于梵，而轉(zhuǎn)世投生為不同的生物;至于所投生的生物高低或轉(zhuǎn)世為種姓高低不同的人，那就要由人所造的業(yè)的善惡程度來定。人只有悟透了這個道理，使神我達到與梵一致，這樣才能擺脫輪回之苦。這種造業(yè)輪回的說教起了為種姓制度辯護的作用。它把出身于高級種姓的人說成是前生行善者，把出身于低級種姓的人說成是前生作惡者。這樣就為高級種姓的特權(quán)和低級種姓的苦難都找到了理論上的解釋，當然這只能是一種欺騙性的解釋。

　　婆羅門教重祭祀的傳統(tǒng)，是從早期吠陀時代的雅利安人繼承而來的。這種傳統(tǒng)具有樂觀而天真的特點，它以為人們不須有所反省，只靠獻祭就能從神求得福佑。婆羅門教的“梵我一致”說和“造業(yè)輪回”說，則不把獻祭神靈作為解脫痛苦的關鍵，而是強調(diào)人對自身和世界的反省以及個人的修行。這樣的對人世的認識具有悲觀的特色，大概不是來自雅利安人的傳統(tǒng)，而是受了本地原先居民的文化影響的結(ji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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