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自由民主傳統(tǒng)的形成因素有哪些
為什么中國形成了專制、獨裁的傳統(tǒng)，而希臘形成的卻是民主、自由的傳統(tǒng)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分享的古希臘自由民主傳統(tǒng)的形成因素有哪些，一起來看看吧。
古希臘自由民主傳統(tǒng)的形成因素介紹
一說到希臘，相信很多讀者朋友們馬上會想到，那是藍色海洋文明的搖籃，而一說到藍色海洋文明，很多讀者朋友們馬上又會想到那些我們非常熟悉的字眼，諸如民主、自由之類，而一想到這些，馬上就會與具有專制、獨裁傳統(tǒng)的中國相比較：同樣古老的文明，為什么中國形成了專制、獨裁的傳統(tǒng)，而希臘形成的卻是民主、自由的傳統(tǒng)呢?
要想回答這一問題，話還得先從下面的兩句常識性的話語談起：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活在今天的人們，總企圖“人定勝天”，其實，在那個離我們非常遙遠的遠古時代，“人定勝天”這話，其實就是“癡人說夢”而已。
好啦，讓我們接近一下幾千年前古希臘的藍色海洋文明。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與今天的希臘共和國不同，古希臘文明的范圍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和小亞細亞半島西部沿海地帶——前兩塊地區(qū)含蓋了今天希臘共和國的大部分地區(qū);后一塊地區(qū)則歸屬于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國。
不過，古今希臘的地理范圍雖有些許不同，面積則仍然是差不多的，大致都不到十四萬平方公里——與中國的安徽省相比，還是略微小了一些。
希臘半島是希臘的本土，居于希臘地域的中央，分為北希臘、中希臘和南希臘(也被稱為伯羅奔尼撒半島)三部分，在這三塊地域中，除了面積不到兩萬兩千平方公里的伯羅奔尼撒半島有一點兒可以被稱得上是平原、可以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地方之外，其他地區(qū)所擁有的只是高低不平的山巒、因落差極大故水流非常湍急而又異常短促的河流。
也就是說，在希臘的絕大部分地區(qū)，不但幾乎沒有任何辦法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更有甚者的是，因為這眾多山脈的阻隔，交通還極為不方便。
俗話說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希臘的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就造成了古代希臘人與古代中國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古代的中國人，春種、夏管、秋收、冬藏，過著年復一年的農(nóng)業(yè)生活，過得好的，給兒孫們留下些土地，于是乎便成了地主，過得不好的，只能是替那些地主打工生活，于是乎就成了貧農(nóng)，如若遇上點兒天災人禍，地主也好，貧農(nóng)也罷，單純靠自身的努力，他們幾乎都沒有辦法生存下去——這個時候，他們所能依靠的，只有那個一定是強有力的政府的救濟。
古代的希臘人，無論是寒來暑往，都只能日復一日的出海捕魚，魚捕得多些，那就多吃點兒;魚捕得少些，那就少吃點兒，即使你的魚捕得再多，也不能作為財產(chǎn)，給兒孫們長久的保存下去——你總不能在臨死的時候，把兒孫們叫到身邊來，跟他們說，“孩子們，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沒有給你們留下什么多余的財產(chǎn)，只在某個山洞里，給你們存了三萬斤咸帶魚”吧?要知道，那個時候的世界，是沒有任何的食物長久保鮮的辦法的。
既然幾乎沒有什么多余的財產(chǎn)可供兒孫們繼承，作為父輩的，只能在孩子長大成人之前，就交給他們一些生存的技能——打魚的方法，而已而已。
孩子一旦長大成人，就只能憑借著自己的雙手，像他們的父輩一樣，日復一日的出海捕魚，也就是說，生活在這里的父輩們，除了只能教會兒孫們一點兒生存的技能之外，就再也沒有什么了，這就造成了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父輩與兒孫們之間，一般而言，是比較平等的——這與同時代的中國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古代的希臘人，無論是寒來暑往，都只能日復一日的出海捕魚，這不僅影響了古代希臘人的家庭生活，還影響了古代希臘人的社會政治生活。
魚，就在海水里，不管你去打還是不打，在諾大的海洋上捕魚，是每個人的權力，你可以在這里捕魚，我也可以在這里捕魚，任何人也無法私自占有!換句話說，任何人，不管他是誰，在諾大的海洋里的眾多的魚兒們面前，都是、也只能是平等的。
這里的家庭與家庭之間的關系，只能是相約一起出海捕魚而已，一旦到了海上，很自然，就是你打你的魚，我打我的魚，除此之外，無它!故而，這里形成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謂的“城邦式國家”，就很自然的與同時代中國的極具專制、獨裁傳統(tǒng)的封建國家完全不同。
這一時期的古希臘人，分成了大大小小大約二百個左右的、獨立的“城邦式國家”，諸位讀者朋友們看出來沒有，平均每個“城邦式國家”的面積，大約不到七百平方公里，嚴格說來，這些所謂的“城邦式國家”，就是一個村莊或幾個村莊的聯(lián)合體，人口一般在一萬人左右。
而這些“城邦”所采取的政治體制，無非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三種，雖然采取君主制的國家占了絕大多數(shù)，但他們很少被后來的史學家們關注;采取貴族制的國家，以斯巴達最為有名;采取民主制的國家，則以雅典最為聞名。
我們只以斯巴達和雅典這古希臘最為聞名的兩大“城邦式國家”為例做一簡要解釋：
與其說面積只有八千平方公里(相當于北京一半大小)的斯巴達是一個“城邦式國家”，還不如說是一個擁有四至五個村莊、兩大家族的聯(lián)合體來的更準確些，最盛時期的斯巴達，有九千戶人家，大約不足五萬人的樣子，因土地相對肥沃，故以農(nóng)業(yè)為生，斯巴達是由權利相等的兩名國王(每個家族一名)加上長老會議的政治模式，國王負責處理日常事務。
而面積只有大約兩千四百平方公里左右(相當于北京七分之一大小)的雅典則是一個擁有十個比村莊大一些的聚落、四大家族的聯(lián)合體。
古代的希臘人，無論是寒來暑往，都只能日復一日的出海捕魚，還深刻的影響了古代希臘人的文化生活。
去海上打魚，那是男人們的事，與女人無關，諾大的大海上，這么多的男人捕魚，沒有一個女人，此時，穿著衣服捕魚是完全不合適的，想想看，海上嘛，自然是無風浪三尺，有風浪三丈，海風一起，大浪打來，無論你穿的是什么貴重的衣服，都只能有如下這一個結果：里里外外，濕透而已——這就完全沒有辦法去捕魚了。
所以，男人們裸體在海面上捕魚，那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沒有什么可稀奇的，捕魚時裸體，為了更好的捕魚開展的體育競賽(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當然也會裸體——因為，這同樣也是男人們的事，同樣也與女人無關，而記錄下這些激動人心的時刻的所有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石刻還是雕塑，也不管是真人還是鬼神——當然也同樣也是裸體的。
所有這些在中國看來是那么的不可思議的事，在這里，都是很隨性的，很自然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都是如此。
當然，這里的民主、自由的傳統(tǒng)，也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事。
公元前509年前后，克利斯提尼二度擔任執(zhí)政官期間，繼續(xù)擴大公民的權利，實行“陶片放逐法”(也被翻譯為“貝殼放逐法”)，讓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寫上那些不受歡迎人的名字，并通過投票表決將企圖威脅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以“陶片放逐法”這一重大改革措施為標志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最終確立起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中國有句古話說得好，“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陶片放逐法”這一雅典民主的標志性措施，給雅典人民帶來的并非是福音：依“陶片放逐法”做出的判決，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公民的情緒，而公民的情緒常常因受一些政治家的鼓勵波動不定，因此，公民對官員優(yōu)劣的判斷未必都能深思熟慮，用貝殼或陶片投票做出的判決也就未必準確。
曾經(jīng)指揮過著名的馬拉松戰(zhàn)役，在抗擊波斯侵略的戰(zhàn)爭中立有赫赫戰(zhàn)功的雅典著名政治家阿里斯泰德就曾在放逐投票時，被一個目不識丁的公民請求代寫上阿里斯泰德自己的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問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為什么，我甚至還不認識這個人;但是到處都稱呼他為‘公正之士’，我實在聽煩了”。
最終，阿里斯泰德被成功放逐，不久之后，同樣是曾指揮雅典人多次打敗波斯侵略軍，并徹底消滅了波斯陸海軍的有生力量，取得希臘反波斯的最后勝利的雅典首席西蒙也被放逐。
雖然屢屢制造冤案的“陶片放逐法”在公元前415年最終得以停止，但同樣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常常因受一些政治家的鼓勵波動不定的公民情緒的公民陪審法庭，還在同樣以“自由民主”的名義，制造著更多的冤案：公元前399年，501名希臘市民對古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進行審判。
蘇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有兩條：一是怠慢神靈，二是誘導青年，表決的結果是281票同意，220票反對，蘇格拉底被處以極刑，這501個市民中，有鞋匠、裁縫、不識字的游民和一些莫名其妙而激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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