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致庸是中國著名的近代商人，人稱“亮財主”，當國家到了國將不國的境地，大批銀子流向海外時，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習慣，于同治初年耗費重金擴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喬家大院，被專家學者譽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顆明珠”，那么你想了解更多嗎?下面是由學習啦小編為你提供的近代商人喬致庸的介紹，讓我們來進一步了解。

　　近代商人喬致庸的介紹

　　喬家的第一代喬貴發(fā)大約是乾隆年間人。乾隆初年，喬貴發(fā)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頭一個當鋪當?shù)陠T。十余年后喬貴發(fā)和秦姓同鄉(xiāng)開了一個小字號廣盛公。后來生意不景氣，廣盛公面臨破產。但廣盛公的許多生意伙伴認為廣盛公東家為人處世不錯，不忍看他們破產，相約三年后再來收欠賬。三年后，喬貴發(fā)不但還清欠款，生意還重新復興，把廣盛公改名為復盛公。這已經(jīng)是嘉慶年間的事了。這個故事似乎已經(jīng)奠定了喬家經(jīng)商重誠信的基礎。而將家族生意乃至票號生意發(fā)揚光大的，正是喬貴發(fā)的孫子，電視劇《喬家大院》的主人公喬致庸。

　　喬致庸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歲。在整個喬家前幾代人中，喬致庸是最長壽的一個。”歷經(jīng)兩代人經(jīng)營，到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jīng)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jīng)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

　　從明代山西人以經(jīng)商為榮的風氣就開始形成。在50年代搞過一個調查，祁縣當時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經(jīng)商史。當時祁縣人口在10萬多一點，按這個推算，當時祁縣就有兩萬多人在外經(jīng)商。

　　祁縣喬家堡的喬致庸雖然生活在這個商業(yè)氣息濃厚的地方，卻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養(yǎng)大，極受大哥關愛。由于大哥對他照顧有加卻沒有一般做父親的嚴厲，喬致庸的生活可以說過得很自在，年輕時的喬致庸是個有錢又有閑的人，他對當官其實也沒什么興趣。喬致庸的大哥因戰(zhàn)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jīng)歷了整個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卻在社會動蕩、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絲路。商旅路途的艱苦和危險開始讓喬致庸逐漸意識到票號的重要作用。

　　在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時，已經(jīng)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當時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這個想法多么先進，他的理想有多大!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lián)嗎?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jīng)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不但如此，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fā)展到全國，卻并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想想看，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

　　喬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號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當時商路上土匪和亂軍縱橫，商人攜帶大量銀兩非常危險不便。而票號兌換的匯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沒有密記也不可能在票號中兌換到銀子。令人驚訝的是，后人考證，整個山西票號史上，至今一例有據(jù)可查的誤兌錯兌都沒有過。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這樣幾個數(shù)據(jù)顯示了喬致庸經(jīng)營票號的發(fā)展速度，“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沒幾年就變成12萬兩，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jīng)增加到35萬兩了。

　　原因其實很簡單。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xù)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學說，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里也可以說首屈一指。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后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

　　近代商人喬致庸的經(jīng)商手段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賦，喬致庸在經(jīng)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yè)?，F(xiàn)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證據(jù)是喬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記述了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yè)，并以儒學為經(jīng)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為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jīng)和史記等書籍，對于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賑災。朱秀海說：“‘民為貴，君為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

　　這個精神可以延續(xù)到喬家祖上。喬貴發(fā)是個草根階層，30歲都娶不上媳婦。但他最終娶了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可謂情深義重。在山西喬家有個報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個泥塑旁邊是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他們并不隱瞞自己祖上貧窮的歷史，反而要家族記住這些貧困史。不只是喬致庸，包括到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這一代，每到過年時候，他們都要用車拉著米面，給那些貧窮的家庭資助，幫助渡過年關。他們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記自己貧窮的出身。喬家家教有多嚴格可以舉個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戲臺，但喬家沒有，怕的是后人玩物喪志。喬家還有一個規(guī)矩，家里不用年輕的丫環(huán)而用中年婦女，為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出現(xiàn)不雅的事情。

　　喬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資本實現(xiàn)自己票號匯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從一開始就把喬家在包頭的復字號生意發(fā)揚光大，復字號也成為喬致庸發(fā)家的起點。

　　喬致庸在經(jīng)營中對人脈的精明投資。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柜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于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后，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大家誰都不敢答應。當時喬家大德豐票號的一個跑街的(業(yè)務員)賈繼英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10萬兩。他雖然是個跑街的，但自作主張的權力很大。當時太后很高興。賈繼英會去跟大掌柜閻維藩說，閻維藩問你為什么答應?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閻大掌柜就夸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也出不了個賈繼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給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jīng)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jīng)營。

　　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赡艹Ｈ丝磥矸浅Ｆ婀?，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那是因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zhàn)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辛亥革命一開始，山西大部分票號迅速崩潰。只有祁縣的大德通、大德豐，瞿家的三晉源(電視劇里水家的)、大盛川這4家是經(jīng)營最久的票號，其中喬家的大德通、大德豐直到1951年才關門(大德通總號原來在山西祁縣，1940年遷到北京，改為銀號。最后在1951年結束其歷史，成了最后一個山西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