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審判指的是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間，由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勝國對歐洲軸心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領袖進行數十次軍事審判，那么你知道紐倫堡審判的意義有哪些嗎?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紐倫堡審判的意義，希望能幫到你。

　　紐倫堡審判的意義

　　“在多年研究德國處理戰(zhàn)爭罪責問題之后，我將目光投向東方，不禁吃驚，為何日本對同樣的歷史責任竟極盡推諉、視而不見?”德國歷史學家曼弗雷德·基特爾對讀者說。

　　基特爾是《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之后》的作者，這本歷史學專著在8日開幕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備受關注。

　　在大量事實論據的基礎上，基特爾作出一個基本判斷：針對德國納粹戰(zhàn)犯的紐倫堡審判影響深遠，而東京審判卻似乎被人淡忘，這是導致戰(zhàn)后德國與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

　　這一結論道出了存在已久的事實。

　　根據美國公民權利活動家約翰·路易斯對戰(zhàn)犯審判研究書目的索引，研究紐倫堡審判的書目共有1290種，而東京審判只有區(qū)區(qū)231種。

　　根據基特爾提供的資料，在戰(zhàn)后錯綜復雜的東亞格局之下，主導東京審判的華盛頓當局有意不完整保留審判的卷宗檔案，而且直至1977年審判終結近30載后才公布相關材料。

　　不過，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最重要的區(qū)別并不在此。在紐倫堡，包括戈林、凱特爾等在內的24名納粹主要人物悉數遭到指控，11人被判死刑;后續(xù)審判中，至少有36名重要工業(yè)集團的領導人被送上法庭，還有各行各業(yè)無數可能與納粹暴行有染的普通人在法庭上接受審問，庭審記錄全部詳錄在案。而在遠東軍事法庭，作為日本最高權力代表的日本天皇卻完全逃脫了罪責，日本憲兵隊的重要頭目以及卷入戰(zhàn)爭的民族主義組織與大財閥無一人被送上審判席。

　　德國著名法學家京特·威蘭在其著作《紐倫堡：世紀大審判》中如此評論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的“決定性”差別：“紐倫堡的世紀審判把德國人的罪責明白而清楚地記錄下來并植入民族的集體記憶——就如同鑿刻在人類記憶中一樣;而麥克阿瑟對日本天皇的寬恕行為則被國際輿論誤解為從整體上減輕了日本民眾的罪責。”

　　東京審判“被”淡忘，正源于審判的不徹底。如今，其與紐倫堡審判的差異已在現實中顯現結果。例如，在德國政治文化中，有許多特指反思罪責的政策術語與概念;“記憶文化”就是指保存所有對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記憶以促進反思。而正因如此，德國處處可見大屠殺紀念碑或博物館，對納粹歷史的資料搜集挖掘從未中斷。

　　又如，早在1946年，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就說過：“我們中的很多人在內心深處是所有這些罪惡的反對者而沒有行動……需要承擔道德上的連帶責任。”他從哲學高度談及內心清理與懺悔的必要性?？梢哉f，紐倫堡審判為德國舉國上下在政治、社會以及個人心靈方面進行全面反思與清算奠定了基礎。

　　然而，東京審判卻未能起到這樣的作用。長久以來，日本輿論一直糾結于誰該對戰(zhàn)爭失敗而非對戰(zhàn)爭罪行負責，日本社會從未對其神道宗教文化進行系統(tǒng)性反思，一些戰(zhàn)犯在戰(zhàn)后仍身居要位。在歷史清算缺位的另一面，則是有人以廣島、長崎之痛否定承認罪責的必要性，“忘記了”戰(zhàn)爭后果永遠無法抵銷戰(zhàn)爭造成數千萬人死難的事實，以及戰(zhàn)爭中種種不亞于種族大屠殺的罪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京審判遠未完成。隨著東京審判原始文獻的整理出版，國際社會對東京審判的關注與研究正逐漸增多。學術的理性之光必將照亮那一段黑暗的歷史，而完成那場早該完成的審判，還需每個人的理性與良知。

　　紐倫堡審判的歷史背景

　　二戰(zhàn)臨近結束時，如何處理罪孽深重的納粹分子在同盟國內部引起激烈爭論，有人主張活埋，有人主張不經審判就處決，最后主張進行公開、公平、公正審判的觀點獲得了勝利。用法律讓罪人服罪、以公正培育正義、以理性鞏固和平或許更為有效。

　　美國大法官杰克遜力排眾議，主張通過建立國際軍事法庭讓罪人服罪。最后他勝利了，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庭也隨之誕生。

　　1943年10月，反法西斯戰(zhàn)爭大局已定，蘇美英三國外長聚首莫斯科，討論通過了《關于希特勒分子對其所犯罪行責任問題的宣言》。宣言宣告，戰(zhàn)犯“將被解回犯罪地點，由他們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審判”。

　　1945年2月，德意志第三帝國瀕臨崩潰，雅爾塔會議公報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懲辦一切戰(zhàn)爭罪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歐戰(zhàn)結束后，蘇美英三國首腦聚首柏林西南哈韋爾河畔的波茨坦，簽署了《波茨坦會議議定書》，其中包括設立軍事法庭審判戰(zhàn)犯的條款。

　　1945年8月8日，蘇美英法四國政府在倫敦正式締結了關于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zhàn)犯的協定，通過了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憲章共30條，對設置法庭的目的、任務及法庭的機構、管轄權等一系列問題作出明確規(guī)定。

　　設立國際軍事法庭的建議曾在同盟國內部引起激烈的爭論。蘇聯人認為，所有穿過納粹制服的德國人都應該槍斃，至少應該讓他們到西伯利亞服苦役。至于黨衛(wèi)軍，也許活埋是個更好的方式。

　　甚至連法治傳統(tǒng)悠久的英國也建議把第三帝國的主要戰(zhàn)犯不經審判就處死。英國政府認為，這些人在策劃發(fā)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就給自己簽發(fā)了有罪判決書并送達了死刑執(zhí)行令。

　　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杰克遜堅持必須舉行一次公開、公平、公正的審判，他尖銳地指出：“如果你們認為在戰(zhàn)勝者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可以任意處死一個人的話，那么，法庭和審判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人們將對法律喪失信仰和尊重，因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讓人服罪。”這位雄辯的法官最終勝利了，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庭也隨之誕生。

　　紐倫堡審判的基本簡介

　　1943年10月30日，蘇、美、英三國簽署的《莫斯科宣言》規(guī)定，戰(zhàn)后將把戰(zhàn)犯押往犯罪地點，由受害國根據國內法審判。1945年8月8日，蘇、美、英、法四國簽署的《倫敦協定》和《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進一步規(guī)定，由四國各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預備法官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對無法確定其具體犯罪地點的納粹德國首要戰(zhàn)犯進行統(tǒng)一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