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龔自珍是誰
龔自珍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思想、文學家，同時也是推動改良主義的先驅，在晚清社會十分出名，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文學家龔自珍的簡介，希望對你有幫助。
文學家龔自珍的簡介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sè)人，號定庵(ān)。漢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和改良主義的先驅者。龔自珍曾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和禮部主事等官職，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則徐禁除鴉片。48歲辭官南歸，次年卒于江蘇丹陽云陽書院。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tǒng)治者的腐朽，洋溢著愛國熱情，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詩詞近800首，今人輯為《龔自珍全集》。著名詩作《己亥雜詩》共350首，多詠懷和諷喻之作。龔自珍紀念館位于杭州城東馬坡巷6號小采園內，占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開館。
龔自珍的文學創(chuàng)作
龔自珍的文學創(chuàng)作，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chuàng)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認為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圣之時，以有用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御杰疏請?zhí)脐懶珡撵腩?hellip;…》)。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系。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經》是史官采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
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fā)，他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動機是由于“外境”即現實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tài)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chuàng)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
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于現實政治、社會形勢,發(fā)抒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后，又發(fā)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于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后來他又破戒作詩。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內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于清王朝的險惡統(tǒng)治，庸俗茍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詩末更用田橫抗?jié)h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tǒng)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托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fā)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深深為邊塞形勢擔憂，感慨仗劍報國的志士無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
他常常用“劍”和“簫”、“劍氣”和“簫心”來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對于自己的志向抱負不能實現，深為苦悶。在“拋卻湖山一笛秋，人間天地署無愁”(《夢中作四截句》)的現實環(huán)境下，詩人除了抒發(fā)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fā)展和出路。因此，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于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huán)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fā)，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龔自珍的文學特色
1，政論、抒情和藝術形象的統(tǒng)一。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fā)感慨，表示態(tài)度和愿望。他以政論作詩，但并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2，豐富奇異的想象,構成生動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yōu)闊o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觸，得十五首》)，從沒落的時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3，形式多樣，風格多樣。詩人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tǒng)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雜詩》315首，獨創(chuàng)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無所不包，詩人的旅途見聞，以及生平經歷和思想感情的發(fā)展變化,歷歷如繪,因而成為一種自敘詩的形式。它們可以作為一首詩讀。由于作者這種充分地、富于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最輕巧、最簡單、最集中的描寫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復雜深刻的思想內容，多種多樣的語言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題王子梅盜詩圖》)，詩人是以風格多樣化自勉和自許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wěn)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4，語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于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yōu)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chuàng)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chuàng)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于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
龔自珍文在當時比詩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議,目為禁忌,不敢逼視。除幾組學術論文外，它們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論文。有些“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學派的觀點與現實的政治聯系，引古喻今，以古為用。如《乙丙之際箸議七》、《乙丙之際箸議九》和《尊隱》等，都是公羊“三世說”的運用。有些則是直接對清王朝腐朽統(tǒng)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論》;以及各種積極建議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對策》、《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類是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館記》等。還有許多記敘文，記人、記事、記名勝、記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狀》、《書金伶》、《王仲瞿墓志銘》、《書居庸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內容不同,都富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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