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指的是戊戌變法失敗后，所謂“戊戌六君子”，唯有譚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確實愿意為之而死。至于譚嗣同被斬百姓為何拿菜扔他?下面就隨學習啦小編一起來了解下吧!

　　譚嗣同被斬百姓為何拿菜扔他

　　譚嗣同是慷慨就義的。但是菜市口斬“六君子”可不是像后來電影拍的那樣老百姓對之報以同情，而是拿大菜梆子往譚嗣同臉上扔啊，雞蛋是舍不得，大菜幫子有的是。恨死他了，改革在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不像現(xiàn)在這么容易，張口改革、開放，那個時候可是不行。開中國風氣的這幾個人真的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不容易，包括李鴻章。這得承受多大的壓力一步步走?曾國藩也是，但是他的“中庸之道”搞得好，鎮(zhèn)壓完太平軍之后他辭官不干了，他想:弄不好什么都沒有了。

　　曾國藩這個人他有幾個字啊，其中第三個字“早”，早點起來。第四個字“掃”，是掃地。他不能用別人給打水，他自己倒水，這就是夾著尾巴做人。我不讓別人找著破綻，明哲保身啊。他真是懂得宦海浮沉、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但是后來大清國越來越衰敗了。后面說如果李鴻章自己能否獨支危局?不行。為什么?因為國家的生命力不行了，國家生命力就是近幾年西方的一個國際政治理論，就是國家的生命力像一個曲線走一個S型，一開始發(fā)展很快。到后來慢慢的慢了下來。這是國家的生命力不行，國家的制度已經(jīng)不行了。李鴻章難以力挽狂瀾，所以中日甲午戰(zhàn)爭又戰(zhàn)敗了。甲午戰(zhàn)爭1895年1月12號那是一個歷史的刻度。這個歷史的刻度標志中國開始走向了封建帝制的盡頭。

　　“戊戌變法”的推動者也都是很有才華的人，還有那么多的背景，他們最后決策的時候孤注一擲，寄全部希望于袁世凱身上確實是失策的?？涤袨?、梁啟超、譚嗣同出身都是秀才，他們沒有更多的政治經(jīng)驗。戊戌變法我個人認為康、梁、譚這些人做了一個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挑戰(zhàn)當時統(tǒng)治集團的核心利益。西太后開始是支持變法的，如果西太后不支持變法能有那個6月18號的變法嗎?西太后是何許人也，她不是一個退休的老太太，她一直控制著政權呢。那個時候要是擁戴西太后做為變法的主將就好了。我說一個國家在崛起的時候一定不能挑戰(zhàn)當時那個霸權國的核心利益。如果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挑戰(zhàn)美國的核心利益，他馬上就打壓你，因為你的羽翼還沒有豐滿呢。第一個美國的核心利益就是美元的強勢地位。所以前幾年中國說如果臺灣獨立，中國將用武力來解決臺灣問題。美國表態(tài)一旦臺海有戰(zhàn)事，美國將介入。作為對美國的反制，中國的一些學者說要大量拋出美元，因為我們買了很多美國的外債。大量拋售，讓美元貶值。馬上小布什就發(fā)表談話，說:“中國有一些人建議拋售美元來反擊美國對臺海的干預，這個說法很不明智。”第二個美國的核心利益就是海洋，所以談發(fā)展航母的問題不是錢不錢的問題，而是發(fā)展航母是否會挑戰(zhàn)美國的核心利益的問題。在國家實力還處于弱勢的時候，我們應該韜光養(yǎng)晦，中國有句俗話“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咬人的狗不露齒”。

　　我們回到戊戌變法，袁世凱是知道戊戌變法的隱情的，要不怎么說袁世凱聰明呢?他1859年生人，后來一直在官場上混著呢，官場上的這些東西他熟悉啊。絕對不能挑戰(zhàn)以西太后、剛毅為代表的滿族貴族的核心利益。你可以改良嘛，你哪能把他們一下子全架空呀?他們確實是變法的阻力，但消除阻力得慢慢來。兵法講究迂直、虛實、奇正，把兵法用到現(xiàn)實當中的官場上，是很有味道的。你可好，恨不得像牟其中一樣一下子把喜瑪拉雅山炸出一個五十公里的大口子，讓印度洋暖風吹來。那么青藏高原是好了，東南五省就成澤國了。

　　戊戌變法的那幾個文人秀才做了一個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挑戰(zhàn)滿族官僚的核心利益。很多人把這事的失敗歸結為榮祿和袁世凱的兩面派，現(xiàn)在看來不只是他們兩個，就算是換了別人也會倒向西太后。這事說明什么呢，就是以西太后、剛毅為代表的滿族統(tǒng)治的核心利益你不要捅，不要挑戰(zhàn)他，你可以在他允許的范圍內去做方方面面的改革。你比如成立京師大學堂、編練新軍、遷都、變法維新等等，這都可以，但你別挑戰(zhàn)核心利益。光緒是翁同龢的學生嘛，從宮廷長大的，他的統(tǒng)治經(jīng)驗也不豐富。變法的時候不是把六部堂官一下都給撤了，一撤之后他自己沒辦法善后?？怠⒘?、譚那些人更沒有政治經(jīng)驗，是他們找的袁世凱。為什么找袁世凱?因為袁世凱有軍權。我們假設歷史往回走，如果不挑戰(zhàn)核心利益的話，袁世凱還是會支持變法的，因為袁世凱是變法的直接獲益者。但是你挑戰(zhàn)核心利益了，袁世凱有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他一定是站在西太后那邊而不站在康、梁、譚這一邊。戊戌變法的失敗本身就是戊戌變法的推動者策略的失誤。

　　戊戌六君子為何被殺

　　所謂“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與當年之維新運動有關，其中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乃光緒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軍機章京;楊深秀乃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康廣仁乃康有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稱：“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jiān)視，步軍統(tǒng)領衙門派兵彈壓。”次日，內閣所奉硃諭將“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體化。硃諭稱：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jīng)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fā)指。……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xiàn)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并嚴拿懲辦?？涤袨橹芸祻V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于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jīng)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jié)較重，難逃法網(wǎng)，儻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復奏，于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通觀這份諭旨，“六君子”之罪行，總結起來不外乎三條：1、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2、“六君子”與康有為結黨;3、楊銳等人任職軍機處期間“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謂“匪人”，其實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干人等。換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黨身份而被殺。

　　“六君子”當日被當作“康黨”而被殺;后世亦長期將其歸入“康黨”，說他們圍繞著康有為，為了戊戌年的維新變法事業(yè)而不懼犧牲。但事實絕非如此，“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為厭惡;康廣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系;楊深秀情形如何，筆者尚未見可靠資料，唯譚嗣同自命與滿清為敵，故而口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之語，從容赴死。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為因全盤參與籌劃戊戌年圍園殺后等內幕，并對其成敗有所預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殺后，康黨為維護其“維新派”面目，以爭取國際、國內之同情與支持，又不惜種種作偽，掩蓋“六君子”被殺之真相。

　　1、篡改楊銳、劉光第等與康有為的關系

　　如前所述，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有為及“康黨”的基本態(tài)度是厭惡和不滿。但二人被殺后，康黨刊布了許多回憶、紀念文章，將二人打扮成了康有為的忠實擁躉。如康有為之《六哀詩》談楊銳，說楊氏“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梁啟超之《楊銳傳》聲稱：楊銳“久有裁抑呂(后)、武(則天)之志”，于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wèi)上變”——實際上，楊銳根本不知道康黨的“圍園殺后”計劃，其對光緒所言，乃是要調和帝后關系，絕無什么“裁抑呂、武之志”。

　　再如，康有為在《六哀詩》里說劉光第：“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說的是康有為被人彈劾“保中國不保大清”，劉光第與譚嗣同聯(lián)名擔保康有為忠心不二之事;梁啟超之《劉光第傳》則記載，劉光第稱此舉是奉君命而為，同時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仆不讓君(譚嗣同)獨為君子也。”但實際情形，據(jù)胡思敬披露，劉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譚嗣同百般纏擾的結果，“譚嗣同與同班值宿，邀與聯(lián)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于難。”譚氏對康黨“保中國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詳，其力邀劉光第聯(lián)名，乃是故意拉劉下水。類似此類篡改者甚多，此不贅述。

　　2、篡改譚嗣同絕命詩，掩蓋其革命黨之真相

　　康黨對“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蓋，是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譚之原詩《題壁獄中》，有兩種流傳版本。其一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后人論。”其二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前者系非康黨人物所記;后者則是康黨所著力宣傳之版本。

　　這兩個版本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后兩句。“歐刀”乃刑人之刀;“公罪”，如前所述，譚氏《仁學》中有謂：“謀反，公罪也”。如《仁學》中所述，譚氏認為滿清皇室殘害“中華”數(shù)百年，乃罪大惡極者，故在譚氏看來，“圍園殺后”乃是代表千萬“華人”對滿清最高領導層實施正義的刑罰，故有“歐刀”之說;所謂“手擲歐刀仰天笑”，乃系指“圍園殺后”計劃失敗，未能如愿刑罰滿清皇室。譚氏認為：“謀反，公罪也。……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為之君者，尤當自反”，也就是說，“留將公罪后人論”一句，乃是譚氏自承謀反，且不認為謀反有什么不對。康黨戊戌年之后，傳播譚氏絕命詩甚力，但這兩句，絕不見于其宣傳讀物，而被置換為“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與康黨在戊戌年后竭力否認自己曾有“圍園殺后”計劃及“保中國不保大清”等謀反行為，是相一致的。

　　至于“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是否康黨杜撰，目前還存疑。一種很大的可能是：這兩句其實也出自譚氏之手，只不過被康黨移花接木嫁接到了絕命詩中。證據(jù)就是：譚氏應詔赴京時，唐才常為之餞行，譚氏曾口占一絕：“三戶亡秦緣敵愾，勛成犁掃兩昆侖”——所謂“三戶亡秦”，乃明言此行目的，是陰謀推翻滿清之暴政，“昆侖”非獨指高山，亦有“華夏”之意。

　　除篡改絕命詩之外，康黨還捏造了一份譚氏的絕命血書。內有“傷心君父，……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憤，剪除國賊，保全我圣上”、“受衣帶詔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鈞一發(fā)，惟先生(指康有為)一人而已，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嗚呼!……嗣同為其易，先生為其難……”等語。渾不顧譚氏畢生仇恨滿清皇族之政治立場，必欲將其打扮成光緒之忠臣烈士;更無視譚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離京之事實，反杜撰出“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等肉麻語。與康黨一同逃亡的王照后來披露，這份血書，是梁啟超、唐才常、畢永年三人密謀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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