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清代時期的官場
清朝的吳研人在《俏皮話》中揭露了捐官即買官的實質(zhì)。在清朝,官職確實已成一種商品??纯丛谀莻€時代,社會是怎樣被金錢給腐蝕的?以下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揭露清代時期的官場,希望你喜歡。
揭露清代時期的官場介紹
“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政府都干這等勾當了,清朝的地方官員當然明里暗里更加地有恃無恐。過年過節(jié)是清朝官場的官員最為忙碌的時節(jié),可謂他們的活動旺季,上下打點,殷勤周到,生怕遺漏了某某關(guān)鍵人物。有些甚至變賣家產(chǎn),趕搭官場這輛班車。
清朝為何有這么多人熱衷于當官呢?“遍天底下買賣,只有做官的利錢最好”,“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凡事都是有緣由的,有些人說不上有多喜歡當官,喜歡的是當官后可撈的肥水。因此,“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沒當上官之前,當然得變賣家產(chǎn)也要下夠血本。有付出才有收入,清朝的官員太明白這個道理了。李伯元在小說《活地獄》中有句話叫“千里為官只為財”,說得太好,清代的官場,捐官就是為發(fā)財。
捐了官是否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白花花的銀子鉆進口袋,只進不出了呢?是否可以高枕無憂地坐收漁利了呢?美了去!自古官場如戰(zhàn)場,永遠也別想只進不出。只要你還想在官場上混,你就得繼續(xù)四處打點。僅從清朝的京官和地方官員之間的關(guān)系就可窺得清朝官場的黑暗。“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樹底下好乘涼”,清代京官與地方官之間,京官在皇城里,朝廷有什么風(fēng)吹草動,耳耳相傳,總能獲悉一二,相對地方官員,京官的信息要靈很多,且大多權(quán)重?!镀缏窡簟防镎f:“這官場中椒料兒,全憑著聲氣相通,扯撈的官場中都有線索,才是做官的規(guī)矩。”京官不僅掌握這些信息,還掌握著任免、參撤官員等權(quán)力。而地方官員為獲取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應(yīng),讓官路越走越通達,往往會向京官饋贈銀錢物件等。這樣,地方官用錢物換取高升的機會,京官也多了一種聚財?shù)氖侄危舜烁魅∷琛?/p>
偏偏地方官和京官還把這種賄賂雅化,說是一種饋贈相交結(jié)的方式。甚至在饋贈銀錢禮物的名目上也加些好聽的字眼,比如夏天送錢物叫“冰敬”,冬天送的錢財叫“炭敬”,離京時送的叫“別敬”,或者“別儀”,年節(jié)送的叫“年敬”、“節(jié)敬”,甚至在時令季節(jié),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個名號叫“瓜敬”,雅潔的禮品則稱為“筆帕敬”等等。
清朝有個名叫張集馨的官員,曾著書《道咸宦海見聞錄》談到此等情況說:“京官俸入甚微,專以咀嚼外官為事。每遇督撫司道進京,邀請宴會,迄無虛日。瀕行時分其厚薄各家留別。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饜,即十分周到,亦總有惡言。甚而漠不相識,絕不相關(guān)者,或具帖邀請,或上書乞幫。怒其無因,閔其無賴,未嘗不小加點染。”據(jù)說張集馨多次外任大吏,關(guān)是“出京留別”(送別敬)就花了不少錢。任陜西糧道出京前留別一萬七千余兩,任四川臬司留別一萬三四千兩,任貴州藩司留別一萬一千余兩,調(diào)任河南藩司留別一萬二三千兩。
不僅是張集馨,連在清朝還算紅人的曾國藩也沒有例外。同治年間,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一封信中就又談到自己曾給三江兩湖五省的京官送過一萬四千余兩別敬。京官擺洗塵酒等來索取別敬之類,并不是張集馨和曾國藩兩個人遇到。嘉慶年間刊印的《都門竹枝詞·芽京官》云:“外任官員怕進京,逢人說苦萬千聲。勸君莫貼洗塵酒,別敬于今久不行。”饋送諸敬花銷之大,即使羊毛出在羊身上,清知府三年的十萬雪花銀全從百姓那搜刮而來,也得需要一定時間吧,所以并不是每個地方官員都敢隨便進京的。張之洞曾聽到山西不少地方官議論“不愿進京,恐花錢耳”之事。
但饋送諸敬花銷再大,京官索取別敬再多,最苦的也不是地方官。清朝官場的黑暗,可憐的和痛苦的是清朝的平民百姓。
中國古代官場
中國人向來信奉“民以食為天”的古訓(xùn),連孔圣人也坦承“食、色,性也”,一句“吃了嗎”更是人們見面時最溫暖的問候,可見中國的“吃喝文化”是相當發(fā)達的。然而,倘若是普通老百姓講究點生活飲食甚至出幾個“美食家”,那也就罷了,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的平民百姓常常食不裹腹,饑寒交迫,若遇上水旱肆虐的災(zāi)荒年景,被迫“易子而食”也并不罕見,根本無緣享受美食。那么,又是什么人狂喝豪飲、享用饕餮盛宴呢?答曰:“官人也。”的確,中國古代官場的“吃喝文化”在一茬又一茬官員身體力行的接力吃喝中,不斷“發(fā)揚光大”,幾乎成了風(fēng)靡官府的“時尚”、不可阻遏的“潮流”。如果有心人對數(shù)千年中國官場吃喝掉的錢財統(tǒng)計一下,那肯定是個驚天動地的天文數(shù)字??梢院敛豢鋸埖卣f,從百姓那里搜刮來的民脂民膏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官吏們吃掉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舊制度下的官場就是一幅醉生夢死的“吃喝圖”。
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規(guī)律”:在新王朝建立初期,最高統(tǒng)治者往往勵精圖治,力倡儉樸,帶頭節(jié)衣縮食,吃喝風(fēng)處于“青萍之末”;到了王朝中期,由于天下承平日久,百姓休養(yǎng)生息,社會財富日積月累,出現(xiàn)所謂“盛世”,這時的統(tǒng)治者日益喪失了當初的進取精神,沉湎于聲色犬馬不可自拔,吃喝風(fēng)遂如狂飆突起;至王朝末期,吃喝風(fēng)迅速滋長,成了誰也管不了、堵不住的“心腹之患”,直至“抽心一爛”,土崩瓦解。由此可見,王朝中期是吃喝風(fēng)盛行的關(guān)鍵時期,其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實在是茲事體大,最終關(guān)系到社稷安危。這一“規(guī)律”在清朝歷史上,演繹得淋漓盡致。
清朝初期,滿清統(tǒng)治者尚能保持戒懼之心,在順治、康熙、雍正諸朝,官場吃喝風(fēng)不算嚴重。然而,到了乾隆時期,在皇帝的鼓動下,吃喝風(fēng)“勁吹”,至嘉慶、道光、咸豐三朝,吃喝風(fēng)幾乎到了瘋狂的程度。嘉慶、道光年間,黃河年修費用有五六百萬金,但真正用于河工者不到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被官吏們“吃”掉了。河督請客,需用一籃子豬肉,卻要宰殺50頭豬,只選取最好的部分,其余的全部扔掉。吃一次駝峰,竟然要殺三四頭駱駝,鵝掌和猴腦也非精華者不食,甚至一盤豆腐也要花費幾百金。一頓宴席,吃上三晝夜司空見慣。當時的各廳道從元旦到除夕,除非大忌之日,每天都要聽戲宴請。曾任西安糧道的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記載,每有官員路過西安,他都要一面張燈結(jié)彩,一面準備演戲和宴席。宴席分上席和中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備燕窩燒烤,中席必備魚翅海參。演戲、宴請再加上送禮,每次花費總在200金以上,全年更是不少于5萬兩黃金。為此,他十分自責(zé),稱“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幾于無日不花天酒地”“有識者恥之”。
流行官場的吃喝風(fēng)如鴉片一樣摧殘著清王朝健康的肌體,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其中極少數(shù)眼光敏銳者如曾國藩及其幕僚趙烈文已經(jīng)預(yù)感到大廈將傾,其時已迫在眉睫。1867年,當清王朝因洋務(wù)運動似乎一切都欣欣向榮、呈現(xiàn)出“中興”景象的時候,趙烈文目睹官府明火執(zhí)仗、社會兩極分化、百姓窮困潦倒、朝中大臣無能、外敵虎視眈眈的社會現(xiàn)實,斷言大清王朝將在50年內(nèi)滅亡。堪稱大清朝中流砥柱、“中興名臣”的曾國藩聽了趙烈文的分析,也深感無力回天,只能閉上眼睛對抗日益迫近的暮日,惟“日夜望早死”。不幸的是,趙烈文一語成讖,44年后清王朝果然在一片吃喝風(fēng)中吃盡了自己的氣數(shù)。
或曰:“吃吃喝喝,小事也,何以危言聳聽,扯上邦國興衰?”此言差矣!吃吃喝喝,固然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每天都發(fā)生的小事,但官場的吃喝卻會產(chǎn)生“蝴蝶效應(yīng)”,不斷擴展其消極影響:其一,吃吃喝喝會從星星點點的腐敗現(xiàn)象發(fā)展成為社會的整體性腐敗。當一個社會的肌體健康時,即使有局部潰爛,還可以通過自身強大的“免疫力”,將腐敗現(xiàn)象逐漸消除,如雍正朝對康熙晚年官場腐敗現(xiàn)象的整肅,即有效清除了侵入肌體的“吃喝病毒”,使雍正朝吏治為之一新。但當一個社會陷入整體性腐敗時,雖華佗在世,也是藥石難治了,清朝嘉慶以后的吃喝成風(fēng),即不可避免地成為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歷史反復(fù)地告訴后人:當官場出現(xiàn)吃吃喝喝的苗頭時,就要重拳出擊,將吃吃喝喝的腐敗現(xiàn)象消除在萌芽狀態(tài),否則,等其惡性發(fā)展后再去收拾,就為時晚矣!其二,吃吃喝喝喪失民心,動搖國本。如果吃吃喝喝僅僅是消耗了一些社會財富,那還可以挽救,若吃吃喝喝發(fā)展到人神共怒、喪盡民心之時,那就無可救藥了。民心是社會的溫度計,是判斷是非曲直的標尺。清朝中葉以后官場吃喝的無度揮霍,最終喪失了人心,而失人心者必然失天下,這是歷史的無情鐵律,武昌起義一聲槍響,貌似強大的清朝“巨舟”終于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瞬間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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