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爾賽條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戰(zhàn)勝國(協(xié)約國)對戰(zhàn)敗國(同盟國)的和約，它的主要目的是懲罰和削弱德國。那么它對這個世界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呢?下面學習啦給大家整理了凡爾賽條約對世界影響相關資料，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凡爾賽條約對世界影響

　　1918年11月11日，血腥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終于落下了帷幕。德國作為戰(zhàn)敗國將喪失13%的領土，賠償320億美元的戰(zhàn)爭賠款，外加每年5億美元的利息;出口產品被征收26%的額外費用，喪失所有海外殖民地;陸軍只能保留10萬人，海軍主力戰(zhàn)艦不得超過6艘，不得擁有潛艇、飛機、坦克或重炮等攻擊性武器。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LloydGeorge)曾宣稱“搜遍德國人的口袋也要把錢找出來”，但私下里，他承認：“我們所起草的文件(和約)將為20年后的戰(zhàn)爭埋下伏筆。當你們把這樣的條件強加在德國人民的身上，這只能導致德國人要么不遵守條約，要么發(fā)動戰(zhàn)爭。”英國外相柯曾(LordCurzon)持相同的看法，他說：“這不會帶來和平，這只是一份為期20年的休戰(zhàn)書。”

　　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看到這份協(xié)議后，也皺著眉說：“如果我是德國人，我想我絕不會簽署這份協(xié)議。”

　　問題不在于政治家們是否都意識到了問題的本質，問題在于他們背后的“師爺們”才是真正的決策者。陪同威爾遜來到巴黎的銀行家有：首席金融顧問保羅·沃伯格、摩根和他的律師弗蘭克、摩根公司的高級合伙人托馬斯·萊蒙、戰(zhàn)時工業(yè)委員會主席巴魯、杜勒斯兄弟(一個是后來的CIA的頭頭，一個是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英國首相的身后是菲利普·沙遜爵士(SirPhilipSassoon)，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嫡系子孫。法國克萊蒙梭的高參是喬治斯·曼德爾(GeorgesMandel)，他的真名是杰洛波·羅斯柴爾德(JeroboamRothschild)。德國的代表團首席代表就是保羅的大哥麥克斯·沃伯格。當國際銀行家們齊集巴黎的時候，后來的“以色列之父”艾德蒙·羅斯柴爾德男爵作為東道主提供了熱情的接待，他將美國代表團的頭面人物安排在自己在巴黎的豪華莊園里。

　　巴黎和會其實是一場國際銀行家們的狂歡節(jié)，在大發(fā)戰(zhàn)爭橫財之后，他們隨手播下了下一場戰(zhàn)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種子。

　　凡爾賽條約談判過程

　　談判于1919年1月18日在凡爾賽宮鏡廳開始。1870年德國取得普法戰(zhàn)爭勝利并統(tǒng)一德國后德皇曾在此舉行加冕儀式。來自38個國家的70名代表參與了談判。戰(zhàn)敗國德國、奧匈帝國被排除在談判之外。俄國因于1917年和德國單獨媾和且布爾什維克取得國家政權也被排除在談判之外。

　　從1919年三月開始，談判由五個戰(zhàn)勝國(英國、法國、美國、意大利、日本)政府首腦和外長組成的“十人委員會”主導，該機構組成復雜，矛盾重重，難以做出有效決定。談判過程中日本和其余各國外長先后退出十人委員會，實際上只剩“四巨頭”，后意大利因對南斯拉夫的阜姆(現(xiàn)里耶卡)的領土要求被拒絕也退出時，最終的談判由三大國(英國、法國、美國)的政府首腦，即英國首相喬治、法國克列孟梭、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把持，意大利首相維托里奧·埃曼努爾·奧蘭多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不準德國參與條約討論。因為各國談判目標不一致甚至存在沖突，每個決定都是經過“不愉快的妥協(xié)”后才能達成。亨利·基辛格稱之為“美國式理想主義和歐洲式偏執(zhí)狂之間的脆弱妥協(xié)”。

　　1919年4月29日由德國外長烏爾里希·格拉夫·馮·布魯克多夫-蘭祖率領的德國代表團抵達凡爾賽宮。5月7日德國代表團接受戰(zhàn)勝國提出的條件，內容包括將德國領土分割一部分給鄰國，戰(zhàn)勝國瓜分德國海外殖民地，限制德國再次發(fā)動戰(zhàn)爭的能力等。但因德國被排除在談判之外，德國政府認為以上條件不公并提出抗議，隨即退出和會。

　　6月20日以古斯塔夫·鮑爾為的德國新政府成立，在23日德國國會舉行的投票中支持接受條約者以237票比138票勝出，28日德國新外長赫爾曼·穆勒在和約上簽字。

　　1920年1月10日國際聯(lián)盟宣告成立。

　　凡爾賽條約歷史評價

　　一般認為雖然一戰(zhàn)西線戰(zhàn)事絕大部分發(fā)生在法國，法國因此遭受了重大損失，但克列孟梭的政策仍過分激進，對德國過分苛刻。而且條約是勝利者強加于失敗者的和平，是對德國的一種羞辱。時至今日史學界對此仍有不同觀點。

　　凱恩斯在其著作《和平的經濟后果》中說，這是“迦太基式的和平”，意即將戰(zhàn)勝了德國的法國比作與在布匿戰(zhàn)爭中戰(zhàn)勝了迦太基并將其徹底摧毀的羅馬帝國。他認為，和約對德國的懲罰太重，《凡爾賽條約》強加給德國的賠款負擔將毀滅德國經濟。[5] 后來法國經濟學家埃蒂涅·曼托索在給凱恩斯的公開信中發(fā)表了他的不同觀點，并指出凱恩斯的戰(zhàn)后預言并未成真，如凱恩斯預言歐洲鋼鐵產量會下降，實際上1929年的產量較1913年增加了10%，凱恩斯預言德國鋼鐵產量會下降，實際上1927年德國的鋼和鐵產量較1913年分別增加了30%和38%，且1913年的數據包括了戰(zhàn)后德國割讓的領土。又如凱恩斯預言戰(zhàn)后德國國內儲蓄不會超過20億馬克而實際上1925年的數字是64億，1927年76億。凱恩斯預言德國在條約生效30年內無法支付高于20億馬克的賠款，曼托索稱在1933至1939年間德國在重整軍備上花費了7倍于此數的金錢。

　　法國普遍的意見是和約對德國的懲罰太輕，不足以防止德國東山再起，特別是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導致東歐碎片化，沒有強大的鄰國制衡德國，因而是愚蠢的。法軍元帥斐迪南·福煦批評《凡爾賽條約》是對德國的“投降”和對法國的“叛賣”，并預言“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停戰(zhàn)”

　　美國代表團成員威廉·布里特(William C. Bullitt)譴責《凡爾賽條約》嚴重違背了民族自決和國家平等的原則，批評威爾遜“沒有把我們的戰(zhàn)斗進行到底”，默許“世界遭受痛苦的各民族再次被投入到壓迫、奴役和瓜分之中”，并憤而辭職。美國國內最激烈的批評來自《民族》(Nation)雜志的編輯、左翼人士奧斯瓦爾德·維拉德(Oswald G. Villard)。他在給參議員羅伯特·拉福萊特的信中稱，和約是“人類曾經制定的最不公正的媾和文件”，“違背了停戰(zhàn)時美國向德國做出的莊嚴承諾”，“散發(fā)著欺騙、復仇和不人道的臭味”。在維拉德看來，和約“不僅保留了舊的邪惡的世界秩序，而且使這一秩序變得更壞”，“構成一個名副其實的潘多拉的盒子”。

　　威爾遜自已也深知，和約并未能完全貫徹“十四點原則”，但他認為自己已經盡力了，并實現(xiàn)了最好的結果。他曾痛苦地對歷史學家威廉·E·多德(William E. Dodd)說：“我還能做什么?我是在十分困難的境地談判。人們認為我能控制一切，我多么希望我有這樣的力量。”

　　又有一種觀點稱德國在條約中獲益匪淺，如史學家格哈德·溫伯格在其著作《手邊的戰(zhàn)爭》中提到，由俾斯麥一手建立的德國政治體系不但未被摧毀反而得以保存，而且德國避免了戰(zhàn)后被戰(zhàn)勝國大規(guī)模軍管(特別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形勢對比)。

　　回顧一下，在1919年時德國其實取得了較五年前戰(zhàn)爭爆發(fā)時更有利的戰(zhàn)略態(tài)勢，尤其是德國的東方，原來在經濟和軍事上都不斷膨脹且親法的俄羅斯帝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外交上孤立，內部紛爭不斷且卷入內戰(zhàn)的蘇維埃俄國。在東南方，德國的前盟友奧匈帝國分裂為數個弱小的共和國，對德國的再次崛起已經無法構成威脅了。

　　英國軍事史學家科熱里·巴尼特聲稱，與德國所期待的一旦贏得戰(zhàn)爭后他們強加于協(xié)約國的和平條約相比，凡爾賽條約實際上是相當仁慈的。對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俄國失去了1/3的人口，一半的工業(yè)，90%的煤產地以及50億馬克的戰(zhàn)爭賠償。巴尼特同樣認為德國在簽訂條約后的戰(zhàn)略態(tài)勢較1914年更好，以前在德國東方可以起到平衡德國作用的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消失，而且德國和新生的俄國之間有波蘭作為緩沖。在西方只有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人口都不如德國的法國和比利時。巴尼特還認為英法兩國應通過一種徹底摧毀俾斯麥一手創(chuàng)立的統(tǒng)一的德國并使其重新分裂為多個較弱小的政治實體的方式實現(xiàn)歐洲大陸的永久和平，只有這樣做才能徹底解決德國給歐洲帶來的麻煩，但英國并未達成自己參戰(zhàn)的目的。

　　英國代表團成員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回憶說：“我們前往巴黎的時候堅信新秩序會很快建立，而在我們離開巴黎的時候卻認為新秩序不過是對舊秩序的玷污。我們抵達巴黎的時候是威爾遜派的學生，而離開巴黎的時候卻成了威爾遜派的叛徒。……我們抵達巴黎的時候決心達成一個公正和英明的和平，我們離開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強加給敵人的條約既不公正又不英明。”

　　不同觀點

　　史學界對凡爾賽條約削弱并羞辱德國的觀點有爭議，一些觀點如下：

　　1、凡爾賽條約中規(guī)定的裁軍委員會名存實亡，德國的戰(zhàn)爭賠償數額不斷減少直至徹底取消，這筆財政負擔和受害國的戰(zhàn)后重建費用實際上從德國轉嫁到了受害國身上。

　　2、與協(xié)約國相比，德國的經濟和工業(yè)潛力受戰(zhàn)爭影響更小。雖然德國在戰(zhàn)爭中也受到損失，但1919年時德國經濟較其鄰國的優(yōu)勢比1913年更明顯了。

　　3、一些對凡爾賽條約持否定意見的批評者們認為波蘭的建立使德國免受其最大的潛在敵人俄國影響。1920的華沙戰(zhàn)役阻擋了布爾什維主義向戰(zhàn)后虛弱的歐洲前進的步伐，特別是此時的德國正面臨著共產主義思潮的泛濫。

　　4、戰(zhàn)后德國境內仍有以波蘭語為母語的少數民族聚居區(qū)，這種情況加劇了德國歷史上持續(xù)不斷的種族沖突。

　　5、戰(zhàn)后德國保持了對巴爾干諸國的比其東南方的鄰國更大的影響，而其他國家并沒有努力改變這種狀況。

　　各方看法

　　德國魏瑪共和國首任謝德曼：誰要是簽署這樣的條約，他的手就會爛掉!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它是一個殘忍的勝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最兇暴的行為之一。

　　協(xié)約國聯(lián)軍總司令福煦：“這不是和平，不過是20年的休戰(zhàn)。”

　　蘇聯(lián)創(chuàng)造者列寧：“靠《凡爾賽和約》來維持整個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

　　評論總結

　　簡而言之，盡管德國在一戰(zhàn)中失敗了，但仍因為世界各國互相猜疑，使得德國有著再一次戰(zhàn)爭的機會?！斗矤栙惡图s》只是暫時性的執(zhí)行，簽訂者的不堅定為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埋下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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