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儒家典籍。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春秋公羊傳簡介，希望你喜歡。

　　公羊傳

　　《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訖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著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jīng)。

　　《公羊傳》的作者舊題是戰(zhàn)國時齊人公羊高，他受學于孔子弟子子夏，后來成為傳《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傳》是春秋三傳之一即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稘h書·藝文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將春秋三傳的淵源說得很詳細。晉范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豆颉忿q而裁，其失也俗。”

　　《尚書》和《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這是中國古代有記載的(甲骨文)最早的兩部書。

　　《春秋》是記事的，后多散佚，僅留下經(jīng)孔子整理的魯國的《春秋》，漢代有重新編撰整理的“春秋三傳”，即《公羊傳》、《谷(榖)梁傳》、《左傳》。現(xiàn)僅存左丘明編寫的《左傳》。《春秋》和《左傳》是編年體史書。

　　春秋經(jīng)文，言簡義深，如無注釋，則無法了解。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所以自漢至今，學者只藉三傳研讀春秋。

　　《公羊春秋》作為家學，最初只是口耳相傳，至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漢景帝時人)方與齊人胡毋生(《漢書》作胡母生，復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將《春秋公羊傳》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傳》的作者，班固《漢書·藝文志》籠統(tǒng)地稱之為“公羊子”，顏師古說是公羊高，《四庫全書總目》則署作漢公羊壽，說法不一。但比較起來把定稿人題為作者更合理一些。

　　《公羊傳》的體裁特點，是經(jīng)傳合并，傳文逐句傳述《春秋》經(jīng)文的大義，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豆騻鳌肥墙裎慕?jīng)學的重要經(jīng)籍，歷代今文經(jīng)學家時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同時它還是研究先秦至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后世注釋《公羊傳》的書籍主要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春秋公羊傳作者之謎

　　傳說《公羊傳》是戰(zhàn)國時代公羊高編撰的，

　　先是師徒口耳相傳，直到西漢景帝時才寫定成書。和《左傳》、《谷梁傳》一樣，《公羊傳》開始是與《春秋》分開流傳的，大概在西漢后期哀帝時，著名學者劉歆“引傳文以解經(jīng)”，才把孔子編定的魯國史書《春秋》尊為“經(jīng)”，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稱為解釋經(jīng)書的“傳”，后人以傳附經(jīng)，合為一編，從此便把這三本書合稱為“春秋三傳”。

　　《漢書·藝文志》的“春秋”類有：“《公羊傳》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齊人。”唐代顏師古注：“名高”。“公羊”的含義是什么呢?有人認為是復姓，有人懷疑“公羊”、“谷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轉音，近人蔡元培、顧頡剛等認為“公”和“谷”雙聲，“羊”和“梁”疊韻，因而“公羊”即是“谷梁”，這兩部書的作者可能是同一個人，這種分析不一定可信。

　　清代洪頤煊《經(jīng)義叢鈔》認為，“明”字的古音讀“芒”，“芒”和“羊”同韻，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謂公明高也”。此說也缺乏說服力。關于公羊子，正史上沒有發(fā)現(xiàn)其他記載。

　　《公羊傳》未成書之前，口耳相傳，它的傳承過程，據(jù)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序》唐徐彥疏引戴宏序說：“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這段話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說《公羊傳》傳自孔子的弟子子夏。第二，《公羊傳》的成書從子夏(生于魯定公二年，即公元前507年)到漢景帝初(公元前156年)，經(jīng)過了340年左右。第三，漢景帝時，《公羊傳》才寫定成書。

　　關于第一點，楊伯峻《經(jīng)書淺談》指出：“《公羊傳》中‘大一統(tǒng)’這個觀念，要在秦漢以后才能有，這就足以證明《公羊傳》不出于子夏。”他又說：“總之，無論公羊高或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學生，托名子夏，不過借以自重罷了。”關于第二點，戴宏所說的傳承線索明顯有誤，340年間公羊氏僅傳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這是不可能的。關于第三點，說《公羊傳》作于漢景帝時，大致可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公羊傳注疏》認為：“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jīng)師，不盡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谷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證。”《公羊傳》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寫的，就不應引自己的說法。由此可以證明，《公羊傳》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傳的?？磥?，《公羊傳》可能是集體創(chuàng)作，最后由公羊壽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寫成書。

　　春秋公羊傳理論特色

　　《春秋公羊傳》作為今文學派的中堅，有獨特的理論色彩。主要有三項：

　　(一)、政治性。講“改制”，宣揚“大一統(tǒng)”，撥亂反正，為后王立法。(二)、變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說”歷史哲學理論體系。《公羊傳》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其雛形。董仲舒加以發(fā)揮，劃分春秋十二公為“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表明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不是鐵板一塊，或凝固不變，而是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階段。

　　《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所傳聞世”是“據(jù)亂世”，“內其國外其夏”;“所聞世”是“升平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世”是“太平世”，“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闡發(fā)，《春秋》之“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張三世”。即孔子將春秋242年的歷史，劃分成了“據(jù)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這種認識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們所“描述”的歷史運動，并不符合史實但卻符合“理想”。從春秋“本然”的歷史來看，“三世說”的誣妄顯而易見。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說殊難稽信也。事實上春秋時愈降則愈不太平，政亂民苦無可告訴，可謂太平乎?”

　　至少從漢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經(jīng)對于人類歷史運動的規(guī)律性進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討。根據(jù)公羊家的論述，人類歷史的演進，從“據(jù)亂世”進入相對平和穩(wěn)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條“理想”的社會發(fā)展軌轍。在這套理論中，蘊涵著“歷史的運動是有規(guī)律的”這樣一種可貴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說”在本質的規(guī)定性上是循環(huán)論的。但在據(jù)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環(huán)范圍內，又存在著一個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個“進化”的序列。何休注《公羊傳》，更糅合了《禮記·禮運》關于大同、小康的描繪，發(fā)展成為具有一定系統(tǒng)性的“三世說”歷史哲學，論證歷史是進化的，變易和變革是歷史的普遍法則。

　　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時的進一步發(fā)揮：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jù)哀錄隱，上治祖禰。(《春秋公羊經(jīng)傳解詁·隱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經(jīng)過了所傳聞的衰亂世、所聞的升平世，和所見的太平世這樣三個階段。而所以會是三個階段者，蓋由于“禮”是尚三的等等。這是何休的歷史進化論，公羊傳本身并沒有這么多意思。自東漢以后，封建社會結構趨于穩(wěn)定，主張“尊古”的古文經(jīng)學更適于作為政治指導思想，取代了主張“改制”、“變易”的今文學說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學說從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葉方被重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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