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次重大事件，讓我們來看看此事件發(fā)生的時代背景是什么。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二次革命的背景是怎么樣的，希望你喜歡。

　　二次革命的背景

　　1912年2月，隆裕太后詔袁世凱組建臨時共和政府，同盟會在南北和談之際，早于隆裕太后的詔書成立臨時政府。南方獨立各省最終選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tǒng)。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jù)《臨時約法》的規(guī)定，進行國會選舉。由同盟會為骨干組成的國民黨獲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遇刺，兩天后去世。兇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獲，陳其美勢力稱搜出與國務趙秉鈞的通訊。當時種種證據(jù)，都指向袁世凱是暗殺背后的策動者。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在收到租界會審公堂移交的證據(jù)后，把罪犯應桂馨和國務兼內務總長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間來往的秘密電報和函件的要點以“通電”的形式向海內外公布，迫使趙秉鈞不得不發(fā)出公開電報為自己辯解。上海地方檢察廳也公開傳訊在位的國務趙秉鈞。趙氏拒絕到上海應訊，但迫于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袁世凱批準他辭去，由段祺瑞代理。

　　孫中山于事發(fā)后即從日本返回中國，于上海開會，主張討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1913年4月26日，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約，意圖擴充軍隊。

　　5月初，國民黨員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國民黨之爭。6月，袁世凱動作頻頻，先是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職務，之后又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

　　日本黑龍會保護孫中山二次革命的原因

　　在二次革命爆發(fā)后，陳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廣東獨立;8月2日，孫中山便帶著胡漢民等人乘德國輪船“約克”號離開上海，準備前往廣東領導革命，但等孫中山一行人于8月3日抵達福建馬尾的時候，廣東形勢突變，陳炯明手下的將領發(fā)動兵變，局勢已經失去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在香港的張繼、馬君武請日本駐港總領事致電福州領事館，讓福州領事告知孫中山廣東已無可為，讓他們采取應變措施。

　　日本駐福州領事找到孫中山后，將廣東的變故詳細告知，孫中山便表示愿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領事稱日本政府對中國時局采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納孫中山避難尚不得知，于是他勸告孫中山前往臺灣暫避。孫中山聽后，便于次日赴基隆。就當時的而言，日本軍部是同意孫中山來日本的，但外交上卻反對接納，這使得孫中山感到左右為難。這時，黃興突然從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戶，并希望孫中山能與之會合。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便在給日本友人發(fā)電報后，也乘船前往神戶。在孫中山航行期間，日本政界元老犬養(yǎng)毅和黑龍會領袖頭山滿向政界反復交涉，終于妥善得將孫中山安全接到神戶的一個別墅保護起來。當時宋嘉樹(即宋慶齡之父)也在神戶的東方大旅館，隨即為孫中山展開對外聯(lián)絡。數(shù)日后，胡漢民和廖仲愷也來到神戶與孫中山會合。

　　8月16日，孫中山、胡漢民等人離開神戶前往東京，到后便住在頭山滿宅邸的隔壁——東京赤坂區(qū)靈南坂町27番地海妻豬男彥宅，直到一年后才搬到豐多摩郡千馱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頭山滿是日本黑龍會的創(chuàng)始人，其人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對華侵略，又支持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動，這次孫中山等人遭難，他認為是“窮鳥入懷，獵夫不殺”，孫中山也由此在東京呆了近3年的時間。

　　在日本定居后，黃興也趕到東京與孫中山會和，兩人重逢之時，相對無語，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總結“二次革命”失敗原因時，這二位領袖產生了分歧并發(fā)生爭吵，孫中山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原因是黨內組織渙散，黨人不聽指揮，缺乏嚴格的紀律，以至錯失良機。因此，孫中山認為，這次革命完全是敗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凱。

　　黃興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二次革命”是一場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凱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我雙方力量過于懸殊。由此，黃興不同意孫中山立刻發(fā)動第三次革命的主張，而是提出要積蓄力量，以圖再舉。孫中山對黃興的消極態(tài)度很不滿意，隨后便在東京著手改組政黨的工作。孫中山認為，革命之所以遭受慘痛失敗，原因還在于黨內“革命成功、革命黨銷”的思潮，加上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后，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黨內紀律全無，幾如一盤散沙;要想打敗袁世凱，就必須將這個形同虛設的國民黨痛加改造，所謂之“毀黨造黨”，即將原國民黨重新改造成一個新黨，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中華革命黨”。

　　事實上，中華革命黨還是倚靠當年同盟會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組建國民黨時期合并而來的那些政治力量，當時已經名存實亡，也就干脆剝離出去。另外，孫中山在建黨時提出，革命程序應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這是孫中山首次提出這一成熟理論，這也為后來國民黨的施政提供了理論支持。中華革命黨最為人詬病的是孫中山說提倡的準極權體制，那就是黨內要無條件擁護黨魁(就是孫中山自己了)，黨中所有的高級干部不由選舉產生，而是由黨魁直接指派;黨員也分成三個級別，即“首義黨員、協(xié)助黨員和普通黨員”;所有的黨員必須立下誓約，并加蓋指模(即按手印)，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約的最后還加了一句，“如有貳心，甘受極刑”(這就有點過分了，搞得跟黑幫入會一樣)。

　　對于這個誓約和儀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贊成，但孫中山認為革命失敗就是因為缺乏紀律導致，因而對此毫不相讓，絕不妥協(xié)。孫中山說，“第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第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第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你們的見識有限，所以應該盲從我);第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這絕無退讓之余地”。

　　二次革命存在的不足

　　1912年年底，孫中山與袁世凱的關系，一度很友好。孫袁這段“蜜月”?是真心共造共和，還是貌合神離?

　　不少政治家長于權謀。他們的政治行動是真心還是假意，很難判斷。動機不必深究，重要的是如實描述他們的行動。1912年的孫袁關系，必須記住幾件事：

　　第一：從這一年初制定《臨時約法》改總統(tǒng)制為內閣制，到1913年春草擬《天壇憲法草案》堅持內閣制和極力擴大國會權力，孫文和國民黨的基本指導思想不外是束縛袁世凱的手腳，把盡可能多的實際權力奪到自己手中。

　　第二：1912年8月孫文、黃興赴京與袁世凱會談，他們達成的協(xié)議表面看來是雙方進入蜜月期，實質是體現(xiàn)了利益交換卻忘記了鞏固基本制度的重任。

　　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報》民國元年第149號公布了袁世凱、孫文、黃興、黎元洪《協(xié)商訂定內政大綱八條》，是這次會談的主要成果;內容是：“一、立國取統(tǒng)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yè)，先著手于農 、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余斟酌各省情形 ，兼采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 ”

　　對這八條稍加考量，不難發(fā)現(xiàn)它有兩大缺陷：一是只字不提要堅持民主，堅持法治，不能再像不久前那樣由總統(tǒng)下令，軍政執(zhí)法處肆意殺害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的政敵。二是忘掉了地方自治。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國最后10年的新政時期，當時的朝廷和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會在欣然接受之余，指摘這樣的綱領太不尊重地方自治的既定國策了。

　　應該指出，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的第一天，向海內外宣布五條“政務之方針”，依次是“民族之統(tǒng)一”、“領土之統(tǒng)一”、“軍政之統(tǒng)一”、“內治之統(tǒng)一”、 “財政之統(tǒng)一”，居然矢口不談民主政治體制的建立和鞏固。

　　第三：孫文以專修鐵路為己任，由政治家向企業(yè)家轉換，且把國民黨理事長交給宋教仁代理，不理解共和制中反對黨的責任。

　　發(fā)展鐵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業(yè)，發(fā)展教育，是國家現(xiàn)代化的重要基礎，確實極為重要。問題是政治家在這些事業(yè)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政治家活動的主要舞臺應在政治領域。他們應在這個領域掃清工商業(yè)發(fā)展的障礙，構筑自由、安全、法治、廉潔、民主的社會環(huán)境，讓工商企業(yè)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對于政治家認為關系經濟發(fā)展全局的重要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等)，亦應通過制定優(yōu)惠政策等措施，指引和鼓勵企業(yè)家去建設和經營。如果越俎代庖，直接經營工商事業(yè)，只能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從政治領域淡出，無法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中為工商業(yè)發(fā)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可能導致不利工商事業(yè)發(fā)展的現(xiàn)象泛濫，反而阻滯經濟發(fā)展。二是以現(xiàn)職官員的身分去經營工商企業(yè)，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特權，有意無意地把官僚作風帶入企業(yè)，不管主觀動機多么善良，現(xiàn)代企業(yè)必然程度不等地蛻變?yōu)楦嗟墓倭牌髽I(yè)，投入的大量資金轉化為回報率很低甚至長期虧損的沉重負擔。因此，一個政黨或政治組織如果以直接經營包括鐵路在內的工商企業(yè)為基本綱領，顯然意味著社會角色的混淆和誤入歧途。

　　孫中山執(zhí)意孤行，“二次革命”實屬軍事冒險

　　隨著1913年刺宋案的發(fā)生，孫中山對袁世凱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很大的逆轉。孫中山主張武力反袁的意見，國民黨內部怎么看?

　　宋案發(fā)生時，孫中山剛好在日本，回到上海已是案發(fā)五天后。他召集會議討論對策，力主發(fā)動二次革命，戴季陶支持，大部分人反對，反對最力的是黃興。會后征求意見，時任廣東、湖南等省都督的胡漢民等人也極力反對。甚至表面上對孫文亦步亦趨的陳其美也不愿聽從。他在一封信中談到當時情況：“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之地，難與之抗，更不聽之。”(參考：《陳英士致黃克強書》，《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9頁，中華書局北京版。) 反對者的主要理由，一是力量對比太懸殊，必敗無疑。二是民國成立后民心思定。三是通過司法系統(tǒng)解決之路尚未斷絕。

　　在二次革命中，孫中山有沒有對于革命的具體規(guī)劃，比如說戰(zhàn)略上的，武裝斗爭策略上的?

　　孫文不懂軍事。對“二次革命”既無具體規(guī)劃，更談不上有什么戰(zhàn)略、策略。應該指出，這次行動是一次軍事冒險，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無法認定它是一次“革命”。為了一個刑事案件，就可以舉兵推翻合法政府，這是把政治和國家命運當兒戲。

　　國民黨戰(zhàn)敗之后，孫中山流亡海外，他怎么回顧二次革命?這一次革命，給了他什么樣的啟發(fā)?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文不但沒有承認自己決策錯誤、虛心總結教訓，反而推卸責任，并且言行更趨極端。首先他責罵黃興等人不聽話。他認為這是辛亥革命后，國民黨著著失利的主要原因。其實，黃興在這次事件中含淚接受了孫文的命令，趕赴南京帶領國民黨還能控制的第八師(實際兵力3000人)，發(fā)表宣言討袁，彈盡援絕后才不得不和孫文一樣逃亡的。其次孫文組織幫會式的中華革命黨，要黨徒宣誓服從他個人;并規(guī)定中國人不參加他這個黨的，革命勝利后一個時期內不能享有公民權利，而黨徒則按等級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權。

　　由于孫文的倒行逆施，國民黨分裂了。大部分黨員拒絕參加中華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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