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商族是高辛氏(帝嚳)的后裔，居黃河下游，有著悠久的歷史。 舜時，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軍事首領——契。后來商人把他稱作“玄王”，作為始祖，并編出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頌歌來贊美他。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商族后裔的起源與傳說，希望你喜歡。

　　商族后裔的起源與傳說

　　太康失國時，契的孫子相土開始向東方發(fā)展，《詩經(jīng)》上說：“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孫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郊”祀之。

　　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發(fā)展。到契第十四代孫湯時，商已成為東方一個比較強大的方國?！秶Z·周語下》說：“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

　　商族的歷史相當悠久，較早的文獻記載里常把它追溯到有娥氏，《詩經(jīng)·常發(fā)》就曾說“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相傳，有娀氏女簡狄吞玄鳥卵有孕而生子，此子即商的始祖契，這就是《詩經(jīng)·玄鳥》所謂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古史傳說還謂簡狄是帝嚳的次妃，似乎商族和許多族的情況一樣，也是黃帝族的一個支系。商族和戎族也有一定關系。古代文獻里常將戎與殷若商合稱，可能是指殷商的族屬而言的。商的始祖母稱簡狄，可能商族亦與狄有關。種種情況表明，商族是在和許多族的交往中逐漸形成的。

　　商族興起的地域現(xiàn)在還不大清楚，大約在我國北方的遼西、翼東北一帶，以后才沿太行山東側的平原地區(qū)漸次南移?！妒辣?middot;居篇》謂商的始祖契居于番。番，即《左傳》昭公二年所載周朝人說的“肅慎、燕毫，吾北土也”的毫。古代的幽燕之地與商族的興起應當是有密切關系的。

　　商人一詞的來歷

　　從現(xiàn)有資料來看，人們多把“商人”名稱的由來與商代的歷史聯(lián)系起來。早在1927年，徐中舒在《國學論叢》第1卷第1號上著文指出：由于商人重視商業(yè)和善于經(jīng)商，所以“商賈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其依據(jù)是《左傳·昭公十六年》中的以下一段材料：韓起有一副玉環(huán)，其中的一個在鄭國的商人手里。韓起向鄭伯請求，子產不給，說：“這不是公家府庫中保管的器物，寡君不知道。”……韓起向商人購買玉環(huán)，已經(jīng)成交了。商人說：“一定要告訴君大夫!”韓起向子產請求說：“前些時候我請求得到這只玉環(huán)，執(zhí)政認為不合于道義，所不敢再次請求?，F(xiàn)在商人那里購買。商人說‘一定要把這事報告’，謹敢以此作為請求。”子產回答說：“從前我們先君桓公和商人們都是從周朝遷居出來的，并肩協(xié)作來到這塊土地，砍去野草雜木，一起居住在這里;世世代代都有盟誓，用以互相信賴。誓辭說：‘你不要背叛我，我不要強買你的東西，不要乞求，不要掠奪，你有賺錢的買賣和寶貴的貨物，我也不加過問。’仗著這個有信守的盟誓，所以能互相支持到今天?，F(xiàn)在您帶著友好的情誼光臨敝邑，而告訴我們去強奪商人的東西，這是教導敝邑背棄盟誓，未免不可以吧!如果得到玉環(huán)而失去諸侯，那您一定是不干的。”從這里可以知道，武王滅殷后，把殷商遺民分給了各諸侯國。魯、衛(wèi)等國分到的是手工業(yè)或種田人，而鄭國分到的則是做買賣的生意人。鄭桓公對待這些殷商遺民，一方面要求他們務農，另一方面又仍允許他們在農事之暇從事商業(yè)活動，李亞農據(jù)此明確地指出：“由于殷人善賈，周人重農，后來周人以賤視殷人鄙視賈人，竟通稱賈人為商人了。這就是中國人稱生意人為‘商人’的緣由。”(《李亞農史論集》，第471頁)同時，李亞農在其《殷代社會生活》書中，多側面地考證和敘述了殷商時期的商業(yè)發(fā)展概況，以證明商人的重商善賈。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則根據(jù)《尚書·酒誥》的“肇牽車牛遠服賈”一語推測說：“肇者始也，可見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讓商行為是始于殷。大約就因為這樣，所以后世稱經(jīng)營這種行為的人便為‘商人’的吧”(《十批判書》第15頁)。他又在《中國史稿》中說，由于農業(yè)、手工業(yè)和畜牧業(yè)之間的分工與各產業(yè)部門內部分工的日趨鞏固和加強，商品生產和交換在商代取得顯著發(fā)展，“商人”的名稱可能即由此而來?？梢姡魧?ldquo;商人”名稱的起源總是雖沒有下肯定的結論，但不認為“商人”之名是周人賤視殷人、鄙視賈人而形成的專用名詞。

　　近年來，對“商人”名稱的起源聞題又有人進行了新研究。其論證全面、影響較大的是吳慧所著的《中國古代商業(yè)史》。他認為商王朝覆亡后，商族人成了周朝的種族奴隸，被迫遷居到各地，由周朝嚴密監(jiān)視和統(tǒng)治。一些原先的商朝貴族和平民雖然仍能“各居其宅，田其田”，保有一部分田宅和享有自由民的身份，但經(jīng)濟狀態(tài)已不如昔日，甚至不能很好地贍養(yǎng)家屬。為了增加收入，他們聽從了周公的告誡，把經(jīng)營商業(yè)作為自己的副業(yè)，商貴族一向脫離生產，身無長技，不能像其他奴隸一樣可以從事農業(yè)或手工業(yè)生產，在“殷人重賈”風氣的影響下，只好做他們做熟悉的買賣行當。而那些曾困反抗而被剝奪土地和政治權利的商代遺民，除了受官府的驅使去做買賣外，沒有其它出路。因此，“做買賣幾乎就成了商遺民以及原先商族的奴隸的主要職業(yè)，從事這一行業(yè)的也以這些人為多數(shù)”。在周人的心目里，做買賣的人就是商人，商亡后，這個印象就更深刻了。以后，雖然商、周兩族的民族界限逐漸泯滅了，買賣人不再以商族人為主體，但人們仍把“商人”作為買賣人的通稱，并把“行商坐賈”也統(tǒng)稱為“商人”。這里清楚地指明了周初“商人”的形成原因和構成人員的身份與“商人”概念的內容，并指出，“商業(yè)”、“商品”、“商旅”諸詞的形成，都與商朝的歷史有關。

　　上述幾種看法雖然觀察角度不同，證引的史料亦有差異，在一些具體的細節(jié)問題上也還存在著差別，認識不盡一致，但就其總體來說，彼此間的共同點是將“商人”名稱的起源與殷商遺民聯(lián)系起來考察。

　　王志昌發(fā)表了與此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一反常規(guī)，不談殷商遺民，而是從“商丘”、“商國”這兩個地名與國名人手。他指出，在夏代。契的孫子相土被封于“商丘”，因此稱為商國，而商國人則稱為商人。被封在“商丘”的相土，“他看到商丘地點適中，廣闊平坦，交通方便，便發(fā)明了馬車，用馬駕車的方法運輸貨物，往來買賣……當時商國的人們紛紛仿效，東奔西走，南來北往，到周圍的一些小國、部落做買賣，從事商業(yè)活動”。由于從事商業(yè)活動時間最早、人數(shù)最多的是商國人，所以“周圍一些小國的人們慢慢地形成了一個習慣的認識，一見做買賣的人便認為是商國人，稱他們?yōu)樯?國)人。于是‘商人’便成了做買賣的代名詞。這就是‘商人’這個名稱的來歷”。商國源于“商丘”，“商人”出自商國，此所謂“商丘說”。此說的一個獨到之處就是認為最初出現(xiàn)“商人”名稱不是通常人們所主張的周初，而要更早;自然，它也不是周人對他們的蔑稱，而是“商周圍一些小國的人們”對買賣人的稱呼。(《商丘·商國·商人一‘商人”名稱的來歷》載《北京商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在王文刊出之后，又有同志對這個觀點持全盤否定態(tài)度(見《“商人”，名稱源于商丘說質疑》，載《北京商學院學報》1983年3期)?？梢?，“商人”名稱的起源總是仍在探討之中。

　　商朝前期頻繁遷都的原因

　　商朝歷史上有一個很顯著的現(xiàn)象，就是都城屢遷。湯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后五遷：中丁遷都于隞(今河南滎陽北敖山南);河亶甲遷都于相(今河南安陽市西)，祖乙遷都于邢(今河南溫縣東);南庚遷都于奄(今山東曲阜舊城東)，盤庚遷都于殷(今河南安陽西北)。都城屢遷，確切地說，應該是指商朝前期。

　　商朝前期為何屢次遷都呢?關于這個問題，古今學者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水災”說;二、“游牧”、“游農”說，三、“去奢行儉”說，四、“王位紛爭”說。

　　“水災”說試圖從自然災禍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但它舉不出一條過硬的材料來證明水災逼迫商人遷都。相反，從湯至中丁，傳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軍，難道這么長一段時間河水就役有鬧災嗎?而且從武丁到紂卜辭多次記載洹水泛濫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遷都。為何盤度之后水災不能逼人遷都，而盤庚之前水災卻能逼人遷都呢?另外，南朝的幾個都城全在黃河兩岸，尤其是中丁由亳遷隞和盤庚由奄遷殷，越遷越向河濱，這種現(xiàn)象用“水災”說是無法解釋的。

　　“游牧”、“游農”說試圖從社會生產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游牧”說認為，商人在盤庚遷殷之前還是遷徙無定的游牧民族，到盤庚時才有初步的農業(yè)，由游牧經(jīng)濟轉入農業(yè)經(jīng)濟，因此有了定居傾向。但商代卜辭和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商代前期，農業(yè)己是最主要的生產部門，所以，此說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

　　“游農”說認為，商代的農業(yè)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現(xiàn)為生產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來代替笨拙的生產工具開辟原野，把林莽燒平后，在灰土上播種。他們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盡，便需改換耕地，不得不經(jīng)常遷徙。“游農”經(jīng)濟是商人都城屢遷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資料證明，鄭州和小屯兩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鐮和石斧都很近似。這兩地正好一個代表商代前期，一個代表商代晚期。商代農業(yè)生產已使用少量青銅器。目前出土的幾件青銅農具，商代前后期的數(shù)量也大體相當。這說明商代前后期農業(yè)生產工具并未發(fā)生重大變化，同樣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說》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獵的一種方法，根本與農業(yè)無關，至于說商人“不懂得施肥”，則與史實不符?！躲釀僦畷氛f：“湯有旱災，伊尹作區(qū)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甲骨文“尿”字即糞便之“屎”字。卜辭中有大量“尿田”的記載，商代初期已知“糞種”，當是可能的。“游農”說的論據(jù)經(jīng)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災”說一樣，無法解釋中丁之前和盤庚之后，商都穩(wěn)定的史實。所以，“游農”說也難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儉”說和“王位紛爭”說試圖從社會政治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去奢行儉”說認為“抑制奢侈，倡導儉樸，借以緩和階級矛盾，是商都屢遷的原因。此說多少有點合理成分。因為《尚書》中《盤庚》三篇是保存下來的商王盤庚遷殷時對臣民的三次演講詞，將遷之時，他曾指責貴族中有貪求財富的亂政官吏;既遷之后，他又告誡官吏：不要積聚財物，光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產業(yè)，應該施惠于民，要永遠潔凈你們那顆和國王一樣的心。

　　但是，奢侈是剝削階級的“痼疾”和“通病”。不僅遷殷之時存在，遷殷之后照樣存在。為什么此時奢侈可以促使遷都，而彼時卻不能呢?“去奢行儉”說雖然看到商都屢遷的某些現(xiàn)象，卻未能透過現(xiàn)象，抓住本質。所以，它對商都屢遷原因的解釋缺乏說服力。“王位紛爭”說，根據(jù)《史記·殷本紀》：“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的記載，注意到從中丁至陽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幾世”即指“幾王”，這“九世之亂”與商都屢遷，在時間上如此若合符契，決非偶然巧合，它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客觀原因。這個推斷，可以在《尚書·盤庚》中篇里找到證據(jù)。盤庚追述先王遷都原因時說：“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孔疏》認為“大虐”的具體含義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很明顯，“大虐”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就是指以王位紛爭為中心的“九世之亂”。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政治上的動亂和紛爭，給人民帶來無窮災禍，先王并不懷戀他們手造的基業(yè)，為人民的利益來遷徙。那么，王位紛爭所引起的社會動亂，為什么必須用遷都的辦法來解決呢?因為“九世之亂”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權威削弱和貴族勢力膨脹。貴族勢力膨脹，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上，是聚斂財富;表現(xiàn)在政治上，是弒君篡位。斗爭的雙方，為了贏得勝利，必須借助天時、地利與人和。天時，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觀努力去爭取。惟獨地利，誰占有它，就屬于誰。很明顯，既然貴族的勢力能夠膨脹起來，并足以威脅王權，那么，貴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時期雖然已進入青銅時代，但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仍舊很低。在那種社會發(fā)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過遷都來改變貴族地利的優(yōu)勢，從而削減貴族的實力，是商王的戰(zhàn)略措施。這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主觀原因。證之《尚書·盤庚》篇，正是這樣。

　　盤庚遷殷幾乎遭到舉國上下的反對，“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來自貴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隸。貴族用浮言來煽動民心，而盤庚則抓住“天命”和“先王”兩面大旗，口口聲聲鼓吹為人民打算來爭取民心。在當時，“天命”和“先王”無疑是有威力的，使盤庚得以遷殷。將遷之時，盤庚發(fā)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就是說，有奸詐邪惡，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梢姳P庚企圖通過遷都打擊貴族。既遷之后，盤庚重申：“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與商王血緣的遠近，造罪就處死，立功便封賞;并宣稱自己有權“制乃短長之命”。這說明通過遷都，鎮(zhèn)壓了異己，商王權威上升了。“九世之亂”的教訓是深刻的。

　　為了避免歷史重演，王位繼承制發(fā)生變化。商王繼統(tǒng)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紂傳嫡長子。盤庚處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轉變階段。遷殷后商王繼統(tǒng)法出現(xiàn)以弟為直系并終于轉變?yōu)閭髯拥男虑闆r。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減少王位紛爭，王室內部穩(wěn)定下來，所以導致遷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沒有再徙都城。“王位紛爭”說對商代前期都城屢遷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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