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基本上沿襲北宋官制。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了南宋地方官職相關知識，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南宋地方官職

　　初期基本上沿襲唐五代舊制。行政機構分州、縣兩級。宋太宗以后，又把全國分為若干路，路相當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這就變成為路、州、縣三級。

　　縣是地方行政機構最低一級，自秦漢以后，歷朝相沿不革。宋代的縣，設縣令、縣尉，作為一縣的長官。大縣還設有主簿一員?！堕L編》卷11載，開寶三年(公元970年)規(guī)定縣官的定制：“縣千戶以上，依舊置令、尉、主簿，凡3員;戶不滿千，止置令、尉各1員，縣令兼主簿事;不滿四百，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縣尉事。”神宗熙寧以后，令二萬戶以上的縣增置縣丞一員，縣丞次于縣令而位在主簿、縣尉之上。南宋時則取消縣丞。宋制縣的長官稱縣令。但往往看到史志記載多稱為知縣，這是宋代地方官制的特點。知縣就是知縣事的簡稱。據(jù)《長編》卷4載，宋代為了加強對地方政權的控制，從乾德元年(公元963年)開始“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jiān)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泛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這是由皇帝直接委派京官帶本官去掌管一縣之政，即所謂知縣事，也就是一縣的主要長官。知縣有別于縣的本官縣令，因為是差遣。

　　州等于秦漢時的郡，隋唐以后改稱為州。州的長官，隋唐皆設刺史。趙匡胤立宋初年，鑒于唐末五代之患，削州鎮(zhèn)之權，“令文臣知州事”，其后，派二品以上的官員充任一州的長官;主要也是為了便于皇帝的直接控制。為了更有效地加強控制，又設通判與知州相互牽制、監(jiān)督?！堕L編》卷4載，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始命刑部郎中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當時因為湖南剛剛平定，多留用后周時的舊官員，于是宋太祖才命刑部郎中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意在控制這批留用官員。后來發(fā)展成為牽制、監(jiān)視州府長官的一種定制。《宋會要輯稿·職官》卷47說：“通判，州各1人，與長吏均理，州府之政，無不統(tǒng)治，藩府或置兩員，廣南小州有試秩充通判兼知州者。”又云：“知州，掌郡國之政令，通判為之貳。”通判這種官的權位有些特殊：論官位，通判在知州之下，仁宗以前規(guī)定，朝官充通判者，歷兩任即可升為知州，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改為三任方得充知州;論職權，則通判不但可與知州同理一州之政(州府公事須經(jīng)知州與通判簽議連書方許發(fā)下，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與守臣通判簽書施行)，而且，作為皇帝的耳目，所部官有功過及職事修廢，可直接通達皇帝。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通判就是知州的副職，當時人視之為“監(jiān)州”，則更符合其身分。

　　宋代以府、州、軍、監(jiān)并稱。大體說，凡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設府，有駐重兵的軍事地區(qū)設軍，工業(yè)區(qū)如煮鹽、冶鐵等重要地區(qū)設監(jiān)。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因此，稍大的州，則多升為府，升府的州，一部分是沿襲唐五代舊名，一部分是因為皇帝未即位時所封或曾是任官之地。派往知府者一般都是比較重要的官員。

　　軍在唐代是一種軍區(qū)，只管兵戎，五代以后，逐漸與行政區(qū)沒有多大差別，至宋代則成為兵、民、軍、政合一的行政區(qū)域。凡是唐代節(jié)鎮(zhèn)所在仍保留其軍號，也有加給新改的軍號，這種稱為節(jié)度州。但另有一種稱軍的地方，不是節(jié)度州，而是由縣升的，或領數(shù)縣，或并不領縣。這種軍往往僅比縣略高一級。設軍的地方，一般是在邊境，也有是在關隘要地。宋太宗時期，軍的建置最多，總共有34個，其中在河北、陜西與契丹、西夏接壤的邊境所建置的就有15個。在邊境地區(qū)設軍，是為了適應制御外敵的需要，而在內地的關隘口設軍，則主要是為了易于彈壓兵民的叛亂。例如彭州灌口鎮(zhèn)(今四川彭縣)，乾德四年(公元966年)置永安軍，后一度廢為縣，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改稱永康軍，據(jù)《長編》卷274載，其批文稱“永康軍正控兩山六州軍隘口，昨據(jù)張商英奏請廢為導江縣。若非軍官，實不足彈壓，可令復舊。”五代的軍，治所與縣治同處一所，而隸屬于州;宋代因削藩鎮(zhèn)兵權，取消支郡制度，于是軍便得與州府并列。至于監(jiān)，實際上與縣差不多，但因其直屬京師，不為州縣所轄，因而也同列于州。監(jiān)亦有領縣者。府、軍、監(jiān)的設官，大體與州相似，《神宗正史職官志》說：“知州事，通判州事各1人，府、軍、監(jiān)事如州，視地望重輕，以資級應選省充。”

　　為了統(tǒng)治的便利，宋代還把全國分為若干路。今據(jù)《宋史·地理志》所載，并依《太平環(huán)宇記》、《元豐九域志》校補，制成“宋代行政區(qū)域表”。路的建置是依據(jù)元豐時設置的23路，加上徽宗崇寧時重設的京畿路，共24路。

　　宋代的地方行政單位名稱是非常復雜的，路之下有府、州;府、州之外又有軍、監(jiān)。府也有與節(jié)度軍號同的，也有不同的，節(jié)度州有不改府的，升府之后也有不立節(jié)度軍號的。

　　路的劃分，起初并非作為行政區(qū)域而設置的，因此，路一級的官僚機構，便不成體制，設官無定式，無定員，甚至連駐地、轄境、名稱都隨時變動。大體上說，路的官僚機構，主要有四個監(jiān)司，稱為帥、漕、憲、倉。這些官員均由皇帝委派。帥也稱為安撫使，是一路高級軍政長官，照例由文臣充任，但往往帶都總管銜，統(tǒng)轄軍隊，掌管兵民、軍事、兵工工程諸事。南宋的安撫使改為帥司，兼管民政。漕是轉運使，其本職是經(jīng)管一路財賦，保障上供及地方經(jīng)費的足額。為了履行其本職，就有必要巡察轄境，稽考簿籍，舉劾官吏。久而久之，轉運使便成為事實上的大行政區(qū)(路)的監(jiān)司官。不過，轉運使的品秩不很高，而地方長官如知府、知州，還可能是前任的執(zhí)政官，品位在轉運使之上。在職權上轉運使較為廣泛，而在體制上卻不能完全以下屬對待府州。這與漢代的州刺史與郡守的關系略同。南宋改為漕司。與轉運使平行的又有提點刑獄公事及提舉常平司兩種，前者管司法，稱為憲;后者管賑荒救濟事宜，稱為倉。此外，又在安撫司中設走馬承受1員，有事可直接向皇帝報告，不經(jīng)安撫使之手，事實上與唐代的監(jiān)軍相似。所以每路有四個系統(tǒng)的長官，職權互相不同，而又不能認真負責。

　　對于地方官僚體制，《宋會要輯稿·職官》42有較明確的記述：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十一月，真宗詔論監(jiān)司失察罪時說：

　　分天下為郡縣，總郡縣為一道，而又總諸道于朝廷。委郡縣于守令，總守令于監(jiān)司，而又察監(jiān)司于近臣，此我朝內外之紀綱也。故欲擇守令，必責之轉運，必責之近臣。既嚴連坐之罪，又定舉官之賞，而失察者又有罪，賞罰行，紀綱正矣。

　　監(jiān)司是統(tǒng)領州縣守令的長官，《哲宗正史職官志》的記載說：

　　諸州府置知州事一人，州、軍、監(jiān)亦如之，掌總領郡務，凡兵民之政，皆總焉。屬縣事、令丞所不能決者，總而治之。又不能決，則稟于所隸監(jiān)司，及申省部。

　　轉運使有權管一路之政，但因宋代州府長官常是二品以上的朝官帶本官充任，因而有時轉運使的官位低于州府長官，這就給轉運使在行使職權上造成困難。因此，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規(guī)定，凡是大兩省官以上充任轉運使的，州府公文必由轉運使、副使申轉;若是觀察使以上知州府的，州府公文不必經(jīng)由轉運使。于是路與州府長官的關系就以品秩高低來決定，這樣的地方機構，自然會出現(xiàn)許多紊亂的現(xiàn)象。

　　宋代地方駐軍指揮則有都總管、副總管、都鈐轄、副鈐轄、都監(jiān)、副都監(jiān)三級，或守臣兼充，或武臣充副職。至于沿邊地區(qū)則置都巡檢、巡檢。南渡以后，多采用臨時措置，各軍將領分別給以統(tǒng)制，同統(tǒng)制、副統(tǒng)制、統(tǒng)領、同統(tǒng)領、副統(tǒng)領等名號、其下則有正將，副將、準備將等名，這些都是偏禆之職。

　　宋代的州、縣衙門中，除了中央所委派的官員外，還有很大數(shù)量的吏。在州一級政府里，有孔目官、勾押官、開拆官、押司官，糧料官等等。在縣衙門里，有押司、錄事、手分、貼司等。吏的來源有的是召募，有的是差派，絕大部分從地主階級中選充。有的吏是世襲的，父死子繼。吏的名目繁多，最主要的職責是經(jīng)手征收賦稅，處理獄訟。他們上下其手，趁機敲榨勒索。吏是封建統(tǒng)治集團中一個重要而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

　　在縣以下，還有鄉(xiāng)和里。鄉(xiāng)、里雖然沒有正式的政權機關，但是宋代統(tǒng)治者依靠鄉(xiāng)間地主，統(tǒng)治和控制廣大農(nóng)民。據(jù)《文獻通考·職役考》記載，北宋政權建立以后，就差派鄉(xiāng)村的地主當里正、戶長和耆長。里正、戶長負責“課督賦稅”。耆長則專司“逐捕盜賊”。總之，這些鄉(xiāng)村最基層的小吏，其職責有二：一是榨取錢物，二是彈壓農(nóng)民。

　　宋代的地方官制，有異于前代的，大體有四個方面：

　　第一、府州設通判。其用意在于對地方官吏的監(jiān)督。通判實際上是皇帝安插在府州官僚機構中的耳目，以牽制這級官吏的一切行動。

　　第二，地方官由文人充任。自宋太祖開始，即以“文人知州事”。太宗初年，與遼沖突很厲害;但西北邊陲的官員仍由文人擔任，這主要是怕武人專軍事之權，容易獨霸一方，反叛朝廷。

　　第三，宋代的地方官任期三年;三年任滿即走，即所謂“三年一易”。嚴格地說，宋代沒有真正的地方官。地方官多為臨時差遣，當了三年就得離開任地，又不準本地人在本地當官。所以沒有一個官吏能夠真正熟悉地方的情況。

　　第四，恢復縣尉。縣尉是管軍事的。五代時，各縣軍事由節(jié)度使派一個鎮(zhèn)將專管，宋代改為縣尉，其權力與鎮(zhèn)將相差甚遠，只管地方治安之類和訴訟等事。

　　以上事實說明，宋代皇帝不但控制了任命地方官員的權力，而且將各府、州、縣的行政權、司法權、財政權、軍事權全部集中到中央，使得中央集權對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強了。這樣，自唐末五代以來藩鎮(zhèn)割據(jù)的趨勢便被消滅了。但是，宋代這種削弱地方權力，并不是削弱地方鎮(zhèn)壓人民反抗的力量，而是把鎮(zhèn)壓人民的權力分離出來，由專人分管。并依縣之大小，分別派遣武裝弓手，專司鎮(zhèn)壓。按當時規(guī)定：縣一萬戶以上者，派武裝弓手50名，七千戶以上者40名，五千戶以上者30名，三千戶以上者25名，二千戶者20名，一千戶者15名，不滿一千戶者10名。這類事情由縣尉專管，若“強盜”較多之處，武裝弓手無法抵御的，要隨即上報，由朝廷另派兵馬鎮(zhèn)壓。

　　總之，宋代有一整套以擴大皇權為中心的封建官僚機構，這套官僚機構在宋太宗時就已經(jīng)比較完整地建立起來了，以后就越來越擴大。元豐改制時撤銷了一些重疊的機構，表面上恢復了三省制度，但到北宋末年，蔡京執(zhí)政，官員又大量增加，機構也龐雜起來了，南渡以后，沿舊不革，所以《宋史·職官志》說：“吏既濫冗，名目紊雜”。

　　南宋中央監(jiān)察機構

　　宋代監(jiān)察機關，沿襲唐制，中央設御史臺，下設三院，《宋史·職官志四》說：“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jiān)察御史隸焉。”御史臺設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義上是御史臺的最高長官，但宋初不除正員，只作為加官，授予其他官員。檢校官帶憲銜的，有檢校御史大夫。元豐改官制后，一并除去。因而御史中丞便成為御史臺的真正長官，稱為臺長;副長官是侍御史知雜事。御史官的職掌是“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監(jiān)察彈劾之列。官階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監(jiān)察御史者，稱“監(jiān)察御史里行”。此外，還設推官二員，專管審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評論朝政或彈劾官員，按規(guī)定必須先向中丞報告。仁宗時，劉筠任中丞后，御史言事就不必請示本臺長官了。

　　地方官的監(jiān)察，由通判負責。同時，皇帝還經(jīng)常派遣轉運使、按察使、觀察使到各地去監(jiān)察，這些都屬于外任御史。轉運使本來是管理財政的，但也兼任監(jiān)察官吏。南宋時，地方監(jiān)司官職權加重，安撫使稱帥臣，宰相外出巡事時，雖說是典州，亦必兼此職。后來在安撫使之上設宣撫、制置二使，不領州而位在諸路帥臣之上，成為一路之長官。開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開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聲。

　　宋代的御史官人數(shù)沒有定制，可多可少，隨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較固定外，其他御史可隨時增減。

　　宋代的諫官稱為司諫、正言。諫官的職責是向皇帝提出批評和建議，但實際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職。最終便混同御史，專司監(jiān)察官吏。按規(guī)定，諫官每月要向皇帝報告一次，稱為“月課”。他們可以把平時隨便聽到的一點情況就向皇帝報告，不必是否有據(jù)，當時稱為“風聞彈人”。若奏彈不實，諫官不必受到懲罰。如果御史臺的諫官上任后百日之內無所糾彈，則罷作外官或罰“辱臺錢”。這種規(guī)定更助長了御史濫用彈劾權。例如宋神宗時御史唐垌(d^ng，音洞)，曾面彈王安石，胡說一通，但神宗也不加責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牽制，無可奈何。按規(guī)定，臺諫官不能由與宰相有關系的人來擔當，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薦，因此，臺諫官與宰相的關系極為緊張。當時人說宰相與御史臺是敵對的營壘，互相仇視。對于這種關系，王夫之在《宋論》卷4有一段評論說：

　　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huán)相為治，而言乃為功。諫官者，以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者也……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毋敢言者。”嗚呼!宋以言語沓興，而政紊于廷，民勞于野，境蹙于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御史官在宋代以前與臺諫官分開，宋代實際上合二為一，主要用以監(jiān)察官員，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職守。雖然歷代均如此，但宋代尤為突出。宋代隨著專制皇權的加強，諫官對皇帝的過失更不敢有所規(guī)勸，因而諫官與御史官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區(qū)別，都是以彈劾官員為責，這種變化導致了后來臺諫的合流。

　　由上所述，宋代中樞機構的行政、軍事、財政、監(jiān)察這四種大權分得十分清楚，而總之于皇帝。宋朝統(tǒng)治者的這些集權措施，日趨嚴密，甚至達到“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的程度。楊萬里的《誠齋集》卷69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籠，數(shù)天未成，太祖怒責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須經(jīng)過尚書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許多關口，等到逐級辦齊手續(xù)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語“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聽后大怒，問宰相趙普說：“我在民間時，用數(shù)十錢即可買一薰籠。今為天子，乃數(shù)日不得，何也?”趙普回答說：“此是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后代子孫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jīng)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聽后轉怒為喜說：“此條貫極妙!”可見，宋代統(tǒng)治者訂立各種“法制”的目的有二，一是使“政出于一”，“權歸于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百官不過“奉法遵職”而已。于是，從中央到地方，“上下相維，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達到空前集中和統(tǒng)一;二是定為“祖宗之法”，要求子孫“謹守”，以保證趙家皇朝的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