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薩默斯教授于北大精彩演講
勞倫斯·薩默斯是美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美國國家經(jīng)濟委員會主任。在克林頓時期擔任第71任美國財政部部長。今天學習啦小編給大家分享一篇勞倫斯·薩默斯在北大的精彩演講，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勞倫斯·薩默斯教授于北大精彩演講
閔校長、許校長，感謝你們熱情洋溢的講話，感謝你們對我所表示的熱情友好，也感謝你們對哈佛大學代表團表示出的熱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學代表團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來我們訪問中國最大的代表團。我認為，這表明了中國在21世紀的世界舞臺上的重要性。這也表明了我們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識，教書育人。能來到中國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之一訪問，我感到萬分激動。更令我高興的是我能有機會與這么多的學子談談他們將要繼承的這個世界。
如果你們認真思考我們在大學所做的一切，如果你們能認真思考全球化這一現(xiàn)象，我想我們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現(xiàn)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進行一種深刻的轉變。這就是：與以前相比，知識對人類活動的每一方面來說都變得越來越重要。想想我們周圍的一些例子。我堅信，兩個世紀以后，當今天所發(fā)生的一切被載入史冊的時候，柏林墻的倒塌和冷戰(zhàn)的結束只能在歷史書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應該是二十世紀后五十年中，十幾億或者是近二十億人邁入了現(xiàn)代化的社會;是十年之內人們的生活水平雙倍的增長，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內億萬人們的生活水平發(fā)生了增長。我相信，在人類歷史的第二個千年，這一事件足以與文藝復興和工業(yè)革命相媲美。
這些增長的中心是什么?這個中心是中國。中國在近兩個世紀以來，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中心也是知識，是知識的傳播和擴散，因為在歐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個國家能象中國一樣在上一個十年之中以及上上一個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長速度。
這反映了現(xiàn)代科技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這也反映了知識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們現(xiàn)在生活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階段，科學有能搞明白疾病產生過程的潛力。在我們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學有潛力在每一個分子的層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讓人類痛苦和死亡，并且能發(fā)現(xiàn)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療這些疾病的辦法。在我們活著的這一時代，我們能夠比其它任何人類歷史上的時代更有能看到醫(yī)學進步發(fā)展的潛力。
這一切還與什么有關呢?它還與知識的增加有關。我們知道知識是在不斷增加，知道學術研究的過程，也知道知識在尋找其并不明顯的用途的過程。我們知道善于發(fā)現(xiàn)新奇事物這種天賦的作用;我們也知道各種機構的作用。
讓我對知識進行一個總的評論，這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說出最有用的知識是從何而來的，你無法預測它來自何處;你也無法設計一些程序來找到最有用的知識的形式是什么。
讓我給大家舉兩個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許從某些方面來說，我們在大學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數(shù)學。也許在數(shù)學領域中被運用的最少的是數(shù)字理論，即對數(shù)字的研究。你們中間任何一個發(fā)過email的人都會從在近二十五年中發(fā)現(xiàn)的數(shù)字理論中獲益，因為關于素數(shù)(譯者注，術語：只能被1和該數(shù)本身整除的數(shù))的研究是編碼計算程序的基礎，這種計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電子通訊和電子交流的基礎。這些，都來自于我們所擁有的最抽象的一類知識。
我再給大家舉一個與此完全不同的例子。這個例子來自于局勢很困難的那部分世界，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天我們舉這個例子似乎有些奇怪。這些年來，美國對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維營就中東沖突在以巴雙方達成的協(xié)議。很顯然，我們并不是今天中東地區(qū)和平的唯一途徑，但是那是通向穩(wěn)定的重要的一步，據(jù)參與過這次談判的人說，我們的總統(tǒng)所具有的一種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關鍵。這種能力就是他能從每一個被爭議地點的《圣經(jīng)》名稱及其在《圣經(jīng)》中的作用談起。對宗教的研究和對2000年前歷史的研究，看來抽象和深奧，然而，這些知識對一個關鍵的、實際的成就來說是很重要的。
人們可以不停地從大學的幾乎每一知識領域來談論知識的重要性，但是，我認為有一類知識是我們很難掌握的，那就是預測哪一類型的研究、哪一類型的純理論的探索會對未來社會做出最巨大的貢獻。但是，同樣地，正因為我們不能預言到哪一類型的知識會對我們的社會做出巨大貢獻，我們才能有信心地預言,新知識、新觀點、新方法和聰明的想法對我們的未來是很重要的。
很顯然，這種對知識創(chuàng)新的追求不只是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大學里，而且出現(xiàn)在商業(yè)機構的運作中，這些非常實際并為利潤驅動的機構在我們這個社會里為自己做著籌劃。不久以前有一次，我與美國一個名牌大學的天體物理學教授聊天，他問我，哪個機構雇用的博士畢業(yè)生最多。我認為，有可能是哈佛大學，也有可能是某個天文臺。而他給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國最大的投資銀行。這家銀行過去一直在搜尋那些極其有資質，非常有能力做數(shù)量研究的人才，因為這些人能在金融市場上發(fā)揮很大的作用。
的確，如果我們看看這些一流的商業(yè)機構，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正在不斷地尋找非常有創(chuàng)造力、受過最好的教育、資質超群的人。的確，如果我們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機構，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越來越多地開始具有一流大學的一些特質。
那么，一流大學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價值是通過思想者所擁有的品質來判斷的，而不是通過他們的地位來判斷的。哈佛大學的教授希望他們的學生能做一些創(chuàng)新的東西。當學生做研究驗證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設或理論時，這個教授當然希望這項研究結果出來后會證實他的假設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無論研究的結果是什么，這個教授會堅持認為這項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發(fā)表。我們哈佛大學有些教授對進化論的本質、環(huán)境問題和經(jīng)濟問題有他們獨特的見解;但是每一個教授都堅持認為大學的職責就是雇傭一流的、最有發(fā)展前途的學者加入他們的院系，無論這些學者是否贊同他們的研究成果。
這種強調以質量來判斷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業(yè)領域的人們談到統(tǒng)治集團的消亡、談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談到強調創(chuàng)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說，這種通過質量而不是來源來判斷思想的方法對近二十幾年發(fā)生在中國的革命至關重要，它也對中國社會所取得的巨大進步至關重要。
大學所承擔的第二個重要的任務是對視角多樣化的承諾，不管這個人來自于什么背景，只要他能為我們的卓越做出貢獻，我們就愿意招徠他。這一點也正在被更廣泛的世界努力趕上。這也一直是我們哈佛大學不斷追求探索的東西。一個世紀以前，哈佛大學是一個出身富裕家庭的紳士培育來自新英格蘭富裕家庭的年輕紳士的地方。它不向上過公立學校的學生開放;也不向黑人學生開放，也不向女生開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國大部分地方的學生開放。就在半個世紀以前，有些哈佛教員由于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離開學校。哈佛大學對某些團體也有限制，因為如果不限制這些團體，它們就會變得太多，會使人們覺得不舒服。
現(xiàn)在，哈佛是一所非常開放的大學，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無論你的信仰是什么、無論你來自哪個種族、無論你來自美國的哪個州，也無論你來自世界上的哪個國家，任何人都可以進入哈佛大學。但是，如果我們想更加包容和開放，如果我們想從多樣化視角所帶來的好處中受益，或者更進一步地說，如果我們想把最優(yōu)秀的學生和老師吸引到哈佛大學來，我們仍然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必須把我們拋向杰出人材的網(wǎng)張的越大越好。
正如大學的演變一樣，最優(yōu)秀和最尖端的商業(yè)機構、領導的最好的一些國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據(jù)人際關系來挑選少數(shù)的精英，而是轉向發(fā)現(xiàn)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給他們做出貢獻的人。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們正在進步，我們的進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大學的模式。
第三個區(qū)別是大學里最真實、最特殊的一點，但是這一點在各種各樣的機構中也越來越重要。在這一點上，也許大學和中國有一些相似之處，這也就是：強調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當我們考慮一項學術研究時，我們追求的不只是判斷它明天的影響、下一周、下一個月或下一年的影響，我們追求的是從長遠來看，為最終能產生最大影響的知識做貢獻。
越來越多的一流的商業(yè)機構、社會中一流的團體，不僅在盡量快速地前進來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而且還重視長期效益，他們都在投資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將來會產生影響的思想。
讓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三十年前在美國根本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美國的生物工程如果從其市場價值來看，現(xiàn)在值幾千億美元。在美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年創(chuàng)造過這么高的利潤。這一切是怎么發(fā)生的?這是因為人們看到了它將會帶來的潛能，他們有長遠的眼光。他們進行了投資，正如大學所在做的一樣。當大學引進一流的學者，讓他們充分發(fā)揮其想象力時，盡量不去指揮他們，依靠這種想法，從長遠來看，正是這些一流學者的知識才會有價值。
這是大學最根本的信仰，這是在美國已經(jīng)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認為，它會給任何想追隨這一信仰的人帶來成功。美國所授予的主要專利中大約有75%，從很重要的方面來講，是從以大學為基礎的研究中獲得靈感的。來自世界各地在美國大學學習的學生的愿望就是讓不為謀求利潤、自然也不用“竟爭”一詞的大學，同美國所擁有的任何一種出口業(yè)務比起來一樣成功。
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國大學成功?我們現(xiàn)在關于創(chuàng)辦一流大學的最佳見解是什么?我想就這個問題的幾個方面進行探討，我還想就大學未來發(fā)展所面臨的一些挑戰(zhàn)進行探討。
首先，大學應該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擾。在哈佛大學，無論是馬薩諸塞州的州長還是美國總統(tǒng)都根本沒有權力決定誰應該被任命為經(jīng)濟學教授、工程學教授或醫(yī)學教授，他們根本沒有權力為他們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學指手劃腳。
讓我告訴大家一些其它的重要的東西，我認為這也是為什么大學能夠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有一些人在賺錢這方面非常成功。他們在經(jīng)濟方面為哈佛大學做出過巨大的貢獻。有時，我們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學校的建筑物;有時我們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一些項目;有時我們還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一些教授職位。今天早上當介紹我的一些同事時，你們可能已經(jīng)注意到他們中很多人的教授職位前都有掛名：有人被稱作克芬斯汀數(shù)學教授，有人被稱為斯蒂姆森法學教授，還有其他一些教授職位也被提到過。但是有一點我是可以明確告訴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學，提出承諾要為一個數(shù)學教授、政治學教授或法學教授提供資助;但是你無權告訴哈佛大學誰應該被任命為這一教授，或這個教授必須信奉什么。如果你這么做，我們就會說，而且我們也曾經(jīng)說過：“把你的錢拿到其他學校去。把你的錢拿到別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認為，要理解創(chuàng)造智力卓越的源泉，這是創(chuàng)辦一流大學最基礎的東西。
對創(chuàng)辦一流大學至關重要的第二點是：這些大學在極力地爭奪最優(yōu)秀的人材。早些時候，在中國的一次聚會上，有人問我，對于想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人，我能給點什么建議。我說，從長遠來看，要想創(chuàng)建一流大學，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擁有最具創(chuàng)造力、最積極思考、最聰明的師資。我說，如果一個大學能夠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輕學者，吸引他們留在大學工作，他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一些一流的學者和一流的學生就會朝這些一流學者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會涌向這些一流學者。最終，成為一流大學的承諾是一定會實現(xiàn)的。
創(chuàng)造一流意味著不能有完全同等對待每個人的觀念;創(chuàng)造一流意味著要有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擁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擁有最具威脅思想的人，而且學校還得學會化解這種威脅。創(chuàng)造一流意味著要接受最優(yōu)秀的人，因為最優(yōu)秀的人并不總是最容易相處的人。的確，事實是能使人們最具創(chuàng)造力、使他們最富挑戰(zhàn)性、并使他們的思想令人振奮的特點同時也是這些人難以以最順暢的方式適應社會的特點，而一流的大學能理解這一點，他們盡力去尋找這些最優(yōu)秀的人。
對保持一流大學很重要的第三點是：這些大學必須不斷尋找方式來衡量自己，不斷尋找方式來給自己追求卓越的壓力。在商界，在追求經(jīng)濟效益的領域中，畢竟，大多數(shù)的機構都是如此，他們有一種現(xiàn)成的方式來衡量他們是否是一流的。這就是賬本底線。這就是利潤。而大學卻沒有這樣的衡量標準。因此，大學需要尋找其他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總是朝一流大學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這些方式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勵學者們去尋找外面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學，我們的科學家所進行的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并沒有得到學校的資助。部分理由是因為我們的經(jīng)費緊缺。我們想確保這些有限的經(jīng)費能被用來支持那些如果大學不提供資金，其他人也不會資助的領域，這樣，我們就能把我們的資金用在刀刃上。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夠提供研究基金的機構也在做他們自己的調查、做他們自己的監(jiān)管，他們對什么是最出色的研究項目會做出自己的評判。當他們進行這些評判時，資金就會流向那些能不斷出成果的人，而不會再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里去。
在大學，我們還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們還會在以后會更加積極地去做這些事。這就是：對于學校的每一部門，我們都會邀請世界上頂尖級的專家來評審我們的項目，告訴我們這項管理進展的如何、它的作用發(fā)揮的怎樣。我們用這些評審來作為我們確定未來方向的基礎。我們不允許那些正在負責某一項目的人來選擇誰來評審這一項目。相反，我們會從外面尋找那些最挑剔的人來做評審。
這一原則不只適用于各種項目，而且也適用于個人。在一個人被任命為哈佛大學的教授之前，他需要得到的不只是其所在領域將會成為其同事的人的認可，我們還會發(fā)信給他所在領域的各方面的頂尖級專家。這些專家要把這個人與同一領域的其他人進行比較，在任命任何人為哈佛大學教授之前，我們都會對這些評審進行仔細考慮。比較和競爭是給自己壓力去不斷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
大學的第四個方面是非常微妙和復雜的。那就是：大學以集體價值觀的名義把自己置于很強的領導之下，這一點很具有諷刺意味。我曾強調過美國的總統(tǒng)也無權任命任何一個人作哈佛大學的教授。但是，同時，美國一流大學的目標就是要產生很強的領導人物。試想如果哈佛大學的一個學院有一個新院長的空缺。這個新院長產生的程序是什么?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學里，新院長往往都是由這個學院的教員投票選出來的，或新院長是基于某一學院大多數(shù)教授的同意而被選出來的。這種方式是很有效的。當一群教授做得很成功時，他們會從自己中間選出一個能使他們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續(xù)的人。但是，這樣做也會常常產生平庸的人，出現(xiàn)不少弊病，因為，當一個機構運作的不是很好的時候，如果要選出一個新的領導，人們選出的常常是一個不具威脅性的新領導，而不是一個能承諾創(chuàng)造出卓越的新領導。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哈佛大學，我們給予大學校長這個權力來任命各個學院的新院長。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一流大學里，大學董事會來選擇大學校長，而不是通過大多數(shù)學生和教工的同意來選擇校長。
如果說我在哈佛大學作為世界一流大學之際，非常榮幸地當上了哈佛大學校長，我確信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只是自1860年美國內戰(zhàn)結束后第七個成為哈佛大學校長的人。確實，讓有很強的領導才能的人長期擔任職務的這一傳統(tǒng)，使得大學能在不斷變化的時代持續(xù)更新自己。
我認為以上列舉的每一方面：很強的領導層、競爭、外來的審察、對人才的無情競爭、與政治的分離，都非常重要，因為其中的每一條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條都很難。但是，在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的這一時代，這些方面不只在大學，而且在全社會，都變得很常見。
擺在我的大學、美國的大學、還有，依我之見，全世界其他大學面前的主要挑戰(zhàn)是什么?我將重點談論五個大的挑戰(zhàn)，五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大問題。我想，對這些問題，我們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我們并不是對每一個問題都有答案。
想達到這種平衡并不容易。哈佛大學與中國的緊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這些合作只在中國進行，那它就很難使遠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區(qū)的哈佛學生受益。因此，促進我們對全球化的參與、對全球化的理解、同時又保持我們的社會感，這些都是首要的、關鍵的挑戰(zhàn)。
第二個關鍵的挑戰(zhàn)是保持大學的社區(qū)感，大學的自治感，因為知識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有用和實際，而且被更廣大的社會需要。我，作為一個經(jīng)濟學教授，一直被認為是做抽象研究的的人，也都有機會擔任我們國家的財政部長。當我以部長這一身份訪問世界時，我也遇到了許多其他曾經(jīng)是教授的人在他們各自的國家擔任著類似的職務。一個接一個的領域，出于實際的原因，人們對一流思想的需求為大學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充分發(fā)揮其貢獻的機會，但是，同時，也產生了巨大的挑戰(zhàn)······
第三點，……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挑戰(zhàn)是保持我們對那些從目前來看不是很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領域的承諾。我認為，正如我在這個演講的剛開頭提到的，人們無法預測未來什么知識領域會很有價值，對此我深信不疑。適當?shù)钠鹱饔玫乃伎紩刮覀兲剿鞯姆秶?、更廣。
但是，當我們急急忙忙地處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問題時，我們又遇到一個挑戰(zhàn)，那就是：我們不應該忘記一些永恒的問題，如人性的本質、人類的沖突、人類家庭以及許多傳統(tǒng)文學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進退兩難的困境。在我們下決心要變得精明和目的明確時，我們不應該犧牲培養(yǎng)學生博學睿智的機會。這是大學非常重要的義務，因為，如果大學在管理方面的訓練做得少一點，社會上其他的機構會在這方面做得更多一點。如果大學不全面考慮未來商業(yè)的行為準則，其他機構會考慮這一點。但是如果大學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學不尋求對歷史的理解，那么這些東西很可能就會失傳。這將會是人類的悲劇性的損失，也是我們造成的悲劇性的犧牲。
第四，大學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知識結構。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調整我們的大學設置。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會有法學院;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有教育學院;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有物理和化學系;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有社會學和經(jīng)濟學系。但是，盡管存在著一個人類傳統(tǒng)的知識結構，然而，沒有任何知識是一模一樣的——沒有知識，是永恒不變的。當學者變得越來越專業(yè)化，這一點就變得越來越有道理。以前，據(jù)說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識;后來，據(jù)說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學科，如物理和經(jīng)濟學，中所有的知識;今天，要掌握一個學科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如宏觀經(jīng)濟學的知識，都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難了。但是，同時，很多非常重要的發(fā)現(xiàn)都是跨越傳統(tǒng)學科界限的，無論是在化學和生物之間，還是在考慮應用于音樂研究和文學研究的共同主題，或是在把教學的廣泛應用擴大到人類探尋的越來越多的領域。我們必須準備去利用這些重要的邊緣學科領域的研究。
最后，大學需要適應這一不斷變幻的世界所帶來的變化的機會。在未來，教育將會變成一個終生的需求。我們已經(jīng)看到被人們稱之為“燃料箱”的這一教育模式的結束，在這種教育模式下，人們年輕時用知識來給自己填充燃料，接下來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漸消耗所學的知識，直到退休?，F(xiàn)在，通過英特網(wǎng)向數(shù)千英里以外的人傳送知識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教學本身、教學對象和教學方法都要改變。在一個重要科學領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論文現(xiàn)在有三百個合著者。諸如人類基因組測序之類的研究項目耗資數(shù)十億美元。這種工作規(guī)模的變化、合作本質的變化都會改變或迫使我們改變大學的這種我行我素的傳統(tǒng)。但是，同時，正是我們對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個人的尊重才會常常產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學適應這些新的機會，但是又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另一挑戰(zhàn)。
今天，我在此嘗試著談論了一些我認為對大學來說至關重要的幾個方面和大學面臨的一些挑戰(zhàn)。我希望我表達的觀點是正確。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因為我堅持認為，如果，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產糧食上;而在另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產和運用鋼鐵;那么，在我們正在前進的當今世界上，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產生和運用知識。在這點上，沒有什么機構能比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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