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是中國生物學家，北京大學終身講席教授、前任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神經科學博士。他曾任美國華盛頓大學、西北大學教授。今天學習啦小編給大家分享一篇饒毅在開講啦上的精彩演講，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饒毅演講：你要成為什么樣的人

　　我今天想談“我們要做什么樣的人”。

　　我在想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的時候，首先我就是要做人。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有我們自己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這是一個漫長的進化過程，是從無生物到有生物，無核到有核，單細胞到多細胞，多細胞到整個個體。當然有簡單一些的個體，有復雜的個體，有植物、微生物、動物。我們最感興趣的動物里面，也就是從低等的小小的蟲子到更高等的，一直到有脊椎類、哺乳類、靈長類，最后走到了智人。而在智人里面，還有從猿到人的過程，這個過程并不是一步走過來的。所謂的北京猿人不是我們任何在座人的祖先。我們現在智人主要是來自于東非，他們從東非遷徙到歐洲，從印度次大陸南下到東南亞，從中國的南部遷向中國的北部，逐漸就要變成各地的人，最后變成我們自己。演化到最高的形式我自己的時候，我就覺得能夠有我這樣一個人在世界上是很神奇的事情。那么既然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不僅有整個生物的進化，而且包括家族的傳承，那你就會很珍惜。這個意思就是說“我要跟其他的生物，包括高等的動物要有所差別”。我們不能否認我們是動物，所以也有個體生存、種系繁衍的需求，也得需要食物、住房、求偶，但是我們不能這幾樣東西做得跟動物一模一樣。所謂你們這一代才流行，我們那一代沒聽過的“高富帥”“白富美”，在我耳朵里面聽得特別難聽。我認為這六個字把人完全當成動物在肉市上做交易，這是很悲慘的事情。我們跟動物最大的差別是我們具有人的特性的大腦，大腦讓我們有高級的認知，讓我們有文明的社會，為我們帶來今天日新月異的世界。所以只要你用大腦做一些值得進化，為你帶來的高級認知，這樣用大腦的生活才是做人的生活。所以做人用腦，這是我認為的基本點。

　　我們要做什么樣的人，第一個角度是從生物的角度，做人。第二個角度是從個體的角度，做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人，包括對于我來說做有趣的科學家，我覺得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科學是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好奇。所以如果沒有大腦，自己覺得自己要有趣，科學可能不會誕生。在和平時代你愿意做哪個行業(yè)都可以，你甚至學律師也可以，做主持人也可以，也沒有什么可恥的。做科學也是不需要誰獻身的，你愿做你喜歡就做，不愿意做，做別的事情。

　　科學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科學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我在北大做的研究里，曾經做過一個基因變化以后就影響睡眠。這是果蠅的腦袋，你可以看見一個熒光蛋白是由我們有特定的基因表達，可以看到這個基因在哪個地方，在哪個區(qū)域起作用。其中有些基因我們發(fā)現如果改變它以后，可以讓果蠅不睡覺，還有一些基因我們改變以后讓果蠅睡覺睡得特別多，還有一些基因我們改變以后，它白天睡覺晚上玩。我們還做過老鼠的研究，把老鼠的一些基因變掉以后，這個老鼠跟誰睡覺就出現問題。這個當然不是睡眠問題，這是性偏好的問題。我實驗室最近還做猴子的研究。這是一個小猴子，這個小猴子和其他小猴子是不一樣的。不一樣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我們改變了它的一個基因，基因改變以后就發(fā)現它對母親的愛就要減少。我們通過改變基因以后，知道哪些基因使得其他的猴子會愛它的媽。所以我們是通過異常來了解正常。這些實驗好玩得很，這些動物的外觀和細胞基因表達都是很漂亮的。除了作為一個職業(yè)，做科學研究要做有趣的。我自己在學校一直是講課，我講本科生的課，我也講研究生的課，我也是希望讓我們的同學覺得科學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玩，非常優(yōu)雅、非常激動人心的工作。除了做研究工作教學以外，我自己也喜歡讀書，有時候忍不住跟別人分享，就像小學生出黑板報一樣，我們最近幾個大人也想出黑板報，然后找不到黑板，干脆出了微信公眾號。我們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對智力、對知識的欣賞和享受與更多的人分享。我們還是覺得好玩是一個很大的目標。所以除去做好玩的科學，教好玩的課程，到讀好玩的書和出好玩的微信公號，我覺得我很喜歡做一個有趣的人。

　　從社會角度當然得考慮要做有意義的人。做有意義的事情對于我這一代人來說是一個問題，對于你們來說可能還是更大的問題，因為我們是和平時代的中國人。九年前回北大，我堅決拒絕任何人給我戴上“愛國”的帽子。我認為愛國只能用來描述，1940年代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在美國進行過博士后工作，回到戰(zhàn)爭中的重慶工作的張昌紹教授。他是藥理學家，他在戰(zhàn)爭期間在可以留在國外生活和工作的情況下，決定回到祖國，這叫愛國。有他這樣的科學家從西方引進我國所缺乏的科學傳統(tǒng)和當時的現代科學。才有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屠呦呦和其他科學家在中國做的研究。他們做的研究從中藥青蒿獲得化學單體抗瘧藥青蒿素。他們的研究結果造福于中國，造福于人類，所以他們當然是有意義的工作，他們的人生是有意義的人生。

　　我這一代，特別是像我自己這樣的人，不僅對于愛國完全沒有資格標榜，而且我很擔心自己的生活和事業(yè)意義不大，甚至沒有意義。所以我經常想提醒自己，希望我的研究有些時候不僅是看哪個老鼠跟哪個老鼠交配，而且甚至對于我們其他的學術，或者應用也許有時候有意義。這種意義可能是我們發(fā)現了一個新的基因，一個細胞如何控制睡眠，如何控制各種社交活動。也可以希望偶爾說不定我們發(fā)現一個藥物，可以讓人的時差可以倒過來。我說這句話還不是笑話，我們實驗室最近有一個研究生，他用細胞做的實驗，人體的細胞放在培養(yǎng)的時候，他丟一個藥上去。那個細胞就改了九個小時的時差，我現在熱切地等著他，是不是在動物身上，在人體有作用，除了在細胞上有作用以外。像這樣的有可能對人類有用處的，偶爾我也悄悄地做一做，會希望自己有一部分工作能夠有意義。可以是科研工作有意義，也可以是教學，萬一自己做得有限，我的教學做得很投入，希望有一批學生他們以后做的工作做得很好。這樣的話組織一個有機的，我自己認為是做人，做有趣的人和做有意義的人。

　　謝謝大家。

　　關于饒毅的社會評價：

　　我們這個社會是由一個個體制組成的，這就像一扇扇門，而掌握鑰匙的是人，有時甚至個別人就代表了整個體制。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你可以藐視體制的存在，但不能得罪體制，更不能得罪掌握鑰匙的那個人，得罪了意味著你將永遠被關在門外，除非你根本無需依托體制的存在。這又是一個不現實的烏托邦，自絕于體制之外，你就得承受體制的區(qū)別對待。這種冷遇在體制掌握分配權的現實里，幾乎是致命的。

　　有人說饒毅不夠淡定，一邊罵體制有病一邊又想獲得體制的承認。但這何嘗不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回國終究是為了愛國，一方面容不下缺點，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改變。罵體制也是為希望體制能有所觸動。如果是為了個人成就，我相信他在國外有更好的選擇。

　　饒毅不是非得當這個院士，有真才實學不怕沒有施展的地方，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樹上吊死，但中國科學體制的問題不能淡定到像放棄一個饒毅一樣，當什么事也沒發(fā)生。

　　在現有的體制下，饒毅就是個不合時宜的人，或者說他的所作所為既不明智也不理智。這樣的人自然為體制所不容。也許這就是饒毅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