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我軍歷史上是有名的指揮員之一，他后來犯了嚴重的罪行，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這是罪有應得。以下是學習啦小編整理了林彪： 怎樣當好師長，希望對你有幫助。

　　紅軍時期林彪

　　林彪與彭德懷相較，說勇林不如彭，說謀彭不如林。彭德懷是一團火，一團從里燒到外、隨時準備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測卻含而不露的靜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為毛澤東指揮中國革命戰(zhàn)爭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紅軍時期林彪比彭德懷資格淺。紅四軍與紅五軍在新城會師大會上，朱、毛、彭都在主席臺上講話，林彪還只能坐在臺下聽。聽著聽著，講臺塌了。臺下人都說剛會師就坍臺，不吉利。朱德站到臺架上大聲一句：不要緊，臺坍了搭起來再干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熱烈的情緒又恢復過來。林彪也在臺下鼓掌。彭德懷坐在臺上看不見他。他卻把這個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懷看了個真切。從此開始了紅軍中這兩位名將不錯的配合作戰(zhàn)歷程。

　　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廣昌戰(zhàn)斗，李德指揮紅軍與敵人正面硬拼，三軍團傷亡兩千七百余人，占軍團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懷當面罵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痛”。翻譯伍修權考慮到領導之間的關系，沒有全翻，彭德懷便把三軍團政委楊尚昆拉過來一字一字重新翻譯，硬是把李德氣得暴跳如雷。

　　林彪則有另外一種方法。廣昌戰(zhàn)斗前夕，林彪個人署名寫了《關于作戰(zhàn)指揮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給軍委的信》：“對于敵人在五次‘圍剿’中所用戰(zhàn)略戰(zhàn)術，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過去有許多同志曾研究了這個問題，有些文章上也曾發(fā)表過這個問題。但有些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觀察，還有些不充分不確實的地方。”

　　林彪認為“敵人在戰(zhàn)略上雖是進攻，而在戰(zhàn)術上則屬于攻勢防御，或為固守防御”。他將敵人的推進方式歸納為“緩進形式”“躍進形式”和“急進形式”，具體用何種形式，“主要的是根據(jù)他當時對我軍主力行蹤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橋、下羅泊港戰(zhàn)斗都說明“短促突擊”使我們成了“守株待兔”“沒有一次收效”。

　　紅軍時期林彪直指軍委在指揮上存在四大缺點：

　　一、“決心遲緩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勝利的機會”，“這是軍委最大的”，“最嚴重的缺點”;

　　二、“決心下后在對時間的計算是極不精確的”，致各部隊“動作不能協(xié)同”，“像這樣的事實多得很”;

　　三、“軍委對各部任務的規(guī)定及執(zhí)行的手段過于瑣細，使下級無機動的余地，軍委憑極不可靠的地圖去規(guī)定部隊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戰(zhàn)術布置，則是無論如何不適用的”;

　　四、“軍委對于戰(zhàn)術原則還未能根據(jù)實際情況靈活運用，未充分去分析當時當?shù)厍闆r上的特點，而總是一套老辦法到處一樣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寫道:“有些重要的負責同志，因為他以為敵人五次圍剿中所用的堡壘政策是完全步步為營的，我們已失去了求得運動戰(zhàn)的機會，已失掉一個戰(zhàn)役中消滅(敵)幾個師的機會。因此遂主張我軍主力分開去分路阻敵，去打堡壘戰(zhàn)，去天天與敵人保持接觸，與敵對峙，去專門求小的戰(zhàn)術勝利，以削弱敵人，想專憑在長期無數(shù)小的勝利中(每回消滅敵人一連或一營)，就地把敵人的五次圍剿完全粉碎，這種意見我是不同意的。事實我們沒有失去運動戰(zhàn)的機會，并沒有失去一回消滅敵人幾師的機會。”

　　這是一封尖銳潑辣又不失于冷靜分析的信，直指“軍委最大的”、“最嚴重的缺點”。這樣明確、大膽而具體地向軍委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在當時黨和紅軍高級領導人中并不多見。

　　林彪以冷靜剖析對李德的批判，不亞于怒火中燒的彭德懷。

　　林彪善思、善戰(zhàn)。彭德懷由勇生智，林彪則由智生勇。從帶兵伊始，他就與“主力”二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1928年2月，南昌起義部隊到了耒陽城下。朱德聽取當?shù)乜h委情況匯報后決定:大部隊正面進攻桌子坳之敵，抽出一個主力連隊配合農(nóng)軍攻城。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領的連隊。耒陽被一舉攻克。

　　朱德由此發(fā)現(xiàn)林彪的軍事才能。這一發(fā)現(xiàn)此后反復被實戰(zhàn)證明。

　　他當連長的連隊是全團戰(zhàn)斗力最強的連，當營長的營是全團最過硬的營，當團長的團是紅四軍的頭等主力團。如果一次、兩次，還可說有那種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幾十年如一日，帶出一批擅長野戰(zhàn)的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便不能全部歸諸偶然了。 1936年12月，林彪曾講過一次“怎樣當好師長”，可以說這是他對自己紅軍時期作戰(zhàn)指揮的一個小結：

　　林彪： 怎樣當好師長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辦不好事情，不能當好軍事指揮員。應該自己干的事情一定要親自過目，親自動手。比如，應該上去看的山頭就要爬上去，應該了解的情況就要及時了解，應該檢查的問題就要嚴格檢查。不能懶，軍事指揮員切忌懶，因為懶會帶來危險，帶來失敗。比方說，一個軍事指揮員，到了宿營地就進房子，搞水洗臉洗腳，搞雞蛋煮面吃，吃飽了就睡大覺。他對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幾個山頭周圍有幾條道路，敵情怎么樣，群眾條件怎么樣，可能發(fā)生什么情況，部隊到齊了沒有，哨位在什么地方，發(fā)生緊急情況時的處置預案如何，都不過問，都不知道。這樣，如果半夜三更發(fā)生了情況，敵人來個突然襲擊，就沒有辦法了。到那種時候，即使平時很勇敢的指揮員，也會束手無策，只好三十六計，跑為上計，結果，變成一個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和打敗仗，常常是因為沒有思想準備，沒有組織準備，工作沒有做到家，懶的結果。因此，不論大小指揮員都要勤快，要不惜走路，不怕勞累，要多用腦子，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腳到、手到。事情沒有做好以前，不能貪閑。貪閑就隱伏著犯錯誤的根子。什么事都要心中有底，“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雷打不動的干部，牛皮糖式的干部，不管有多大本事，都不是好干部。

　　二、要摸清上級的意圖。對上級的意圖要真正理解，真正融會貫通，真正認識自己所受領的任務在戰(zhàn)役、戰(zhàn)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才能充分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才能打破框框，有敢于和善于在新情況中找到新辦法的創(chuàng)造性;才能有大勇，才能決心強、決心狠，敢于徹底勝利，有強烈的吞掉敵人的企圖和雄心。指揮員的勇敢集中表現(xiàn)在殲敵決心的堅定頑強上面。指揮員的大勇建立在革命的最高自覺性和正確理解上級意圖的基礎上面。

　　三、要調(diào)查研究。對于敵情、地形、部隊的情況和社會情況，要經(jīng)常做到心中有數(shù)。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間斷。這樣做，不能看作是重復，實際上這不是重復，而是不斷深化不斷提高的過程，是取得正確認識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平時積累掌握的情況越多，越系統(tǒng)，在戰(zhàn)時，特別是在緊張復雜的情況下，就越沉著，越有辦法。急中生智的“智”，才有基礎。因此，調(diào)查研究工作要貫串在各項工作中，要貫串在每一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整個過程，反對打莽撞仗、糊涂仗，反對急性病，反對不親自動手做調(diào)查研究的懶漢作風。特別是敵情，必須切實摸透。因為敵情是活的，敵人必然會極力隱蔽、偽裝他們的真實企圖和行動。要盡一切可能不間斷地偵察，查清敵人的部署和動向，看他扮演什么角色?是主角還是配角?是主力還是非主力?是驕兵還是敗兵?能集中多大兵力向我們進攻和阻擋我們的進攻。查明敵主官的特性，看他慣用和擅長用什么戰(zhàn)法，根據(jù)他當前的企圖判斷他可能采用什么打法，等等。只要摸清了敵情、我情、地形的底，決心就快，就硬，就堅定。就不會被任何假象所迷惑，就不會被任何困難所嚇住。如果情況不清，就會猶豫不決，舉棋不定，坐失良機，或者勉強下了決心，一遇風吹草動，聽到畏難叫苦和不正確的建議，就容易動搖，可能一念之差，前功盡棄。

　　四、要有個活地圖。指揮員和參謀必須熟悉地圖，要經(jīng)常讀地圖。熟讀地圖可以產(chǎn)生見解，產(chǎn)生智慧，產(chǎn)生辦法，產(chǎn)生信心。讀的方法是把圖掛起來，搬個凳子坐下來，對著地圖看，從大的方向到活動地區(qū)，從地區(qū)全貌到每一地段的地形特點，從粗讀到細讀，逐塊逐塊地讀，用紅藍鉛筆把主要的山脈、河流、城鎮(zhèn)、村莊、道路標劃出來，邊讀，邊劃，等到地圖差不多快劃爛了，也就差不多把地圖背熟了，背出來了。在熟讀地圖的基礎上，要親自組織有關指揮員和參謀對作戰(zhàn)地區(qū)和戰(zhàn)場進行實地勘察，核正地圖，把戰(zhàn)場的地形情況和敵我雙方的兵力部署都裝至腦子里去，做到閉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鮮明的戰(zhàn)場圖影，離開地圖也能指揮作戰(zhàn)。這樣，在你死我活、瞬息萬變的戰(zhàn)斗情況下，可以比敵人來得快，爭取先機，先敵一著，掌握主動，穩(wěn)操勝券。

　　五、要把各方面的問題想夠想透。每一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組織，要讓大家提出各種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要讓大家來找答案，而且要從最壞的最嚴重的情況來找答案。把所有提出來的問題都回答了，再沒有問題沒有回答的了，這樣，打起仗來才不會犯大錯誤，萬一犯了錯誤，也比較容易糾正。沒有得到答案的問題，不能因為想了很久想不出來就把它丟開，留下一個疙瘩。如果這樣，是很危險的，在緊要關頭，這個疙瘩很可能冒出來，就會使你們心中無數(shù)，措手不及。當然，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要考慮的問題很多，不可能一次都提完，也不可能一次都回答完，整個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過程，就是不斷提出問題和不斷回答問題的過程。有時腦子很疲勞，有的問題可能立即回答不了。這時，除了好好地和別人商量以外，就好好地睡一覺，睡好了，睡醒了，頭腦清醒了，再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就可能開竅，可能想通了，回答了，解決了?？傊瑢γ恳粋€問題不能含糊了事。問題回答完了，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組織才算完成。

　　六、要及時下達決心。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可以下決心打呢?指揮員必須以最大努力組織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準備工作，力求確有把握才動手，不打無把握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戰(zhàn)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備各種條件，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般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把握，就很不錯了，就要堅決地打，放手地打。不足的條件，要通過充分發(fā)揮人的因素的作用，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充分發(fā)揮人民軍隊特有的政治上的優(yōu)勢，充分發(fā)揮指戰(zhàn)員的智慧和英勇頑強的戰(zhàn)斗作風來彌補，以主觀努力來創(chuàng)造條件，化冒險性為創(chuàng)造性，取得勝利。

　　七、要有一個很好的很團結的班子。領導班子思想認識要一致，行動要協(xié)調(diào)、合拍，要雷厲風行，要有革命英雄主義的氣概。都要勤快，都千方百計地辦好事情，完成任務。不互相扯皮，不互相干擾，不抱旁觀者的態(tài)度。如果領導班子不好，人多不但無用，反而有害。

　　八、要有一個很好的戰(zhàn)斗作風。有好的戰(zhàn)斗作風的部隊才能打好仗，打勝仗。好的戰(zhàn)斗作風首先是不叫苦，搶著去擔負最艱巨的任務，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猛打猛沖猛追。特別是要勇于窮追。因為把敵人打垮以后，追擊是解決戰(zhàn)斗、擴大戰(zhàn)果、徹底殲滅敵人最關鍵的一招。在追擊時，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動的扶著拐棍追，就是爬、滾，也要往前追，只有抓住敵人，才能吃掉敵人。好的戰(zhàn)斗作風要靠平時養(yǎng)成，要靠實際鍛煉，要在緊張、殘酷的戰(zhàn)斗中才能鍛煉出來。不敢打硬仗、惡仗的部隊，讓他打幾次就打出來了，因為已經(jīng)見識過硬仗、惡仗的場面，有了體會，有了經(jīng)驗，知道怎么打了，百煉成鋼就是這個道理。做工作也要有好的作風，說了就要做，說到那里做到那里，要做得干脆利索，要一竿子插到底，一點不含糊，不做好不撒手。好的作風的養(yǎng)成，關鍵在于干部。強將手下無弱兵，干部的作風怎么樣，部隊的作風就會怎么樣。因此，首先要抓好干部，要干部做出樣子，影響帶動部隊。只要干部作風好，指揮好戰(zhàn)斗，多打勝仗，即使是新建的部隊或者原來基礎較弱的部隊，也會很快打出好作風來，像鐵錘一樣，砸到那里，那里就碎。

　　九、要重視政治，親自做政治工作。部隊戰(zhàn)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時堅強的黨的領導、堅強的政治工作。連隊的支部一定要建設好，支部的工作要做活，就是要把所有黨團員的革命勁頭鼓得足足的，充分發(fā)揮他們的模范作用、帶頭作用，通過他們把全連帶動起來，通過他們?nèi)プ稣喂ぷ?，提高全體指戰(zhàn)員的階級覺悟。有了堅強的黨支部的領導，有了堅強的政治工作，就可以做到一呼百應，爭先恐后，不怕犧牲，前赴后繼。戰(zhàn)術、技術也要練好，特別是技術，如果槍打不準，戰(zhàn)場上就不能消滅敵人，就不能解決戰(zhàn)斗。因此，軍事訓練不能馬虎，黨政工作要領導好訓練。藝高人膽大，膽大藝更高，部隊有了高度的無產(chǎn)階級覺悟，有了好的戰(zhàn)斗作風，再加上過硬的作戰(zhàn)本領，就如虎添翼，就可以無敵于天下。

　　研究紅軍時期林彪指揮作戰(zhàn)的人，應該好好研究一下上面這九條。

　　“有強烈的吞掉敵人的企圖和雄心”;“閉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鮮明的戰(zhàn)場圖影”;“化冒險性為創(chuàng)造性”;“要勇于窮追”、“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動的扶著拐棍追，就是爬、滾，也要往前追”;“像鐵錘一樣，砸到那里，那里就碎”。

　　語言簡練、生動，有力度、有氣勢、有特色。與其說是語言的力度與特色，不如說是思想的力度與特色。只有扎實的實踐與深刻的思索，才能產(chǎn)生這樣的結晶。

　　共產(chǎn)國際是語言大師。斯大林是語言大師。“剝奪剝奪者”“兩個高潮中間的低潮”“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皆是以極其精練和巧妙的語言，道出了今天動輒需要數(shù)千字才能表達清楚的概念。林彪也有頗多頗富個性頗帶個人思索特點的語言，是否也能算一個語言大師?

　　1995年1月5日，臺灣《聯(lián)合報》報道，國民黨“中”討論高中三民主義考試問題時：郝柏村說，考試和教學方法要好好檢討;連戰(zhàn)說，今后要以“活學活用”為目的。

　　20世紀80年代鄧麗君風靡內(nèi)地，臺灣人稱為“反攻大陸”;90年代國民黨副主席也高談起“活學活用”，大陸人卻忘了說林彪反攻了臺灣。

　　當然，若以為以上九個“要”便是林彪指揮特點的全部，就大錯了。數(shù)到第九個“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個極其關鍵的“要”:要面對失敗。

　　1929年1月，在紅四軍前委柏露會議上，決定紅五軍及四軍三十二團守井岡山，內(nèi)線作戰(zhàn)，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林彪剛剛擔任團長，初戰(zhàn)順利，下山后便首先殲敵一營，突破封鎖線，不費一槍一彈占領大余。但很快便在小勝中露出破綻。

　　紅四軍前委在城內(nèi)天主堂召開的連以上干部會，確定二十八團擔任警戒，軍部、三十一團、特務營和獨立營在城內(nèi)及近郊開展群眾工作。林彪領受了任務，帶領二十八團進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負責一段。既沒有組織營連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沒有研究出現(xiàn)復雜情況后的協(xié)同配合，更忽略了這是一個沒有黨組織、沒有群眾斗爭基礎的地方，敵人來的時候，是沒有人向紅軍報信的。

　　如同他在第一個“要”中所說，一個軍事指揮員，“他對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幾個山頭周圍有幾條道路，敵情怎么樣，群眾條件怎么樣，可能發(fā)生什么情況，部隊到齊了沒有，哨位在什么地方，發(fā)生緊急情況時的處置預案如何，都不過問，都不知道。這樣，如果半夜三更發(fā)生了情況，敵人來個突然襲擊，就沒有辦法了”，但他偏偏沒有做到這第一個“要”。

　　贛敵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勢是突然發(fā)起的。因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團在城東的警戒陣地被突破。“到那種時候，即使平時很勇敢的指揮員，也會束手無策，只好三十六計，跑為上計，結果，變成一個機會主義者”林彪就成了這樣的“機會主義者”，活脫脫在總結自己慘痛的經(jīng)驗。部隊急速后撤，城內(nèi)一片驚亂。后來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說，他當時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什么叫“兵敗如山倒”。

　　那是一種失去控制的混亂。紅四軍士兵委員會秘書長陳毅正在街上向群眾分發(fā)財物，城北街區(qū)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敵軍，他連忙后撤，在城邊才追上后退的軍部。所謂軍部，也只剩下毛澤東和少數(shù)機關人員。毛澤東要林彪反擊，林彪猶豫不決。部隊已經(jīng)退下來，不好掌握了。毛澤東大聲說：“撤下來也要拉回去!”陳毅也說：“主力要堅決頂住敵人!”林彪帶著身邊的少數(shù)人沖殺回去，把敵人的攻勢擋住了一陣，才勉強收攏起分散開來的部隊。

　　這一仗犧牲了三十一團營長周舫，獨立營營長張威。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負重傷，用擔架抬著行軍，在敵軍追擊、部隊倉促奔走的混亂中不幸犧牲。本來就缺干部的紅四軍真是雪上加霜。

　　部隊日夜行軍想擺脫追兵，但禍不單行。平頂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紅四軍四地四戰(zhàn)，結果四戰(zhàn)四敗。在平頂坳，向?qū)О崖穾уe，與追兵發(fā)生接觸，造成損失。在圳下，軍部險遭覆滅。

　　當夜軍部駐圳下，前衛(wèi)三十一團駐圳下以東，后衛(wèi)二十八團駐圳下以西。次日拂曉，林彪未通知就帶二十八團先開拔，軍部失去了后衛(wèi)還不知道。警衛(wèi)軍部的特務營也未及時發(fā)現(xiàn)敵情。敵人進入圳下時，陳毅、毛澤覃還沒有吃完早飯，譚振林、江華也正在喝糯米酒釀，晚睡晚起的毛澤東則還未起床。

　　槍聲一響，毛澤東醒來，敵人的先頭分隊已越過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驚心動魄的時刻。后來消滅八百萬蔣介石軍隊建立新中國的共產(chǎn)黨領袖們，差一點就被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包了餃子。

　　毛澤東是利用拂曉昏暗，隨警衛(wèi)員轉移到村外的。朱德差一點讓敵人堵在房子里。警衛(wèi)員中彈犧牲，妻子被敵人沖散后也被俘犧牲，他抓起警衛(wèi)員的沖鋒槍，才殺出重圍。陳毅披著大衣疾走，被突然沖上來的敵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拋，正好罩住敵人的腦袋，方才脫身。毛澤覃腿部中彈。林彪率二十八團、伍中豪率三十一團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壓住敵人。因未能履行好護衛(wèi)軍部的任務，林彪挨了個記過處分。

　　1959年，陳毅對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人員回憶說：“當時紅軍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qū)?hellip;…一走錯路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毛澤東在1929年3月20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五團緊躡其后，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就是在這些最危險、最困苦，不是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而是一個失敗接著一個失敗的環(huán)境中，摔打出了一個林彪。

　　那畢竟不是一個憑借關系上升的年代。一切成就，都需來自戰(zhàn)爭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然沒有人明確講，做卻都是按照這個標準做的。紅軍中那些威名赫赫的戰(zhàn)將，哪一個是通過聽匯報看材料翻檔案找談話搞民意測驗選出來的?對他們的選擇不是哪一個人的選擇，是戰(zhàn)爭的選擇，是戰(zhàn)場上生與死、勝與敗的選擇。

　　紅軍時期林彪同樣如此。正是這些挫折使他放棄了個人的一切興趣與愛好鉆研軍事。肖克將軍回憶說，林彪喜歡讀兵書，《曾胡治兵錄》和張乃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史》他都讀過;紅軍打下龍巖后繳獲的國民黨政府1928年頒布的軍隊操典，林彪不但自己看，還選了一部分刻蠟板印發(fā)給大家看;最后干脆把干部集合起來，自任連長，帶領大家實際操演。江西、閩西的紅土地和茂密的山嶺，成為這位日后百萬大軍統(tǒng)帥實踐運動戰(zhàn)的最好場所。伏擊、奔襲、迂回、包抄、穿插、分割、圍點打援、猛打猛沖猛追……沒有什么高深理論的限制，沒有什么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沒有哪個德高望重元勛的阻撓，不用動輒討論重大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那是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他畫出了這樣的圖畫。非凡的戰(zhàn)爭年代，造就了他非凡的野戰(zhàn)才華。

　　林彪的野戰(zhàn)精髓歸結為兩個字：運動。他指揮的部隊以運動神速、善于奔襲、飄忽不定為特點。運動是其指揮藝術的核心之所在。林彪忌固守，尤忌雙方重兵相向的固守。這一點使他與彭德懷區(qū)別很大。伏擊，特別是出其不意的伏擊，對他來說不是等待的結果，而是運動的結果;他的戰(zhàn)機，幾乎全部在運動中創(chuàng)造。他指揮的部隊的行軍速度，接敵速度，擴張戰(zhàn)果的追擊速度，在紅軍中首屈一指。

　　由此引發(fā)出許多傳奇故事。例如說林彪在黃埔學校成績優(yōu)秀，深受一些軍事教官青睞，被同學們稱為“軍校之鷹”。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也在其《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說:“林在著名的廣州黃埔軍校受訓期間，也曾是蔣介石和后來成為蘇聯(lián)元帥的勃留赫爾(加倫將軍)的寵兒。”但卻沒有任何人能夠為這些傳說拿出可信的證據(jù)。

　　黃埔軍校從第四期起，按考生的成績分為軍官團和預備軍官團，步兵科第一團是軍官團，第二團是預備軍官團。林彪恰恰被分在考試成績不太好的第二團里。蔣介石知道他的黃埔學生中出了共產(chǎn)黨人李之龍、陳賡、蔣先云、王爾琢、黃公略、左權、劉疇西、許繼慎、周士第、趙自選、宣俠父、余灑度;但直到1930年底開始第一次圍剿，他親自明令懸賞緝拿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還不知道紅軍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將領林彪也曾是黃埔軍校的學生。

　　歷史在某些時候喜好開一些并非惡意的玩笑。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幾個后來頗負盛名的人物，都集中在考試成績并不太好的第二團里:第二連有一個面孔文靜(畢業(yè)照片上甚至還戴了副眼鏡)、愛好歷史的陜西學生──后來蔣軍王牌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第三連有一個面孔同樣文靜、同樣對歷史感興趣的湖北學生──后來的紅軍王牌第一軍團軍團長林彪。

　　林彪從來不是那種在張榜考試中名列前茅，也不是那種登高一呼云集者眾的人。卷面作答，沙盤作業(yè)，操場演練，他的成績并不驚人。“軍校之鷹”、校長“寵兒”之類的詞，比他更合適的人比比皆是。他的軍事基礎得益于黃埔。但他日后真正的軍事造詣，則幾乎全部來自紅土地上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的戰(zhàn)爭實踐。

　　研究觀察那段歷史時，這一點必須明確：林彪不是黃埔軍校的產(chǎn)物，而是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產(chǎn)物;他不是軍校的寵兒，而是革命戰(zhàn)爭實踐的寵兒。以他黃埔四期的資歷、孤僻倔強的性格，若在國民黨軍中，恐怕一輩子升到軍長都難。在紅軍中這一職務他二十四歲就達到了。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給他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天地。在錯綜復雜、千變?nèi)f化的實戰(zhàn)場所，終于得以施展他在卷面上難以施展的野戰(zhàn)才華。這位黃埔四期生在紅土地上與他的校長蔣介石、教育長何應欽、管理部主任顧祝同、戰(zhàn)術教官劉峙、第四期炮科大隊長陳誠、學員隊區(qū)隊長蔣鼎文，展開了一場生死戰(zhàn)斗。胡宗南、李默庵、杜聿明、鄭洞國、陳明仁……這些黃埔一期學生，也先后在各個戰(zhàn)場成為林彪這個黃埔四期后進的對手。最終，他們都不是他的對手。

　　1948年底，被林彪打敗的杜聿明從遼沈戰(zhàn)場跑到北京對傅作義大嘆:關外共軍的武器裝備與戰(zhàn)略戰(zhàn)術，皆非關內(nèi)共軍所能比;從理論上說，國民黨一年之內(nèi)將喪失天下。蔣介石麾下這位四面堵漏的“救火隊長”發(fā)出這樣的感嘆，確屬國民黨方面對林彪的由衷贊嘆。

　　不可否認，這其中有他對戰(zhàn)爭不能不說是相當刻苦、相當獨到的琢磨與鉆研。當他全神貫注于軍事的時候，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優(yōu)秀的軍人。

　　軍事鉆研是一方面，還有另一方面，是其當時表現(xiàn)出來的革命堅定性。離開了這一面，也不成其為林彪。1928年，在井岡山斗爭非常困難的“八月失敗”中，二十八團二營長袁崇全拉走隊伍叛變，朱德、陳毅派紅四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率林彪的一營追擊。一營長林彪先前已經(jīng)感覺出二營長袁崇全的動搖，提出追上去武力解決;團長王爾琢相信他與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沒有采用林彪的意見。結果王爾琢在追回袁崇全的過程中，被袁開槍打死。

　　當年十九歲的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jīng)在八十三歲回憶那一幕時，感慨萬端:“王爾琢去叫袁崇全時，我在場。他和袁有較深的關系，同學，還是老鄉(xiāng)，一個是石門人，一個是桃源人。當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時，王爾琢很氣憤，說:豈有此理!他不認為袁會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認為，他去叫，袁一定會回來。

　　“聽跟他去的人講，進村后，他大聲喊:我是王團長，是來接你們的!戰(zhàn)士們聽出他的聲音，不打槍。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時，袁拿著槍出來。王讓他回去，他不回，倆人吵起來。吵著吵著，袁崇全揪住王爾琢的脖子就開了槍……”

　　杜修經(jīng)說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王爾琢犧牲后，紅軍時期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團團長。此后縱隊司令、軍長、軍團長，一發(fā)而不可收。有人說王爾琢若不犧牲，最低也能評上元帥，說不定因此就不會有“九一三”了。

　　可惜歷史的一個最遺憾之處，便是它縱然容許假設，最終卻只進行選擇。選擇從另一面看，便是淘汰。于是，過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爾琢，在革命生涯的早期遺憾地悄然出局。再于是，歷史把主角分配給了一開始便提出“追上去武力解決”的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