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毛澤東的閱讀史略
毛澤東最愛閱讀的書就是史書，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于毛澤東的閱讀史略，希望能夠給大家以啟發(fā)。
常言道，書山有路。毛澤東一生登攀書山之路，別具風景。
毛澤東的閱讀史，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長史、認識發(fā)展史、思想升華史、情感愉悅和情感表達史。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的閱讀生涯和他的實踐活動密不可分，他的閱讀史，也是他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互動史。
在不同時期，因背景不同，任務不同，境遇不同，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關注的重點不同，個人的興趣和精神狀態(tài)不同，毛澤東重點閱讀的內容也有所不同?？傮w上來看，各個時期的閱讀，都或隱或顯地為了樹信仰、求真知、促實踐、達情意。從這幾個角度來梳理毛澤東的閱讀史，可以更切實而具體地了解他在不同時期為什么讀書，重點讀什么書，怎樣讀這些書，如何運用書本知識，這樣一些在我們今天看來不無借鑒和啟發(fā)意義的話題。
關于毛澤東的閱讀史略一、求學年代:閱讀與尋找“本源”
出身農家的毛澤東，在韶山發(fā)蒙之初，和當時其他農家孩子一樣，不過是略識之無，為謀生之備。他當時的讀物，無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經》《幼學瓊林》等蒙學讀本，以及《論語》《詩經》等典籍文本。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還陳列著他當時讀過的《詩經》和《曾文正公家書》。此外，毛澤東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樣，喜歡讀《水滸傳》《精忠傳》《西游記》等傳奇小說。這類讀物，屬于中國傳統文化在民間的普及和延伸。
父親毛順生，是一個典型的走上水的農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澤東培養(yǎng)成種田的好把式，最多是像他那樣，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識些字，有糾紛能講出道理;會用算盤，做生意時不至于吃虧。這種安排，使毛澤東在讀了幾年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學業(yè)元帥毛奇，一是說他和同學們談論“立志”，常稱“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chuàng)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種說法，毛澤東把“讀奇書”，當作了成為“奇男子”的首要條件。
在青年毛澤東心目中，所立之志，相當程度上要靠讀書才能接近和確定，由此宣稱，“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他當時幾乎有一種要讀盡世間書的雄心壯志，為此，1915年一度考慮從湖南一師退學去自修，原因是學校教的東西不能滿足他“學以立志”的追求。后經人勸說，才打消這個念頭。
那么，毛澤東在這期間通過讀書要立的志，即他讀書的目的是什么呢?
從他留下的文稿來看，最早談到的讀書目的，是“修學儲能”。所謂“儲能”，即為未來干事情儲備知識才能，和今天的青少年學子所追求的沒什么兩樣。但很快，毛澤東的追求便超越了這個階段。特別是在經歷了袁世凱稱帝的亂局后，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說無才無能，但“其胸中茫然無有，徒欲學古代奸雄意氣之為，以手腕智計為牢籠一世之具，此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如何能久?”看來，光有才能智計，終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給他的老師黎錦熙的一封長信中，對修學到底應該儲什么“能”，讀書到底應該立什么“志”，來了一番徹底的反思。他說:今天許多人讀書立志，說是將來要當軍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于對成功前輩的羨慕，模仿別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據“宇宙之真理”來“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么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澤東說那個東西叫“大本大源”?！氨驹础边@個概念，源自朱熹，為近代湘學士風所追慕，說起來很虛玄，其實很有些像黑格爾說的那個“絕對真理”。要找到這個“本源”，途徑在“倡學”。也就是說，讀書學習的目的，在于尋找和確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
青年毛澤東曾經很敬佩曾國藩，甚至說出“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這類的話。許多人對此事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也是在給黎錦熙的這封信中，毛澤東談到當時敬佩曾國藩的原因，是曾國藩所以能夠以一介書生平定洪楊，在于他學有“本源”，有了這個“本源”，曾國藩可以“動”湘軍之“心”，以傳統的大道理和信念來治理湘軍。毛澤東所敬者，唯在此耳。在這封信中，毛澤東還說，近人當中，康有為“似略有本源”，無非也是看重康有為寫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這樣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會的具體主張和目標理想。特別是其“大同”理想，在毛澤東看來，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澤東當時的社會理想，恰恰也是讓人人“共躋圣域”，“天下皆為圣賢，而無凡愚”，和康有為的想法比較接近。直到1949年寫《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還把康有為作為“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來提，認為他寫了《大同書》，但“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正是沿著讀書求“本源”的思路，毛澤東在當時很注重閱讀哲學和倫理學方面的著作，希望從中找到真理，然后“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這個思路，他1917年9月23日和同學張昆弟等人談得很徹底:“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fā)其新思想?！痹傺刂@個思路往前走，毛澤東1918年4月組織成立新民學會，提出“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的宗旨，這就把尋求學術真理，以動天下之心的目的具體化了。
為了尋找“本源”，毛澤東當時下工夫讀的書主要有兩大類。
第一類，是中國傳統的文史哲典籍。
這類書籍，為當時毛澤東廣泛閱讀，打下終生受用的國學基礎。從毛澤東當時的通信和文稿來看，他比較喜歡和讀得比較深的，有《老子》《莊子》《墨子》《論語》《孟子》《禮記》《中庸》《大學》和《朱子語類》《張子語類》等諸子經典;有《尚書》《左傳》《漢書》《史記》《昭明文選》《昌黎先生集》《古文辭類纂》《讀史方輿紀要》等文史作品。漸漸地，毛澤東意識到，要讀盡傳統的經史子集是不可能的，由此提出了一個變通的法子，他稱之為“擇書”。1915年22歲那年，作為湖南一師二年級學生，毛澤東在汗牛充棟的國學典籍中，選出77種經、史、子、集，開列給朋友，說要有學問，必須讀完它們。這封談論“擇書”的信留存了下來，可惜開列的書目卻佚失了。
讀傳統典籍，毛澤東比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顧炎武為代表的明清實學和晚清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湖湘學派的影響。他很看重顧炎武《日知錄》，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譚嗣同的《仁學》，以及他的老師楊昌濟的《論語類鈔》《達化齋日記》等論著。這些書對毛澤東的影響，主要在修學儲能和修身處世方面，特別是對他既張揚進取又勤苦務實的個性養(yǎng)成，有明顯作用。
總的來說，青年毛澤東讀傳統典籍居多，這是那時學子們的普遍現象。他的不同之處在于，不是被動接受，而是常常帶著研究的眼光來讀。如果翻看《毛澤東早期文稿》，很容易引發(fā)一個猜想:假設毛澤東后來沒有成為革命家，而是當學者做學問，他一定會成為文史領域的學術大家。
第二類，是介紹西方“新學”的著述。
毛澤東發(fā)蒙的時候，科舉廢，學堂興，新學大倡，各種介紹西學的報刊書籍比較普及，西學東漸已成時代風氣。但在湖南韶山沖這個閉塞山區(qū)，新思潮的沖擊力似乎還十分微弱，教育環(huán)境依然是舊式、傳統的。正是讀了鄭觀應《盛世危言》這本介紹西方文明以促中國社會改造的著述，毛澤東開始“睜眼看世界”，下決心走出家鄉(xiāng)繼續(xù)學業(yè)。正是新學把他引向了新的天地。
從1910年下半年赴湘鄉(xiāng)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后，毛澤東孜孜攻讀傳統典籍的同時，時刻關注新學?，F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里，還保存一本毛澤東當時讀過的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第4號，他在該刊所載的梁啟超《新民說.論國家思想》一文處，批了如下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后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這段批語，可珍貴者有三:它是目前發(fā)現的毛澤東留下的最早的閱讀批語，也是目前發(fā)現的毛澤東表達政見的最早文稿，它表明毛澤東關于現實政治的思考起點是康梁維新派的主張。此外，像康有為《孔子改制考》這類打著傳統旗號呼吁變法圖強的著述，當時對毛澤東的影響也不小。后來在保安，他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刊，講的是康有為的維新運動。其中一本叫做《新民叢報》，是梁啟超主編的。這些書刊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那時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
其實，當毛澤東讀到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的著述時，他們的主張已經過時了。1911年毛澤東到長沙，第一次即時讀到反映新學的報刊，思想開始跟上現實時代。當時在知識界和思想界引領潮流的報刊是《甲寅》《民立報》等，毛澤東后來說，他在《民立報》上看到廣州黃花崗起義的報道，看到“同盟會的綱領”，覺得是“激動人心的材料”。從此開始遠離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的主張，轉向孫中山、黃興革命派的立場。這期間，他從鼓吹革命的報刊《湘漢新聞》上，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還讀了江亢虎寫的關于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在湖南一師上學期間，他是醞釀新文化運動的《青年》(1917年改為《新青年》)雜志的熱心讀者，對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來。
毛澤東比較集中地閱讀西方新學著述，是1912年在長沙定王臺圖書館自學的半年期間。其中，嚴復翻譯的一批名著，給他印象很深，諸如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斯賓塞《群學肄言》, 涉及哲學、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學等各個方面。毛澤東當時還讀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古希臘羅馬的文學作品?；蛟S受到倫理學老師楊昌濟的影響，更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向來講求心性修養(yǎng)，毛澤東初讀新學著作，比較感興趣的，是西方倫理學和哲學方面的內容。他1917年讀蔡元培翻譯的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倫理學原理》，全書約10萬字左右，竟寫了12000多字的批語。他還手抄過楊昌濟翻譯的一部《西洋倫理學史》，共7冊。
這些新學書籍，對青年毛澤東產生了思想啟蒙作用，使他能夠跳出中國傳統典籍來思考一些理論問題，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較中作出求變求新的選擇。毛澤東1950年重新看到自己早年批注的《倫理學原理》時，便對人說當時“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于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啟發(fā)和幫助”。
1918年4月，即將從湖南一師畢業(yè)的毛澤東，寫了首《送縱宇一郎東行》詩，送給準備赴日本留學的羅章龍。他在詩中很自信地宣稱:“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弊x書學習，把握本源，管好身心，保持胸中日月常新常美，滄海橫流的人間之事，似乎就不難打理了。此番理路，呼應了剛剛成立的新民學會“改造學術與人心”的宗旨，也是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在學生時代求學宗旨的一種概括。
關于毛澤東的閱讀史略二、五四運動前后:閱讀與選擇主義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職業(yè)理想有兩個:教師和記者。1921年1月初，他已經是中國共產黨長沙早期組織的負責人，在新民學會的新年大會上，還明確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這年秋天，在參加中共一大后，毛澤東補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生志業(yè)調查表》，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中，鄭重填寫“教育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yè)”欄中，填寫的是“教育事業(yè)”，在“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欄中，填寫的依然是“‘教育事業(yè)之月薪酬報’及‘文字稿費’”。
歷史沒有讓毛澤東去當一名教師或記者。他從湖南一師畢業(yè)時，新文化運動漸進高潮。隨后爆發(fā)的五四運動，猛然間把他推入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在北京、上海、長沙等地，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領導湖南學生和教育界愛國運動，為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四處奔走，倡導湖南自治，參加建黨建團活動，創(chuàng)辦自修大學培養(yǎng)進步青年等等。雖然公開和正式的職業(yè)一度是長沙修業(yè)小學歷史教師和湖南一師附小主事，但他事實上已開始走上職業(yè)革命家之路。
再沒有進學校讀書的毛澤東，在繁忙的社會活動中，依然鐘情書本。可以說，恰恰是這個時期結合社會實踐和政治活動需要的閱讀，使他的探索異?；钴S，認識不斷提升，思想飛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時間里，從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轉變?yōu)橐粋€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1918年夏天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運動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學得到圖書管理員助理職位。這對喜歡讀書的毛澤東來說，就像是一頭牛闖進了菜園，可以放開肚皮啃吃新鮮的“知識青菜”。毛澤東在這里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邵飄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鄧中夏一干進步青年也多有來往，這無疑是難得的幸運，也使他接觸新思潮的起點大大提高了。
1920年夏天，為了在湖南傳播新思潮、新文化，他創(chuàng)辦了文化書社。他在《發(fā)起文化書社》一文中說:“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從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對這個書社，毛澤東從頭到尾非常敬業(yè)。他以特別交涉員的身份請胡適、陳獨秀這些名人給他擔保，從各個出版公司選進圖書，還列出推薦書目，撰寫售書廣告，招募讀書會友，發(fā)布營業(yè)報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營書店或個體書商。在此期間，除領導新民學會活動外，毛澤東還先后發(fā)起成立和準備組織健學會、問題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自修大學，等等，大力推薦和閱讀各種新書。
毛澤東當時的閱讀，已遠遠不是為“修學儲能”，也不是為接近先前腦海中那個說不清楚的抽象的“大本大源”，而是同尋找現實的救國方案緊緊聯系在了一起。1921年元旦期間，新民學會在長沙開新年大會，毛澤東便主張把原來“改造學術與人心”的宗旨，改變?yōu)椤案脑熘袊c世界”。讀書的目的，已明確為尋找“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主義”。
“主義”為什么重要?毛澤東1920年11月25日給羅?階的信中提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因此，一班刻苦勵志的人，最緊迫的是“要變?yōu)橹髁x的結合”。
“主義”是五四時期思想界、理論界使用頻率最高的幾個外來詞匯之一。對當時的先進知識青年來說，尋找救國之道與尋找主義，是可以互換的表述。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種主義和學說，是1918年從湖南一師畢業(yè)到1921年這段時間毛澤東極為迫切的閱讀和思想探索主線。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會的變革運動，就是因為有各種各樣的主義為倡導，“見于教育方面，為平民教育主義。見于經濟方面，為勞獲平均主義。見于思想方面，為實驗主義”，這才“成功或將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7月21日，他在《湘江評論》上發(fā)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明確提出該會的原則是，“研究及傳播最新學術”，“研究范圍，大體為哲學，教育學，心理學，論理學，文學，美學……諸問題，會友必分認一門研究”。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fā)表《問題研究會章程》，說得更明確:“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下列各種主義，為特須注重研究之主義:(一)哲學上之主義;(二)倫理上之主義;(三)教育上之主義;(四)宗教上之主義;(五)文學上之主義;(六)美術上之主義”。 1921年2月，在新民學會會員的一次聚談中，毛澤東再次主張:學會的共同行動是研究主義，“所謂研究主義是研究哲學上、文學上、政治上、經濟上以及各種學術的主義”。同時要求會員們在看書的基礎上，定期研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等“五六個主義”。
圍繞“主義”問題，毛澤東這段時期注重閱讀的書刊，主要有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五四時期各種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
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當時主要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改造》《少年中國》《勞動界》《新生活》《時事新報》《民鐸》等。五四時期創(chuàng)辦的這些刊物，引領思想風尚，塑造著進步青年的思想面貌。毛澤東是這些刊物的熱心讀者。比如，在1919年9月5日給黎錦熙的信中，他說:“《民鐸》六號所登大著《國語學之研究》，讀之益我不少，與同號《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同可謂近數年來不多見的大文章?！彼?920年夏天在長沙創(chuàng)辦的文化書社，主要經營的也是這些刊物。這些刊物在宣傳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時，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傾向于某種主張，以作為改造中國的方案。
那個時候，毛澤東對各種主張都感興趣，算得上是新思潮的“追星族”。1919年7月陳獨秀被捕，毛澤東寫文章聲援，稱“我們對于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他還到天安門廣場聽李大釗發(fā)表《庶民的勝利》的演講;他組織湖南來京青年同蔡元培、胡適座談;他參加由邵飄萍組織的新聞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胡適等人組織的哲學研究會，由王光祈等人發(fā)起的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5月，美國哲學家杜威到上海宣傳他的實用主義，毛澤東正好在上海，也趕到人群中歡迎。1945年在延安還對黃炎培講:我在25年前就有緣見先生啦，歡迎杜威博士，你主持會議，臺下一大群聽眾之中就有一個毛澤東。1920年10月，毛澤東自愿為湖南教育會舉辦的“學術演講會”作記錄，演講者除了各有主張的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張東蓀等中國文化界名人外，還有西方哲學家杜威、羅素等，他所作記錄整理出7篇，供《大公報》迅速刊布。
第二類，是直接譯介西方近代理論和思潮的出版物。
毛澤東在長沙創(chuàng)辦文化書社后，從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半年時間，先后撰寫過三個“書之重要者”書目予以推薦。被他列入的重點書，都是他親自選進或率先閱讀的。這些書目，按類歸納，大致情形如下:
譯介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論著有:《柏拉圖之理想國》《赫克爾一元哲學》《歐洲政治思想小史》《近世經濟思想史論》《近世社會學》《西洋倫理學史》《歐洲文學史》《現代教育的趨勢》等。
譯介西方近代政治思潮方面的論著有:《現代思潮批評》《政治理想》《社會改造原理》《杜威五大講演》《美國民治的發(fā)展》《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歐美各國改造問題》《協力主義政治經濟學》《歐洲和議后之經濟》《國際聯盟講評》《到自由之路》《工團主義》《實驗主義》等。
譯介西方自然科學方面的論著有:《科學與人類進化之關系》《試驗論理學》《天文學》《科學通論》《達爾文物種原始》《創(chuàng)化論》《生物之世界》。
第三類，是馬克思主義和有關蘇俄研究的著述。
通過和李大釗、陳獨秀的接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方面的書，越來越引起毛澤東的興趣。在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他后來提到有三本書對他的影響很大，這三本書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都是在1920年讀到的。在這年創(chuàng)辦的文化書社經營書刊中，他認為重要并大力推薦的，有《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新俄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科學的社會主義》。1920年9月，毛澤東組織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確定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經他推薦，湖南《大公報》連續(xù)轉載了上海《共產黨》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
尋找主義，是為了確立信仰。毛澤東當時重點閱讀上述三類書刊，大致反映他的閱讀和思想探索之間的關聯。其關聯的特點，頗給人啟發(fā)。
---毛澤東通過閱讀尋找“主義”，不只是停留在書本上、書齋里和頭腦中，而是習慣于把讀書所得，拿來四處宣傳，甚至拿到行動中來嘗試和檢驗。比如，他讀了盧梭的教育小說《愛彌兒》，便在1919年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呼吁實行盧梭在小說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自教育”，以脫離社會壓力的“苦?！薄：m提倡多研究些問題，毛澤東就準備組織一個問題研究會，還寫了一份《章程》，提出要研究71類問題，發(fā)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面。他看到周作人介紹日本新村主義的文章，隨即到周作人家里去請教，回到湖南后，又起草一份《新村建設計劃書》，還跑到岳麓山一帶去找地方，想邀約一些朋友到那里建個“新村”，做個實驗。1920年，他讀到拉丁美洲有一種叫工讀主義的時潮，就在上海組織幾個人半工半讀，靠給人洗衣服維持生計。這年在上海見了陳獨秀，受托回湖南宣傳新思想，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就辦起了文化書社。
---在青年毛澤東看來，選擇“主義”是件大事，必須經過比較研究和慎重思考。他當時不斷地選擇，不斷地拋棄，恰如住旅館一樣，他在不同房間留住過，隨之便匆匆離去。其中，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歐文等人的合作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尼采、叔本華的唯意志主義，羅素的社會改良主義，甚至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等，都是他或長或短徘徊過的“思想房間”。
---毛澤東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他經過對各種主義的反復比較而認為其他主義都行不通，沒有比馬克思主義更好的方法，才逐漸確立起來的。他1920年12月1日給蔡和森的信中說，采用“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這個說法，符合那一代共產黨人尋找真理的客觀實際。毛澤東說他在此前關注過、宣傳過甚至嘗試過的一些主張，總是“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即使在跨進馬克思主義門檻的最后一刻，毛澤東也沒有放棄對各種“主義”的優(yōu)劣作再次比較。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學會新年大會上，還專門對各種主義進行比較討論。毛澤東提出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五種“主義”，供大家討論，然后進行最終選擇。這五種“主義”是:社會政策(社會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無政府主義。
參加會議的謝覺哉，在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連日新民學會開會，關于主義爭辯甚厲。……同一學會，則以奉同一主義為宜?！睆谋Ａ粝聛淼臅h記錄看，毛澤東在會上就他提出的五種“主義”，分別作了一些分析: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盡管有毛澤東這樣一番解釋，參加這次會的新民學會會員還是不得不舉手表決。結果是:毛澤東等12人主張布爾什維主義，2人主張社會民主主義，1人主張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3人棄權。
毛澤東從“五四”到建黨期間的讀書經歷，不由得使人感慨。五四時期為新思潮推波助瀾的風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識分子，正是這些原本以讀書為業(yè)的人，通過閱讀和相應的實踐，分別選擇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來道路，其中不少人后來成為了中國革命的中堅。這種通過閱讀和比較最終確立信仰的現象，很值得思考。
在那個年代，閱讀確確實實與尋找真理有關。一旦尋找到真理，并真正懂得和理解，就不輕易改變，直至堅定地守望它、維護它、實行它。拿破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兩種力量，一種是劍，一種是思想。需要補充的是，劍從來都是由思想來指揮的。因此，思想的力量是根本的，也只有在正確思想指導下的實踐，才能科學有效地改造世界。
當然，關于讀書與信仰的關系也很復雜。讀書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或者說，讀書不是衡量一個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標準，而只是聯結實踐和信念的一個中介。這個中介，可以引向不同的實踐和信念。
例如，蔣介石也曾經讀過馬列主義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復看《馬克思學說概要》，習俄語，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寫道，“看《馬克思傳》，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樂而不能懸卷”;11月21日還寫，“看《列寧叢書》”?？磥?，蔣介石當時確實用了些心思讀馬列，他當時也算是國民黨進步陣營中的人物，但他的信仰和實踐，終究相去甚遠，背道而馳。1945年，蔣介石還讀了中共七大制定的《黨章》，對《黨員與群眾》《上級與下級》兩節(jié)十分推崇，認為這兩段寫得太好了，“讀了得益匪淺，本黨必須要奮起急追，否則消亡無日”。蔣介石閱讀的例子告訴我們: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歡讀書，讀書對他們的思想信念確實能起到作用，但是，讀什么書并不意味著就信仰什么，關鍵在于基于什么立場來吸收書本內容，并且要看其有否實踐書本內容的興趣。
關于毛澤東的閱讀史略三、風云歲月:閱讀與實行革命
投身革命以后，毛澤東的讀書和實踐需求，就密不可分了。
讀書與革命，畢竟是兩件事，讀書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讀書。毛澤東1964年8月25日就對一個外國青年學生代表團說道，“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書教育我們怎樣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讀了書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讀革命的書是一件事情，實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這是他的經驗之談。正是在“實行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感到把革命書本運用到革命實踐不易，光有實際經驗沒有書本知識是不行的。因此，在“實行革命”的風云歲月，他始終把讀書視為根據實踐需要獲取思想資源的重要途徑。
從1921年到1935年這14年間，毛澤東先后領導工人罷工、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主辦報紙刊物、從事農民運動、領導紅軍打仗、創(chuàng)建革命根據地、主持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工作、參加和領導長征，他依書仗劍，一路風云起伏，干得轟轟烈烈，又驚又險，甚至九死一生。他逐步從一介立志救國救民的書生，成長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政治家和戰(zhàn)略家。這期間東奔西跑、南征北戰(zhàn)，有計劃的書齋式閱讀少了，但讀書的作用卻更加具體和實際了。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閱讀，和他作為革命活動家、宣傳家的關聯很大。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名副其實地搞宣傳，除主編宣傳部刊物《政治周報》以外，還閱讀和指導一些地區(qū)和部門辦的報刊。此后專注農民運動，主要途徑也是宣講教育，還是離不開和書刊打交道。
確切記載毛澤東這期間讀書活動的材料不多，但他當時下工夫編纂的兩套叢書，可反映他閱讀和思考的內容。
據毛澤東1926年5月20日在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的《宣傳工作報告》，他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期間，實施了一套5輯60本的《國民運動叢書》編纂計劃。這個計劃制定得很詳細，具體編纂書目為毛澤東開列，主要有國際政治經濟、世界革命運動、國民黨思想及其策略、蘇俄研究、國內政治經濟5個方面的內容。為使這套叢書能夠切實發(fā)揮思想普及作用，毛澤東要求，每冊字數至多12000字，不能在這個規(guī)模內編纂成書的，如《中國近百年史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等，可以分冊出版。對有的書，怎么編纂，毛澤東還具體作了說明。例如，關于《中國近百年史略》，毛澤東要求“此書應注意外交之失敗及民族思想之發(fā)展，不宜純記政治成為一姓家傳”。關于《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封建社會》，毛澤東注明:“有一書可以依據，原書為俄人某所著，純以唯物史觀為根據解釋過去歷史。原為三本世界史略，今擬分為三冊分題三名，則分合皆便，或可加小題曰‘世界史略之一’”。這里說的蘇俄人寫的“世界史略”，尚不知原著書名，但為他讀過無疑。關于《將來之國際大戰(zhàn)》，毛澤東注明，“此為各帝國主義國家武力與蘇俄武力之比較及新式戰(zhàn)備之研究，取材于俄國軍事委員長福龍斯(伏龍芝---筆者注)之論文”。關于《中國國民黨史概論》和《孫文主義》兩本書，毛澤東要求“由中央委員擔任編輯，不另征稿”。
為了完成這個編纂計劃，毛澤東還聘請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中共早期黨員沈雁冰(茅盾)，擔任駐滬編纂干事。茅盾晚年在回憶錄里說:這套《國民運動叢書》，“對當時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都有重大教育意義。這套叢書究竟出了幾種，現在記不清了”。
1926年5月底，毛澤東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之職，專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他推動工作的重要辦法，仍然是通過閱讀來宣傳理論政策，進行思想教育。為此，毛澤東主持編纂了一套《農民問題叢刊》，目的是總結推廣國內外農民運動經驗和理論，以促進和指導全國農民運動的發(fā)展。毛澤東還為這套叢書寫了一篇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序言，開篇即稱:“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黨里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編這套叢書的現實針對性和實踐價值，鮮明道出。這套叢書計劃出版52種，實際出版了26種，包括:《列寧與農民》《俄國農民與革命》《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土地與農民》《社會革命與農民運動》《日德意三國之農民運動》《孫中山先生對農民的訓話》《中國國民黨之農民政策》《革命政府對于農民運動宣言》《廣東農民運動概述》《湖南農民運動目前的策略》等等。這些小冊子的印發(fā)，為大革命時期各地從事農運的骨干提供了系統學習和研究的材料。
從毛澤東編纂上面這兩套叢書的情況來看，他在大革命時期的閱讀，主要是圍繞當時的革命實踐展開，理論上的思考比此前鮮明和具體許多，可以說是走在了國民革命的前列。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著作，毛澤東此時的閱讀緊扣實踐，能夠初步運用它們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例如，在《國民運動叢書》中，他計劃編譯一本《馬克思的歷史方法》，一本《馬克思論東方民族革命》。關于后一本，毛澤東注明“此共薦論文三篇，極關重要”。還有一本《婦女運動解放小史》，毛澤東注明，這本書以德國共產黨人培培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為藍本。在1926年3月寫的《紀念巴黎公社應注意的幾點》一文中，毛澤東還介紹了蘇聯郭范侖科《新社會觀》中關于巴黎公社的論述，同時引用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些話。在廣州農講所為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課程時，他直接引用剛剛出版的列寧《國家與革命》的論述，來解釋國家的性質和制度，并說，《國家與革命》把國家說得很清楚，“國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變的”。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作為宣傳家的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善于把一些理論問題通俗化。1925年春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夜校教“打倒帝國主義”，農民不太理解，毛澤東便改為“打倒洋財東”;1926年在廣州農講所講課，更是大量講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的故事，來闡述《共產黨宣言》提出的人類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的觀點。
1927年夏天，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轉入土地革命。從1927年領導秋收起義開始，毛澤東主要在偏遠山區(qū)活動。環(huán)境變了，讀書非常之難，常常是無書可讀。這與青年時代的讀書，建黨時期的賣書，大革命時期的編書，形成強烈反差。在井岡山時，有次打下一個土圩子，毛澤東到一個地主家里去找本《三國演義》來讀，得到的回答卻是，“沒有了，沒有了，被共產了”，結果失望而歸。毛澤東后來幾次提到此事。
少書讀，給毛澤東帶來難以忍受的精神饑渴。1929年，他在福建上杭甚至找來兩本當時中學生學習用的《模范英文讀本》津津有味地念。這年11月，他在福建長汀分別給上海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寫信，提出的要求就是寄些書刊來。在給中央的信中，毛澤東希望將黨內出版的斯大林《列寧主義概論》和瞿秋白《俄國革命運動史》寄來，還說:“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請墊付”，“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上В珴蓶|“另請購書”的書單，沒有保存下來，他當時想讀哪些書不得而知。在給李立三的信中又說:“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p>
也有幸運的時候。1932年4月，紅軍打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毛澤東到漳州龍溪中學圖書館里，翻閱了整整一上午，挑出好幾擔籮筐的書籍帶回江西。究竟有哪些書，參與此事的曾志在回憶中說:挑的這些書中，很可能就有《資本論》《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籍。不過，毛澤東1957年在北京見到曾志，曾對她講:從1932年開始，我從漳州及其他一些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馬列著作找出來，讀了這本，就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硬是讀了兩年書。
當時，毛澤東讀得最熟的兩本書，是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讀完《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立即推薦給彭德懷讀，并在信中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候讀著，就不會犯錯誤。讀完第二本書后，他又推薦給彭德懷讀，在信中說:讀了這本書，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可見，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澤東是多么渴望讀到能夠指導革命實踐的書籍，他的聯系中國革命實際的讀書理念，何其鮮明。
毛澤東當時如此看重列寧的這兩本書，有特殊的背景。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理論準備不足。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領導紅軍長期戰(zhàn)斗在落后的邊遠山區(qū)，革命隊伍的結構發(fā)生重大變化，農民黨員比重占絕對優(yōu)勢。黨的政策和工作方式怎樣適應這種現實，如何解釋開創(chuàng)農村根據地這種新的實踐，迫切需要理論工具。此外，一批缺少中國革命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型的青年革命家，先后從蘇聯回國，在黨內的地位扶搖直上，儼然以馬列經典理論和蘇俄革命經驗的“護法師”自居。中央領導層形成的這種精神氛圍，逐步蔓延到各個根據地，把毛澤東等人根據中國革命實際作出的實踐創(chuàng)新，視為“旁門左道”。毛澤東本人從1931年秋天開始，越來越嚴重地受到中央領導層“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排擠和打擊，逐步失去對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qū)的實際領導權。受排擠和打擊的理由，除了具體政策上的分歧，就是認為毛澤東是“狹隘經驗主義”，“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
客觀地講，毛澤東當時讀馬列經典確實不算多，與從莫斯科回來的那批年輕革命家在這方面的差距是明顯的。在爭論中，那些教條主義者搬出的一套套理論，也確實唬住了不少人。這是“左”傾錯誤統治能夠在中央盛行達三年多時間的重要原因。
為了從理論上駁倒“左”傾教條主義，毛澤東特別渴望從馬列經典著作中尋求理論指導，一旦得到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這樣的書籍，便反復閱讀。此外，打下漳州所得的書中，還有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據譯者吳亮平回憶，在中央蘇區(qū)時期，毛澤東多次邀請他到自己住處，研究《反杜林論》中的理論問題。毛澤東還曾以“大禹治水之功”來比喻吳亮平翻譯《反杜林論》的功績。在長征途中，毛澤東躺在擔架上，在宿營的時候，也常常閱讀。不少人回憶，他在長征途中讀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國家與革命》等。
即使如此，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有人對毛澤東的打仗方法還是不買賬，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照著《三國演義》《孫子兵法》這兩本書來指揮戰(zhàn)爭，“并不高明”。言下之意，還是缺少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此事對毛澤東“刺激”不小，成為他到陜北后那樣發(fā)憤“研究一點學問”的重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