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歷史故事 辛亥革命與“辮子”

　　清廷以強迫男人留辮，彰顯其專制淫威;辛亥革命則反其道而用之，以“辮子”激發(fā)民眾的反清意識，將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轟轟烈烈的剪辮子運動中壽終正寢。辮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辮子則是辛亥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標志。一條辮子，注入了復雜的政治變數和特定的文化內涵，頗有考究的韻味。

　　剪辮與革命

　　20世紀初年，伴隨著反清革命的高漲，出現了批判辮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厭惡地把辮子稱作“煩惱絲”。許多報刊都以辮子為題，揭露清政府的殘暴和喪失人性。鄒容在《革命軍》中把辮子列為反清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斥責清廷強迫男人留辮子是“固我皇漢人種，為牛為馬，為奴為隸”。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將辮子納入反清革命，辮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標志。激進的革命黨人為表示獻身革命的決心，首先剪掉辮子，同時以剪辮相號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孫中山在檀香山讀書時就有不少人以辮子戲弄和欺負他，他異常苦悶和憤怒。后來有人勸他剪掉辮子，他卻理智地解釋道：“我們?yōu)榧艮p的最后目的，應該大家聯合起來，等到全體的中國人都可剪辮子時，才把辮剪掉。若是一個一個地把發(fā)辮剪下，是不相宜的。”這是孫中山第一次以辮子相號召，鼓吹團結大多數民眾奮起反清。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由于“興中會”已經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舉起，所以孫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橫濱前往檀香山時，就在華僑馮鏡如的文經書院剪掉了辮子，以示決心把反清革命進行到底。

　　1902年，17歲的鄒容從四川來到了上海，為表示反清的決心，痛快剪掉辮子，乘船赴日留學。一到日本，鄒容就投入方興未艾的革命洪流，誓與一切邪惡勢力作斗爭。陸軍學生監(jiān)督姚文甫行為不軌，發(fā)生奸情，他聯合張繼、王孝鎮(zhèn)、陳獨秀等人在晚上掌燈時分，闖入姚的住處，乘姚不備由張繼抱腰，鄒容按頭，陳獨秀揮剪，剪其辮子。一來抒發(fā)“割發(fā)代首之恨”，二則揭示剪辮的正義性，號召留學生革命反清。在鄒容眼里，“區(qū)區(qū)一辮發(fā)”事小，關系“種族存亡”事大。在鄒容等人的大力推進下，1903年拒俄運動的高潮中，黃興、陳天華、蔡元培、吳玉章、張繼、陳獨秀、秦毓鎏、許壽裳、韓強士等人都剪掉了辮子，發(fā)誓與清朝一刀兩斷，革命到底。

　　1902年魯迅赴日留學后，深深為鄒容等革命黨人的反清活動所感染，對辮子“深惡痛絕”，1903年他毅然決然剪掉了辮子。但一旦回國探親，還得做一條假辮子蒙混過關。所以，清末做假辮子生意興旺，頗能賺錢。魯迅后來回憶道：“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給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發(fā)，一半給了理發(fā)匠。人是在宣統(tǒng)初年回到故鄉(xiāng)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做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留學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來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擠掉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來沒有辮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裝了。”

　　這段回憶清晰地透露出三點信息：1.假辮生意興隆，反證了剪辮的人很多;2.在人們心目當中，留學生幾乎都剪了辮子;3.魯迅戴了一個月的假辮居然敢于去掉，說明基層社會對剪辮的控制很弱，剪辮有成風之可能。

　　新軍與新式學堂中的剪辮風

　　新軍雖然是清政府控制最嚴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10年前后，也時有剪辮事件發(fā)生，尤其在新式軍事學堂，屢見不鮮。

　　1910年，山西陸軍學堂的學生集體剪辮，頗具氣勢。劉精三記云：“九月間，我們聯系進步同學24人剪了辮子，一時風起云涌，剪辮運動形成高潮。到了冬季，200名同學，除少數旗人外，剪辮子的達到170余人之多。省城大專學生說：”陸軍學堂變成了寺院，學生當了和尚，但也有帶發(fā)修行的‘。“

　　1911年春天，武昌軍事學堂新軍學生也紛紛剪辮。陸軍第三中學開始有200多人集體剪掉了辮子，遭到校方嚴厲斥責。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幾天，又有200多人剪辮?？偣?00多人的學校，400多人剪掉了辮子，校方長官也奈何不得，因為法不責眾。在新軍學生剪辮風的影響下，一些較開明的新軍軍官也開始支持。“湖北陸軍四十一標二營學兵李佐清，以發(fā)辮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礙，日前毅然剪辮。”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責，反而贊揚李佐清說：“我國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發(fā)一事幾乎風靡一時。余本欲先行雉去，以為軍界同人倡，因明詔未頒，故爾中止。今爾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訕笑，導文化之先機，匪惟社會所歡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軍軍事學堂相比，地方新式學堂的剪辮風則更強勁。1905年，為了抗議日本歧視中國人的取締中國《留學生規(guī)則》，許多留日生憤而歸國。從培養(yǎng)新型人才的愿望出發(fā)，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公學。蔡元培西裝革履，不留辮子，學生也大都剪辮，儼然一個沒有發(fā)辮的“獨立王國”。很多人對他們投以驚異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視，也毫無辦法。

　　1910年，浙江的師范學堂和紹興中學的學生突然都將辮子剪了。當道下令“蓄發(fā)”，但無人理睬，為息事寧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又出現了一場剪辮風波。馬敘倫回憶說：“那時求是書院有一位教員叫孫江東，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個題目，叫《罪辮文》，教學生做。學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發(fā)議論，斥責清朝。孫江東還嫌他們文章里‘本朝’兩個字不行，給他們改成‘賊清’。”由此可見，辮子和反清緊密相聯?？傊捎诟锩枷氲膫鞑?，剪辮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革命歷史故事 親吻鐐銬的偉大妻子們

　　十二月黨人起義，是俄羅斯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革命事件。但是，在這個事件中，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一直在俄羅斯的大地上流傳，這段歷史的主角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她們用自己文弱的身軀，為自己的丈夫，為十二月黨人起義，也為俄羅斯的女人們，譜寫了一段美麗的傳奇。

　　1 825年12月，俄國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_批青年貴族軍官，受到法國啟蒙思想和法國革命的影響，也深受國內進步思想家的熏陶，逐漸形成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思想。他們?yōu)榱朔磳ι郴蕦Ｖ浦贫?、反對農奴制度，揭竿而起。因起義發(fā)生在12月，起義者被稱為十二月黨人。

　　但是，起義因準備倉促，指揮不力，且沙皇軍隊4倍于起義軍，起義遭血腥鎮(zhèn)壓。起義失敗后，大批十二月黨人被逮捕，5位領導人被處絞刑，31人判徒刑，120多位十二月黨人戴著沉重的鐐銬，被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服苦役。這是一片野獸出沒、人跡罕至、荊棘遍野的蠻荒之地。在漫長的30年間，不斷有人因勞累疾病而死，但“在關鍵時刻，他們中無人會往后退”，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因何而來，更明白自己為何而活著!在困厄潦倒的處境中，他們一刻也不曾放棄斗爭。他們給家里人寫信詛咒黑暗的專制制度，揭露政府慘無人道的罪行。一時間，十二月黨人的書信在俄國各地被人們爭相傳抄，就像不滅的火炬，鼓舞著生活在黑暗和暴戾中的勞苦大眾奮起反抗。

　　這些信件，最直接地沖擊著他們的妻子們。身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做出了一個大膽而勇敢的決定，她們要不遠萬里去西伯利亞，到丈夫的身邊去，為丈夫送去溫暖與體貼，送去精神的支柱!這些妻子大都是出生高貴的貴族女性。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后，沙皇命令他們的妻子與“罪犯丈夫”斷絕關系，為此他還專門修改了沙皇法律不準貴族離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貴婦提出離婚，法院立即給予批準。

　　出人意料的是，絕大多數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堅決要求隨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亞!迫于情勢，沙皇不得不答應了她們的要求。但政府緊接著又頒布了一項緊急法令，對她們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的妻子，將不得攜帶子女，不得再返回家鄉(xiāng)城市，并永久取消貴族特權。這一法令的頒行，意味著這些端莊、雍容、高貴的女性將永遠離開金碧輝煌的宮殿，告別昔日的貴族生活!

　　但是，她們沒有聽從沙皇的命令，也沒有被種種威嚇所嚇到，她們寧愿放棄都市中優(yōu)裕的貴族生活，寧愿戴著腳鐐手銬被拿槍的衛(wèi)兵押送著遠行。

　　在廣袤的俄羅斯大地上，在漫長的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的路程上，近百位俄羅斯貴族女性，演繹了一場最悲壯的頌歌。她們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正義的，她們堅信自己的丈夫是勇敢的化身，她們?yōu)樽约菏撬麄兊呐硕湴粒齻円褡约旱恼煞蚰菢荧I身正義的事業(yè)!

　　特魯別茨卡婭是她們中第一個到達西伯利亞監(jiān)獄見到丈夫的女性。她后來這樣描述自己和丈夫相1會的情景： “謝爾蓋向我撲來，他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一陣腳鐐的叮當聲使我驚呆了!他那高貴的雙腳竟然上了鐐銬!這種嚴酷的監(jiān)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痛苦、屈辱的程度。當時，他的鐐銬如此激動了我，以致我先跪下來吻他的鐐銬，而后才吻他的身體。”

　　在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之后的兩年時間內，他們的妻子也先后到達了那里，她們像自己的丈夫一樣堅韌不屈。

　　這段歷史遠去了，這些偉大的女性也遠去了，但是，她們不屈不撓的身影，卻依然在歷史的時空中閃爍。

　　革命歷史故事 王莽的精神文明建設

　　公元前7年，漢成帝暴病而死，沒有留下子嗣。不久，他18歲的侄子劉欣被擁上帝位，后世稱之為漢哀帝。公元前8年，久病中的成帝曾有過一次大手筆的革新——對宰相制度做了重大調整，史稱“綏和改制”。

　　此次革新的主要內容是調整外朝丞相、御史大夫、太尉這“三公”的權位排序。按照西漢舊制，“三公”以丞相為首，御史大夫、太尉輔之。“綏和改制”之后，三公地位與權力彼此對等，遂成鼎立之勢。

　　但成帝在次年的突然去世，使得剛剛起步的“綏和改制”沒有產生應有的效用——改變元帝以來君權旁落，尤其是外戚橫跨內廷與外朝的畸形政治格局。哀帝劉欣雖然能夠洞察成帝的良苦用心，但奈何自己初承帝位，又是由藩國入繼大統(tǒng)，急需獲得長安實力派政治勢力的認可與支持，“綏和改制”自然也就只得不了了之。

　　哀帝在后世博得不小的名聲，大半源自他和同性密友董賢之間關于“斷袖”的那段風流公案。為后世所忽略的，則是哀帝實有重建武帝與宣帝時代君權至尊無上的“政治輝煌”的雄心，為此，哀帝與彼時當權的王氏外戚纏斗不休，并一度將王氏外戚在朝中的領軍人物罷職，甚至逐出京城。

　　但哀帝在公元前1年的早卒，令這一切如成帝的“綏和改制”一般都失去了意義。

　　日食讓王莽重返政治舞臺

　　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氏外戚在朝廷的最高代表、大司馬王莽被罷免，兩年后，又被逐離出了京師，一輛破陋的馬車把他載回了封地南陽新都。在那里，他將度過三年孤寂的時光，同時也將利用這段難得的時光以局外人的視角來審查漢帝國的歷史、現狀以及未來。

　　公元前10年的岷山坍塌事故，一直在王莽的腦海里揮之不去，尤其是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人物劉向當時給出的解釋。劉向說：“周朝那會兒，岐山坍塌、三川枯竭，結果周幽王死于非命。岐山正是周朝的發(fā)祥地，漢帝國興起于蜀郡、漢中，如今龍興之地山崩川竭，天象的顯示也與此吻合，看來亡國之日不遠矣!”

　　帝國將亡。不單單是出身皇族的劉向和出身外戚的王莽如此認為，年輕的漢哀帝同樣也感觸極深。也正因為如此，王莽才會被年輕的新皇帝決絕地逐出了京城。新皇帝堅信：正是王氏外戚長期把持著帝國的朝政大權，蠅營狗茍，才使得帝國的形勢江河日下。

　　年輕必然氣盛。哀帝有大干一番的雄心。

　　年近四十的王莽在南陽濕熱的宅院里不斷聽到來自北方長安的消息——哀帝如何提拔丁家外戚，又如何打壓冒得太快的傅家外戚，再又如何扶植早已沒落的趙飛燕一系的外戚。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這樣的消息總會讓王莽忍不住搖頭嘆息——哀帝是個想要有所作為的好青年，但卻找錯了方向。

　　帝國的病根不在外戚身上。帝國有病，外戚只是病癥，而不是病源。

　　一想起哀帝在即位之初問自己的那個問題，王莽就忍不住感嘆：年輕人總是容易將問題簡單化，然后迅速做出粗暴的處理。那是登基大典過后沒幾天，哀帝突然在朝堂上公開問道：“我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該住在哪里呢?”

　　王莽很清楚這個問題是直接針對自己的。“為人后者為人子”，是朝廷當年選擇劉欣為太子時，所定下來的硬性條款。作為繼承漢成帝皇位的前提條件，劉欣必須拋棄定陶國的宗法譜系，與自己的生父切斷宗法上的父子關系，而以漢成帝為父親。而以漢成帝為父親的后果，則是必須認同漢成帝的母親王政君為親祖母;認可王政君為親祖母的后果，則等于認可了老王家為自己的直系外戚，這其中，就包括認可王莽是自己的親舅舅。

　　哀帝拋出這個問題的目的，顯然是希望通過更改自己帝位的正統(tǒng)性和宗法來源，來否定掉王氏外戚所壟斷的朝政大權。

　　新皇帝不認可王氏是自己的嫡系外戚，也不認可王莽是自己宗法上的親舅舅。王莽有些啞然失笑的感覺。新皇帝在操縱宗法正統(tǒng)，以圖打擊自己和背后的王氏外戚。殊不知，帝國所面臨的最大的政治危機，恰恰莫過于正統(tǒng)性危機。自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以來，帝國的儒家知識分子就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宣揚漢帝國的正統(tǒng)性存在問題，需要一場完美的“禪讓”，至宣帝、元帝兩朝，儒家知識分子上升成為帝國知識分子的主流，這種對劉氏皇位正統(tǒng)性的質疑越發(fā)變得赤裸裸了。要求昭帝順應天命退位的睦弘、高倡“帝位循環(huán)論”而自殺成仁的蓋寬饒，都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眼里的楷模。

　　自然法則下的帝國合法性岌岌可危，哀帝卻還糾結于血緣法則下的皇位合法性。

　　長安城的好消息，在一次日食之后終于傳遞到了南陽的新都。刮風下雨、日升日落早已成為漢帝國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日食則更是令所有長安高層人物時刻膽戰(zhàn)心驚的事情。公元前2年正月出現的這次日食，就徹底改變了漢帝國此后的命運。

　　日食出現之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儒家知識分子在朝廷內外掀起了一場為王莽鳴冤的運動，他們一致認為，此次日食由衷帝放逐了王莽這樣的“賢人”所致。

　　哀帝不得不接受這種在當時被普遍認可的政治游戲規(guī)則。根據規(guī)則，他召回了王莽，理由很冠冕堂皇：讓他回來照顧他的姑姑——年邁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王莽能夠得到儒家知識分子的認可，源自他個人的徹底儒家化。多年來，王莽一直遵從儒家經典的教導處世做人，甚至帶有強烈的左傾和教條主義之嫌——他逼迫自己的兒子自殺，因為兒子殺死了一名家奴。理由是：孔夫子說“仁者愛人”，孟夫子說“人人素其親，長其長而下平”。按照夫子們的教導，家奴也是人，也是必須同等以“仁”相“愛”的。在某種程度上，學習《禮經》出身的儒家門徒王莽，患有強烈的精神潔癖或者說是道德潔癖。

　　這樣一個曾經處在大司馬那樣顯眼位置上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帝國儒家知識分子們注視的焦點。

　　而當哀帝驅逐王氏外戚勢力，提拔丁氏、傅氏外戚來抗衡王氏之后，丁、傅兩家的不學無術和貪得無厭，讓儒家知識分子們更加思念被流放在南陽的王莽——日食，正好給了他們表達自己的政治愿望的機會。

　　哀帝在王莽回京后的第二年突然去世，他的早天迅速改變了漢帝國的歷史走向。飽受壓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去世后第一時間移駕未央宮，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了朝廷中樞，并急派使者把王彝召入了未央官，執(zhí)掌兵權。

　　屬于王莽的時代來臨了。

　　八年之后，在儒家知識分子們一片贊頌聲中，王莽在肅穆的和平“禪讓”儀式下，取代漢室，登上帝位，建立了新莽王朝。

　　自堯、舜、禹三代以來，“禪讓”一直都只是個美麗的政治傳說，從未有人將其完整地付諸實施過——王莽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此后，中國歷史上諸多的“禪讓”游戲，無一不是在重兵環(huán)繞、刀槍加頸的前提下完成，唯有王莽，是在獲得了帝國絕大多數的輿論支持之后，順應“民意”和平接受禪讓登上帝位的。

　　這一結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但其發(fā)生質變的關鍵點，則毫無疑問是在公元前5年的那個六月。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生母丁太后去世。哀痛之余，年輕的皇帝也在苦苦思索帝國的前途何在，遍地都是造反的民眾，朝廷內外權斗此起彼伏，帝國一派末路景象。也許是過度的悲傷損傷了哀帝的判斷力，也許是數年來的努力每每付諸東流讓哀帝喪失了信心，也許是沉重的疾病侵蝕了哀帝最初的雄心——總之，當神棍夏賀良冒出來說他能夠挽救漢帝國的命運時，哀帝鬼使神差地相信了。

　　夏賀良告訴哀帝：“漢朝氣數已盡，改朝換代已經在所難免。老劉家要想繼續(xù)做皇帝，就必須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須改紀元、換國號，才能逃過此劫。”

　　很快，帝國的百姓們就都接到了哀帝下發(fā)的緊急詔書：“漢朝建國二百余年，氣數已盡。但皇天庇佑，又給了我們劉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機會。朕無德無能，豈敢抗拒!現在宣布改元更號。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以后不再是漢朝皇帝，而是‘陳圣劉太平皇帝’。”(《漢書·哀帝紀》)

　　年輕的新皇帝顯然對這份詔書可能會帶來的嚴重后果估計不足。事后回顧，這份詔書的影響之惡劣，簡直難以想象——這是漢帝國最高首腦首次主動承認自己氣數已盡。至于那個什么“陳圣劉太平”，如果完全不知所云倒也罷了，偏偏又引發(fā)了這樣的流言：“陳國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則是陳國人的后裔。漢朝劉氏是堯帝的后裔，堯傳位給舜。這個國號意味著老王家將要取代老劉家，王莽將要代天行道啦!”

　　到了這年八月，對于漢帝國的未來，民間已經是議論紛紛。夏神棍信誓旦旦的“嘉應”卻始終沒有出現。自然災害仍然此起彼伏，哀帝的疾病也不見好轉，反而日漸沉重。夏神棍為了推卸責任，又說問題出在朝廷沒有更換新的大臣，還向哀帝推薦了幾個心腹，建議由他們接任丞相和御史大夫。

　　哀帝并不是白癡，夏神棍被處決了，大漢朝又回來了。也許，哀帝認為自己病情的加重和篡改社稷這一“不忠不孝”之舉有關，在接下來的一年多的時間里，他把全國各地被廢棄掉的七百多座劉氏神祠又都重建了起來。在這短短的一年里，他對著上蒼和這些神祠，禱告了三萬七千多次。

　　往生的祖宗可以禱告祈求原諒，然而民眾的禁忌之口一旦打開，卻再也難以封閉。正是從夏賀良事件開始，漢帝國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開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討論“漢家天下氣數已盡”。換言之，正是哀帝自己，為日后王莽的和平受禪，打開了最關鍵的那扇禁忌之門。

　　多少年以來，儒家知識分子們一直都在追求一個完美的至治社會——“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君主應該選賢任能，播揚仁義，澤被萬民……簡而言之，漢儒們的政治理想，可以用“奉天法古”四字來總結。所謂“奉天”，即董仲舒所倡導的天人感應，皇權受命于天，一旦無道，則上天必會降下災異以示警告，若頑冥不改，則必遭上天拋棄，所謂“法古”，則是回歸上古三代的“禮治”，換言之，回歸周公時代。

　　他們所選擇的王莽，恰恰是周公的虔誠信徒。

　　儒家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們這一次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王莽，這位原教旨的儒家信徒，是如此地接近“周公”。

　　姑且回顧一下王莽的登基之路——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修筑了明堂、辟雍和靈臺。據說，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揚政教的所在;辟雍則是上古帝王設立在京師的最高學府;而靈臺則是天子直接與天意交流的地方。這些飄渺的建筑，一直以來僅存在于儒家經典著作中，只能作為上古圣哲時代的標志，存在于帝國知識分子們的想象之中。而如今，這些傳說中的建筑，都在王莽的手上變成了實物。

　　王莽隨即又為長安城的儒家學者們修筑了舒適的高級公寓，還提供給他們一個大大的用來發(fā)表演講和聚會的大廣場;他還在太學里恢復了《樂經》;增加了博士的名額;大搞擴招;廣征天下學者前往長安參與禮樂的重新制訂……

　　接下來是“四夷賓服”的祥瑞接踵而至。在王莽代替漢平帝執(zhí)政期間，南方的越裳氏獻來了白雉，東方的黃支則上貢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變更了首腦的稱呼以示歸順。

　　對于未見動靜的西方，王莽自己動手彌補了這個遺憾。他派人帶著黃金，前往西方，將一個羌族的酋長賄賂到了長安。這位拿人手軟的酋長告訴漢帝國的百姓們，他們感激于安漢公的英明神武，甘愿獻出現在所居住的肥沃的土地。

　　“四夷賓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設立新郡，然后按照《周禮》中的記載，將漢帝國重新劃分為十二州，以此來顯示西周大一統(tǒng)時代的盛世格局。

　　與此同時，儒家知識分子們日趨一日越來越強烈地擁戴王莽稱帝，他們開始批評朝廷遲遲不賞賜王莽，批評朝廷的賞賜太微薄，甚至批評王莽太過謙讓。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宮里一度堆滿了群眾的抗議信，史載，“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后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緣由是王莽推辭掉了朝廷獎賞給自己的田地，引發(fā)了群眾的極度不滿，人們紛紛抗議，要求王莽接受這個封賞。堆積如山的抗議信，將年幼的漢平帝嚇壞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48萬余人里面，不光有支持王莽的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還包括了一大批的諸侯、王公、列侯和劉氏宗室。

　　當王莽再度拒絕接受封賞之后，民眾的情緒高漲到了巔峰。這一次，他們要求朝廷直接將王莽推上“當代周公”的寶座——以富平侯張純?yōu)槭椎墓浯蟪?、士大夫、博士、議郎等高級知識分子，共計902人，浩浩蕩蕩前往皇宮請愿，要求對“功過伊、周”的王莽速速執(zhí)行“九錫之賞”(緣自周公時代的傳說)，也就是賜予王莽介于皇帝與諸侯王之間的崇高地位。

　　王莽此時已經是安漢公，是“宰衡”，從權力的角度上來說，已不必再給自己添加任何光環(huán)。但王莽沒有拒絕“九錫之賞”，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它。原因其實很簡單——在儒家知識分子們眼里，《周禮》其實是一部周公當年打造出西周盛世之后，所撰寫的經典指導教材。接受《周禮》中的終極榮譽“九錫之賞”，對確立王莽的“當代周公”地位來說，意義非凡。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場盛大絢爛的儀式中，莊重地接受了傳說中的“九錫之賞”。沒有人知道這場禮儀是不是合乎規(guī)矩，因為600年前的規(guī)矩早已失傳;也沒有任何人去質疑這一點，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王莽是實至名歸。

　　到了這一年秋天，王莽之前派出去巡視天下風俗的八方使者們也都陸續(xù)返回了京城。他們帶回了令人振奮的消息，“言天下風俗齊同”，百姓們在王莽的英明領導下，風俗回歸淳樸，生活美滿幸福，“當代周公”的精神文明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他們還記錄下了全國百姓們稱頌王莽功德的許多歌謠，總計達三萬余字。

　　雄心勃勃的王莽，終于在這一年明確提出了他政治理想的終級目的：“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漢書·王莽傳》)對阻礙自己達成這一理想的人，王莽說，要讓他們嘗嘗“象刑”(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如在犯人衣服上畫上烏龜，或在帽子上寫上“淫賊”兩個字)的味道。

　　回歸三代之治

　　知識分子們對王莽“重制禮樂”這一浩大的精神文明建設工程，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熱忱和擁護，著名學者揚雄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患有嚴重口吃的揚雄，40歲那年離蜀入京，因為沒有任何社會背景，歷經三代皇帝仍然只是一個小小的黃門郎，多年來一直清心寡欲，埋頭于自己的學術研究。

　　元始四年，揚雄已近六十歲。蜀中的一位大富豪聽說他正在撰寫新著《法言》，懷錢十萬來到長安，希望他能夠在書里撥幾個字給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結果卻遭到了拒絕：“商賈們沒有仁義的行為，就如同圈里的豬羊，怎可隨便載入書中!”

　　吝嗇的揚雄，卻罕見地在《法言》里為王莽留下了一大段文字：“周公以來，未有(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揚雄是一個純粹的學者。在他眼里，王莽勤于王事，建辟雍、立學校、制禮樂、定輿服，恢復井田和象刑，引導漢帝國走向中興，實在是堪比堯、舜一樣的偉大人物，是周公之后當之無愧的“圣人”。

　　這番話確實是揚雄的肺腑之言，同時也是下面這些人的肺腑之言：《春秋》權威左咸、《詩》權威滿昌、《易》權威國由、《書》權威唐昌、《禮》權威陳咸、《樂》權威崔發(fā)……

　　所以，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當漢平帝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歲末神秘病倒;當王莽效仿周公當年愿意代周成王去死的祈禱方式，表示愿意代平帝去死;當平帝最終神秘去世，當王莽嚴格按照周公時代的古禮為平帝操辦了喪葬儀式之后——王莽的政治生涯的巔峰，和整個漢帝國儒家知分子們的政治理想國的巔峰，同時來臨了。

　　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在一片歡呼聲中被擁上帝位。

　　整個長安城都籠罩在歡樂的海洋里，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擊在儒家知識分子們的胸口，“禪讓”終于在當代重現，一個“內圣外王”的領袖已然誕生，一個嶄新的周公時代來臨了!

　　一支由“五威將”領導的宣傳隊伍被迅速組織了起來，被派往帝國的各個角落，他們的任務是宣傳王莽已經做了皇帝，以及他是如何地天命所歸，無可推辭。

　　一場規(guī)模龐大的社會改造運動，也迅速拉開了序幕。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儒家知識分子張邯和孫陽呈上來的一份提案。他們建議恢復上古時代的“土地國有制度”——井田制。

　　《周禮》中關于井田制的基本描述是：國家所有的土地都要平均地分配給農民耕種，農民擁有這些土地的使用權，但卻沒有占有權，國家則向農民征收租稅和攤派徭役。秦漢以來的儒家知識分子，一直都在竭力呼吁恢復井田制，因為土地私有制是導致兼并的萬惡之源。董仲舒、孔光、何武、夏侯信、鮑宣這些名噪一時的大儒們，都是井田制的忠實擁躉?？上涞垡埠?，宣帝也罷，都絲毫沒有復古的意愿。

　　王莽剛剛做了皇帝，儒家知識分子們又馬上拋出了井田制的提案，其心情之迫切可以想象。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最高代言人，王莽沒有理由不批準這份提案，這其實也是他“盛世夢”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份石破天驚的詔書很快出爐了：“天下的田地全部更名為‘王田’，不得買賣。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過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須分給九族、鄰里和鄉(xiāng)黨。以前沒有田地的，則按制度去領取田地。有敢于非議井田圣制、惑亂群眾者，參照舜帝當年的成例，抓起來流放四夷。”

　　在再現三代盛世的光輝這個偉大理想上面，王莽的態(tài)度是相當真誠的，所以他堅信《周禮》的真理性。但對《周禮》的極端崇拜，也自然而然意味著，他主導的這場社會改造運動，是完全沒有任何創(chuàng)造力的。

　　出爐的第二條新政，是關于解放奴婢的。

　　作為一種私有財產，奴婢的數量在漢末已高達380多萬，占全部人口的15%。不過對王莽而言，奴婢數量對國家經濟，尤其是對稅收所產生的沖擊并不是他解放奴婢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動力，其實源于儒家意識形態(tài)當中的人本思想。王莽早年曾逼著殺死家奴的兒子自殺，如今又極力推行奴婢解放，禁止買賣奴婢，可見他那些憤慨的指責——“逆天心，悖人倫，謬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顯然是發(fā)自肺腑的。

　　第三條新政，是關于幣制改革的。這次幣制改革的另一筆政治賬，同樣來自西周盛世的成功經驗。同時代的名儒師丹曾經說過：“古者以龜貝為貴，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師丹的這番高論確實無可理喻，但對王莽而言，卻顯然屬于真理，周公時代使用的錢幣，不就是龜、貝嗎?所以，在退出貨幣體系數百年之后，龜、貝再次在新莽時代死灰復燃。

　　第四條新政，是關于行政改革的。

　　漢代的行政體系繼承自秦代，而秦代政治早已被儒家知識分子們“論證”為亙古未有的暴政。所以，許多個萬籟無聲的夜晚，王莽在空寂的皇城里燃著一盞昏黃的油燈，獨自虔誠地翻閱著上古時代的那些儒家經典著作，尋找著一個個光怪陸離的官職和地理名稱。在他看來，一個偉大的盛世，必須要配以許多偉大的名稱才能名副其實。王莽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一一從《周禮》、《王制》這些古圣賢的名著里刨出來。

　　第五條新政，是鹽、鐵、布帛等主要工商業(yè)的國有化。理論依據仍然是儒家經典著作。如名儒魯匡提議釀酒業(yè)國家控制的理由就是：“根據《詩經》的記載，太平年代，釀酒業(yè)控制在政府手里;孔子也說過，衰亂之世，釀酒業(yè)才操縱在百姓手里。”

　　王莽虔誠地按照《周禮》的指導思想去治理這個混亂的國家，但是，一點起色都沒有。

　　盛世沒有來，亂世卻更亂了。

　　隨著改革的推進和破產，那些支持王莽登基的人群開始慢慢發(fā)生分化。儒家知識分子仍然鼎力站在王莽背后，但豪族們卻悄悄退出了——王莽迫切地希望能夠解決漢帝國積弊了近百年的流民問題，寄厚望于土地改革，但結果卻是惡劣的，流民們仍然是流民，握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們卻為了利益走到了王莽的對立面。

　　地皇四年的秋天，叛軍逼近洛陽。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禮》的指示——“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率領群臣來到南郊，集體向天地哭訴。這個白發(fā)蒼蒼、年近七旬的老人，頹然地跪在祭壇上，絮絮叨叨地回憶、訴說著自己獲得帝位的前后本末。最后悲憤地仰天質問：“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誅臣莽!”問畢，他捶胸大哭，幾乎昏厥。

　　這年十月，王莽在洛陽被亂兵剁成了肉醬，他留在史書中的最后一句話是：“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他那白發(fā)蒼蒼的頭顱被送到宛城，供當地百姓練習腳法，還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頭。

　　推翻新莽政權、剁碎王莽的亂兵，其一是無地的流民，其二則是以南陽劉秀為首的豪族。而儒家知識分子們與王莽戰(zhàn)斗到了最后一刻。

　　王莽的失敗，后世多歸結為其新政不合時宜，這種評價是極不公正的，因為王莽所面臨的難題，在當時幾乎無人可以和平解決——在西漢末年漫長的蝗災與饑荒的背后，是人口生殖力與土地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緊張。在土地面積和單位產量沒有明顯提升的條件下，漢帝國的人口卻較之文景之治時代增加了六倍。生產力無力負擔生殖力的后果，是大面積墾荒潮的出現，無節(jié)制墾荒的后果，則是環(huán)境的大破壞;環(huán)境的大破壞隨之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蝗災;大規(guī)模的蝗災隨之再度削弱生產力……整個漢末的農業(yè)生產生態(tài)，一直處于這樣一種惡性循環(huán)之中。這不是王莽和他的“井田制”可以解決的問題，更不是他的“精神文明建設”所能解決的問題，精神文明填不飽民眾的肚皮。

　　王莽和他的新莽政權，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劇。新莽政權誕生的背后，承載著漢代儒家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這一政治理想，可以說是中國數千年帝制時代，最開明、最民本的政治理想，或者說是最有道統(tǒng)擔當感的政治理想——當然，后人不免指責其政治理想依附于“天人感應”怪力亂神，這種指責貌似有道理，但當代西方之主流政治理念，又何嘗不依于“耶教”精神，何嘗不同屬“怪力亂神”?

　　新莽王朝的潰敗，是儒家政治理想從此走向犬儒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對此有著深度的認識：“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認為不該就這么茍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王莽改革的失敗，遂使得后來的政治家們“專求所以適合社會者，而不復思改革社會矣”，“自東漢至今二千余年，可謂誤入歧途”。而真正將“東漢至今二千余年”導入歧途的，則是東漢王朝的開國之君光武帝劉秀。

　　自王莽新政之后，儒家專注改良，不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