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哲學論文(2)
免費哲學論文
哲學論文篇二
技術哲學是否誕生?
【英文標題】Ha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rrived?
【作者簡介】D.伊德，(DonIhde，1934- )，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技術哲學家和后現(xiàn)象學家，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內容提要】布萊克維爾(Blackwell)技術哲學論文集《技術哲學：技術狀況》(2003)對該分支學科在當代所扮演的角色有關鍵作用，借此出版機會，本文評論其當前發(fā)展狀況?？茖W哲學和技術哲學都是20世紀的產(chǎn)物，但它們分別繼承了有點差異的一組哲學傳統(tǒng)，有時探尋不同的問題。本文分析技術哲學近年來的基本發(fā)展狀況，重點強調可能也使科學哲學家非常感興趣的問題，其中有認識論問題，還有環(huán)境問題和文化問題。參考文獻包括該領域近年來出版的大約50部著作。
【關 鍵 詞】技術哲學/科學哲學/誕生/哲學傳統(tǒng)
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重要的哲學著作出版機構，最近又出版了一部由 R. 沙夫(Robert Scharff)和V. 杜謝克(Val Dusek)編輯的哲學論文集《技術哲學：技術狀況》(2003)，它是以前出版的形而上學、認識論和分析哲學論文集的續(xù)集，或者如果把技術哲學更恰當?shù)嘏c某些新學科相并列，那么，它可與生物倫理學、心腦和計算機、環(huán)境倫理學的論文集并駕齊驅。
我將把該論文集作為新發(fā)展的標志，并用一些回顧性評論來開始關于當代技術哲學的一個不太全面的綜述。該綜述重點梳理著作(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著作)，而且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英文著作和北美可得到的文獻;此外，我將集中概述本刊讀者非常感興趣的那部分技術哲學，即與科學和科學哲學相關的內容。(大部分技術哲學涉及受技術影響的其他領域，如與環(huán)境有關的問題、社會政治問題和倫理問題。)
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基本上都發(fā)展于20世紀，前者領先后者幾十年?？茖W哲學學會成立于1934年，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剛移居到美國的歐洲學者。M. 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認為：“1933年后，頂尖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移居到英語國家……在這些國家，他們對戰(zhàn)后分析哲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他們以及卡爾納普的學生亨普耳共同產(chǎn)生的影響，對創(chuàng)立我們現(xiàn)在稱之為‘科學哲學’的分支學科起了決定性作用。”(1999，xii)人們可能注意到，邏輯實證主義者根據(jù)其哲學觀，實際上認為科學哲學幾乎等價于全部哲學。雖然科學哲學現(xiàn)在更加豐富多彩，但它保留了其早期“分析”傳統(tǒng)的認識論方面的許多內容。從相互對照中可見，技術哲學的哲學家主要來源于實踐傳統(tǒng)，北美技術哲學家來源于實用主義、現(xiàn)象學和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而極少有來自分析傳統(tǒng)的成員。
至于技術哲學，邦格(Mario Bunge，他本人是重要的技術哲學家)在遲至1979年還指出：“……到目前為止，沒有重要的哲學家集中關注技術哲學或寫出這方面的專著，該事實表明它是一個欠發(fā)展的分支學科。”(1979a，68)然而，正是在那年，兩部著作出版了，它們旨在闡明關于如何解釋科學自身的日益紛呈的觀點：我的《技術和實踐：技術哲學》收入“波士頓科學哲學研究叢書”出版;恰巧在那年，B. 拉圖爾(Bruno Latour)和S. 伍爾加(Steve Woolgar)的《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也出版了，“社會建構論”誕生了。
確實，就英語地區(qū)的哲學來說，邦格關于技術哲學的觀點是對的，但他忽略了舊歐洲地區(qū)的發(fā)展：到20世紀中葉，那個時代許多重要的哲學家O. 加塞特(Ortegay Gassett)、雅斯貝爾斯、A. 格倫(Arnold Gehlen)、G. 安德斯(Gunter Anders)、特別是海德格爾已經(jīng)寫出了大量關于技術的論著。邦格附和了當時北美哲學的主流觀點，卻把歐洲哲學當作“胡言亂語”簡單地拋棄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關于技術及其與科學的關系方面，邦格和海德格爾幾乎具有相同的觀點。
有趣的是，仍無“技術哲學學會”，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現(xiàn)在的哲學與技術學會(成立于1983年)的創(chuàng)立者C. 米查姆(Carl Mitcham)和P. 德賓(Paul Durbin)不喜歡那種創(chuàng)立一個新分支學科的想法。然而，米查姆仍是最重要的技術哲學史家，他的《用技術思考：工程和哲學之間的道路》(1994)至今仍是這方面最權威的著作;德賓也在《哲學和技術研究》(始于1978年)與《哲學和技術》(始于1980年)這兩套連續(xù)出版的叢書中對技術哲學的發(fā)展進行了大量總結。
我現(xiàn)在轉向沙夫-杜謝克編輯的哲學論文集，它是我評論過去十多年技術哲學發(fā)展的起點。該論文集的開篇以選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培根和馬克思等思想家的讀物為歷史背景，把哲學對技能、工具、生產(chǎn)和工藝的關注回溯到古代和近代;這些閱讀材料是最好、最適當?shù)奈墨I——我認為《對物質性的不敏感性》很大程度上屬于哲學史，可稱之為“沉淀”的文獻，而正是選擇了它表明搜尋原始文獻的困難。理論、概念、抽象和命題是優(yōu)先探討的領域，直到最近，關于技術的系統(tǒng)研究還非常缺乏。
在回顧歷史之后，接下來的部分論述了哲學、近現(xiàn)代科學和技術，其中第一節(jié)內容涉及實證主義和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按我的觀點，這部分是這卷文集中最薄弱甚至最離奇的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作為20世紀中期科學哲學組成部分的卡爾納普、亨普耳和圖爾敏，隨后是來自女權主義[N. 圖阿納(Nancy Tuana)和S. 哈丁(Sandra Harding)]、解釋學和實用主義[P. 希蘭(Patrick Heelan)和J. 舒爾金(Jay Schulkin)]的新挑戰(zhàn)者的代表以及拉圖爾。盡管這些作者富有洞察力，但他們通常都不會算作主流的科學哲學家。令我奇怪的是，那些對科學的物質性和物質文化富有敏銳洞察力的著名科學哲學家卻全體缺席，其中Ⅰ. 哈金顯然是開拓者和被廣泛引用的哲學家，他的《象征和干預》(1983)開啟了關于儀器(技術)和實驗的長期探究過程，其另一部著作《社會建構什么?》(1999)使這些爭論持續(xù)到今天。I. 施滕格(Isabelle Stenger)的《近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明》(2000，討論了測量儀器，以伽利略開始，以數(shù)學和計算機化結尾)和R. 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的早期著作《數(shù)據(jù)、儀器和理論》都可選錄，但最重要的是P. 伽里森(Peter Galison)的著作：《實驗如何結束》(1987)、《圖像和邏輯：微觀物理學的物質文化》(1997)和《愛因斯坦時鐘和彭加勒地圖》(2003，即將出版)，它們現(xiàn)在均已成為里程碑式的著作。這些哲學家的著述都明確顯示了對物質性和技術的敏銳洞察力，卻未被沙夫-杜謝克編輯的哲學論文集選錄。
科學方面的技術包括儀器和實驗設備，這用不著爭論，而且科學與任何其他技術活動一樣具有物質文化，如今也得到公認。雖然如此，技術對科學的作用以及二者的關系仍是爭論的問題，在這些持續(xù)的爭論中，一種極端情形是出于善意或惡意而毫無興趣。雖然，L. 勞丹的《科學和相對主義》于1990年出版，但直到90年代中期我才讀了它，這完全在我研讀大部分技術哲學和前述的對技術有敏銳洞察力的科學哲學家的著作之后。在閱讀勞丹的著作時，盡管他與時俱進、堂而皇之承認可錯論、問題導向和實用主義，但我感到退回到那樣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中，科學哲學仍視科學的形象為命題導向的理論機器)，雖遭詬病，可仍傾向于理論和命題。這種病態(tài)的極端情形，或者完全拒技術于科學的大門之外;或者理所當然地把技術當作顯而易見的實驗儀器，后者隱含著儀器“中立”的假設，而該假設是關于技術的哲學主張，由此引發(fā)了爭論。
因此，展示對物質性具有敏感性的連續(xù)統(tǒng)一體，將必須以某種對技術(與科學比較)更積極而明確的評價開始，前面提到的邦格就是很好的例證，其著作被沙夫-杜謝克編輯的哲學論文集選錄。邦格非常明確地區(qū)分科學和技術，認為純科學仍保持倫理中立、文化中立，是客觀的，然而，技術“與純科學完全不同，根本不是倫理中立的，而與倫理密切相關，搖擺于善惡之間”(1979b，172)。但是，隨后有趣的變化是，邦格也相信技術是哲學的肥沃土壤，而且看到技術系統(tǒng)“提出許多重要的哲學理論，如自動控制理論”(1979b，172);正如編者所言，他的論文題目《技術的哲學輸入和輸出》正好暗示了一個技術模型(2003，170)。總之，邦格不僅區(qū)分(純)科學與技術，而且還區(qū)分傳統(tǒng)技術(或前科學的技術)和近現(xiàn)代技術(科學的技術，也被認為是應用科學)，最終認為真正的技術是來源于科學的近現(xiàn)代技術。事實上，邦格區(qū)分傳統(tǒng)技術和近現(xiàn)代技術的觀點與海德格爾的近現(xiàn)代技術觀相同：海德格爾認為歷史上科學早于近現(xiàn)代技術，邦格主張近現(xiàn)代技術本質上不同于前科學的技術。然而，海德格爾認為近現(xiàn)代技術雖然以科學為基礎，但反過來也成立，科學依賴近現(xiàn)代技術，因此在科學與技術的關系方面，他比邦格向前多邁了一步。
大多數(shù)“分析”導向的技術哲學家主張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差別。但自從邦格的早期著作出版以來，二者的相互依存性變得更加突出：如J. 皮特(Joseph Pitt)的《關于技術的思考：技術哲學的基礎》(2000)非常明確地探究了與科學變化相關的科學之技術基礎結構，而這種科學變化通常是由儀器改進所帶來的或促發(fā)的;邦格自己論述伽利略望遠鏡的著作則證明，近代初期的科學扮演著技術基礎結構的角色。
如果區(qū)分科學和技術是前述連續(xù)統(tǒng)一體的一個目的，那么，科學和技術的完全融合或“雜交”(現(xiàn)在通常稱之為技術科學)構成了另一個目的。D. 哈拉維(Donna Haraway)和拉圖爾就持這樣的觀點，在通常稱之為“科學學”的研究中，他們是最杰出的學者，而且在沙夫-杜謝克編輯的論文集中引人注目。沙夫-杜謝克編輯的這卷文集確實很好，其中包含的女權主義、后現(xiàn)代、科學學和科學技術學的學者，多于對物質有敏銳洞察力的科學哲學家。在《科學在行動》中，拉圖爾主張事實和人工制品(或機器)實際上都是用相同方式生產(chǎn)或建構的(1987，30)。哈拉維在其早期電子人形象中，把技術科學看作科學和技術的完全“雜交”。當然，在這些關系密切的學科中，有許多其他可在此值得注意的人物，A. 皮克林就是其中之一，他由物理學家轉變成社會學家，其早期著作《建構夸克》(1984)已被他的《實踐變形機》(1995)超越。在《實踐變形機》中，皮克林批判社會建構論充其量擅長于分析人們之間的社會“協(xié)商”，而在與物質性“協(xié)商”的科學實踐方面并不擅長。S. 夏平和S. 謝弗(Simon Schaffer)也值得注意，在他們的《利維坦與空氣泵：霍布斯、玻意耳和實驗生活》(1985)中，三種儀器(空氣泵)“技術”、寫作風格(匿名第三人稱)和謙虛的目擊者形成一種新的生活形式，該著作對大多數(shù)技術科學思想家和形成一個更加明顯而強大的實踐科學形象都有巨大影響。
但是，前面我一直在關注技術哲學與其他偶爾對物質敏感的學科(諸如科學人類學、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史，這些學科現(xiàn)在構成當代“科學學”的大部分)的密切關系。我現(xiàn)在轉向被認為對當代技術哲學本身至關重要的一部經(jīng)典。沙夫-杜謝克編輯的這卷文集收錄了大部分公認的先驅，如J. 埃呂爾(Jacques Ellul)、L. 希克曼(Larry Hickman)筆下的杜威、馬爾庫塞和芒福德(他也經(jīng)常扮演先驅者的角色)，但該文集明顯強調海德格爾的重要性，他本人的文獻及其他研究文獻(沙夫自己就是研究海德格爾的學者)占據(jù)整個第4部分。海德格爾傳統(tǒng)對北美技術哲學已經(jīng)(將來會繼續(xù))有很大影響，如果不是這樣，那么這種強調就可能顯得過了頭。印第安納技術哲學叢書(第一套技術哲學分支學科叢書)在1990年開始列出其首批書名，收入了研究兩位重要技術哲學先驅的著作：M. 齊默曼(Michael Zimmermann)的《海德格爾面對現(xiàn)代性：技術、政治、藝術》(1990)，以及?？寺摹抖磐膶嵱弥髁x技術》(1990)。此外，人們能把幾個北美一流的技術哲學家看作至少仍是“新海德格爾主義者”。
與海德格爾傳統(tǒng)保持最密切關系的也許是A. 博格曼(Albert Borgmann)，他的三部曲《技術和當代生活特征：哲學研究》(1984)、《跨越后現(xiàn)代的界線》(1992)和《緊抓實在：千年之交的信息本質》(1999)仍是重要的技術哲學文獻。然而，與海德格爾不同，博格曼在其著作中對一系列具體技術進行了具體分析，他早期提出的“焦點實踐”(focal practices，有吸引力的技術活動)和“工具范式”(device paradigm，無吸引力的技術)的差異激發(fā)衍生了“第二代”著作，如希格斯(Higgs)等編輯的論文集《技術和好生活?》全面批判了博格曼。直到最近，H. 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才被公認為技術哲學家，盡管如此，他卻因長期沉思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和人工智能，而“受洗”被收入技術哲學論文集;與博格曼一樣，德雷弗斯仍保留許多海德格爾哲學的重點之處。其他著作雖然有更強的海德格爾哲學背景，但轉向了更多的批判，例如L. 辛普森(Lorenzo Simpson)的《技術、時間與現(xiàn)代性的交談》(1995)，他把海德格爾和哈貝馬斯進行了比較。
在技術哲學界，A. 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工作非常突出，其早期研究了馬爾庫塞，而且也已經(jīng)出版了技術哲學的三部曲：《技術批判理論》(1991，2002年修訂版為《變革的技術》)、《可選擇的現(xiàn)代性：在哲學和社會理論中的技術轉變》(1995)和《追問技術》(1999)，這三部著作對海德格爾采取批判視角，但把此視角主要重新定向到其批判理論中的廣闊社會政治背景之中;另外，芬伯格將此視角變得更加寬廣，囊括了對多元文化的敏感性，特別是他自己對日本的體驗。
D. 伊德最早的技術哲學著作《技術和實踐》(1979)獻給了海德格爾，可新近的著作已逐漸轉向批判，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海德格爾的浪漫主義不滿，但對海德格爾的哲學分析不能適用于各種各樣的技術甚至更加不滿;從《技術和生活世界》(1990)到《擴張的解釋學：科學中的視覺主義》(1999)，日益突出了批判主義。
有時，海德格爾、埃呂爾、馬爾庫塞以及甚至后期的芒福德也被描繪為“反技術”(或敵托邦的鼓吹者)，這組先驅確實傾向于把所有技術歸并為抽象的或超驗的單一“技術”，并視這種“技術”為人類、(高級)文化或未來的危險(或威脅)。對于后期海德格爾來說，“技術”①(超驗的)是某種看世界的方式，在此世界中自然實在整體被當作“資源之源”②。在先驅中，杜威明顯例外，他的工具主義認為技術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寺凇都夹g文化的哲學工具》(2001)中發(fā)展了這種觀點。但是，近來歐洲的技術哲學家也已認識到先前的敵托邦和超驗傾向。H. 阿赫特胡伊斯(Hans Achterhuis)是重要的荷蘭技術哲學家，編輯了《技術的物質性》(1992)，其中收錄了批判安德斯、埃呂爾、格倫、海德格爾、H. 約納斯(Hans Jonas)和芒福德的文章，從該論文集能夠看出那兩種一般的傾向。然而，接著在1997年，阿赫特胡伊斯及5位同事出版了論文續(xù)集《從蒸汽機到電子人——思考新世界中的技術》，它被R. 克里斯(Robert Crease)譯為《美洲技術哲學：經(jīng)驗轉向》(2001)。在這個完美的最新譯本中，這些荷蘭哲學家變成美洲技術哲學家，他們論證到：美洲人比其歐洲祖先是更少“敵托邦的”，沒有使技術超驗化，在分析具體技術的意義上是更“經(jīng)驗的”，總之是更實用的——阿赫特胡伊斯證明：在當代技術哲學中，這些傾向已趨向于取代老一代的觀念傾向。其中，博格曼、德雷弗斯、芬伯格、哈拉維、伊德和L. 溫納(Langdon Winner)這些哲學家被選作典型代表——在沙夫-杜謝克編輯的論文集中也是如此。
雖然，我這篇評論文章首先關注科學和技術的關系，這對科學哲學家來說是很有趣的，但科學和技術的關系還沒有成為大部分技術哲學的關注焦點。如果來源于不同的哲學傳統(tǒng)是區(qū)分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的第一個主要標志，那么，區(qū)分它們的第二個主要標志恰是重要問題集的差異。在北美技術哲學早期的幾十年發(fā)展中，敵托邦的鼓吹者擔心：技術可能是“自主的”，是一種失控的或歷史的決定因素，而且常常導致一些核心問題域。這卷布萊克維爾論文集有一部分也是論述“技術是否是自主的”。溫納的早期著作《自主的技術：失控的技術作為政治思想的主題》(1977)以埃呂爾和馬克思為思想來源背景，詳細論述了該主題;他后來的著作《鯨和反應堆：探尋高技術時代的限度》(1986)預示了技術哲學主要探討的下一個問題集，其中涉及可供選擇的技術和適用技術。然而，北美技術哲學發(fā)展到第二個十年時，大量的生態(tài)和環(huán)境問題(包括技術傳播問題)開始更加突顯出來，沙夫-杜謝克編輯的文集也探討了這些問題。這卷文集的結尾是關于技術和社會實踐的部分，內容豐富，其中，政治、文化和社會變化方面的問題是最重要的;而且，在這些問題中，有許多也是公眾更加廣泛關注的問題，這無疑成為技術哲學開始日益受到公認的正面原因?？紤]到范圍和字數(shù)，盡管有某些遺漏，《技術哲學：技術狀況》應該用作該學科課程的有用而靈活的原始資料。
我是通過建議把這卷布萊克維爾文集當作分支學科“發(fā)展到”某種水平的一個標志，來開始這篇評論技術哲學的文章。不過，撇開沙夫-杜謝克編輯的文集，我將轉向其他兩個標志，它們將表明：在兩個一般的“學術”方面，技術哲學還沒有真正“誕生”。第一個可被認為是內部標志，直到今日，技術哲學還未形成公認的持續(xù)的內部爭論。例如，根據(jù)庫恩早期的語言，“常規(guī)科學”或學科遵循某種“范式”，或具有其提出的公認的爭論和問題集。從該標志看，技術哲學比其姐妹學科(早問世的科學哲學，或同時發(fā)展的科學學)更是“前范式”的。雖然，技術哲學家之間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如關于“可供選擇的技術或適用技術”、“深層生態(tài)學”、“可持續(xù)的環(huán)境實踐”和“風險評估”等的爭論，這些問題往往會引發(fā)論戰(zhàn)，但我未發(fā)現(xiàn)可與科學哲學中長達幾十年的“實在論/反實在論”之爭相比擬的爭論。“實在論/反實在論”之爭成了科學哲學的主要內容，大多數(shù)主角參與其中，產(chǎn)生了如此多的前沿問題;縱然，這場爭論主要是“內在主義的”，最終結果是“實在論”分裂成各種各樣的“實在論”，而且可能缺乏廣泛的公眾關注，但它確實顯示了科學哲學的“范式”特征。與此類似，雖然新科學社會學與技術哲學“年齡”相同，但前者也已經(jīng)歷了范式之爭，在(主要是)英國的“社會建構論者”[S. 葉利(Steve Yearly)、H. 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主要是)法國的“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家”學派[M. 卡隆(Michael Callon)、伍爾加和拉圖爾]支持者之間發(fā)生的著名的“小雞認識論”之爭，始于1992年，斷斷續(xù)續(xù)一直持續(xù)到今天(Pickering，1992)。這場爭論圍繞著方法論和“對稱性”，為“科學學”學者所熟知，與科學哲學中的“實在論/反實在論”之爭同時進行。廣大公眾不是很了解這場爭論，甚至那些把所有新科學社會學歸入“社會建構論”(作為一個術語)而參與著名的“科學大戰(zhàn)”的人也是如此，在這種意義上，它也是“內部主義的”。因缺乏任何這種明顯的學術爭論，所以，有理由說技術哲學比其姐妹學科更是“前范式的”，我不論證這種狀況是好是壞，但它顯示了一種不同的“社會學”。
在第二種意義上，人們可能思考外部關系，在外部關系中，獨特的學科方法必須保衛(wèi)邊界。雖然，與許多更老的分支學科比較，這三個姐妹學科的邊界都更加模糊，但我認為：從實踐和范圍方面來看，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和科學學都必然在某種程度上是學科交叉的。然而，科學哲學和科學學不得不比技術哲學更有力地保衛(wèi)邊界。在北美和英國，就身份而言，除了只是在一個系里有科學哲學家(或有許多科學哲學家)外，大部分科學哲學被歸入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項目(HPS);或者，近年來，科學哲學躋身于現(xiàn)在包括歷史、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理論等有點更多樣化的學科組中，被歸入科學學項目和科學、技術與社會項目(STS)。在這兩種情形中，參與其中的學科都具有其他從業(yè)者可識別的身份和模式。從這個視角看，技術哲學還未“誕生”。雖然，一些哲學系設立技術哲學崗位，并有公認的技術哲學家(僅在極少數(shù)機構)，但就我所知，在研究生層次仍無有分量的技術哲學項目，而且在大多數(shù)HPS或STS中，技術哲學也未被列為幾個獨特的學科之一。也許正因為如此，“邊界之戰(zhàn)”(“科學大戰(zhàn)”中發(fā)生在主流科學哲學和新科學社會學之間的論戰(zhàn))對技術哲學還未產(chǎn)生太大影響。溫納對社會建構論予以了批判(沙夫-杜謝克編輯的論文集有例證)，同樣，博格曼的《跨越后現(xiàn)代的界線》批判了后現(xiàn)代主義。
邊界不固定未必是壞事，因為當“邊界之戰(zhàn)”爆發(fā)時，如果邊界明確，那么有時可能不得不說明在何處出現(xiàn)邊界退縮或擴張。人們能表明：上述論證中的一個因素圍繞著“誰”將獲得解釋科學的權利和將什么當作科學的“形象”。如果這是問題，那么，自新科學社會學興起的幾十年中，邦格稱之為“純科學”的舊邊界肯定已遭受侵犯;而且我愿意認為：令人關注的是，科學的突現(xiàn)形象更大(而不是更小)程度上是一種實踐，與語境中立的早期純科學模式比較，更像他所稱的“技術”。然而，雖然我希望能主張科學形象的變化是由于技術哲學有益的反透視的結果，但實際上并非如此。科學形象變化主要有以下原因：科學的新社會科學研究，女權主義批評家，從理論定向到更多實踐，以及“科學大戰(zhàn)”期間提出的社會文化解釋的變遷。我這里所稱的邊界沖突發(fā)生在學科間，不只是發(fā)生在學科內部。學科內部的邊界沖突引發(fā)了廣泛的公眾關注，“科學大戰(zhàn)”導致出版了許多重要的著作，其中有N. 科爾特格(Noretta Koertge)的《沙灘上的房子：揭示后現(xiàn)代主義的科學神話》(1998)。對此，我不下任何結論，僅表明這場大論戰(zhàn)有助于把注意力吸引到E. 麥克馬倫(Ernan Mcmullen)在《科學的社會維度》(1992)中所稱道的方面。如果人們推崇其中提出的那組理由充分的評價，那么，這也促使科學形象從以前的更抽象形式變?yōu)楝F(xiàn)在包含社會維度的更健全的形象。幾乎沒有專著論述此學科的反應，但是，H. 隆吉諾(Helen Longino)在其《知識的命運》(2001)中提出了科學的社會學—哲學之爭，伊德和E. 塞林格(Evan Selinger)最近出版了《追求技術科學：物質性之母》(2003)，該著作在科學學的主要方面和技術哲學之間展開了對話。
如果人們思考學科內模式和學科間模式，那么，必須斷定：作為一個分支學科，技術哲學還不能與其姐妹學科相比擬。這可能不是壞事，因為這意味著仍有許多能被越過的“領地”。通過返回來對哲學家和技術進行一些評述，我將總結這篇評論，并指明一些未認識到的共同關注的可能領域，特別是既與“分析”傳統(tǒng)有關、又能與實踐傳統(tǒng)有關的一些領域。下面的評述確實有點是猜測的并充滿軼聞趣事，而且是從我的閱讀經(jīng)驗中得到的，但有知識的讀者將有望認識到發(fā)展的相關特征。
我上面評論說幾乎沒有現(xiàn)存的“分析”技術哲學，并暗示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體現(xiàn)當前北美技術哲學特征的雙重起源和問題傳統(tǒng)。實踐傳統(tǒng)的支配地位以及技術哲學的問題集(問題集大多屬于倫理—社會—政治領域)偏離了大部分北美科學哲學家的分析的主流認識論興趣。但是，也許這種概括差異的方式太極端了，因此，我想評論分析傳統(tǒng)的哲學家探討技術的一些令人感興趣的領域。
我已注意到這樣一組哲學家——對科學的技術(儀器和實驗室背景)進行過非常深刻細致研究的少數(shù)科學哲學家，如哈金、施滕格、阿克曼和伽里森;事實上，我以前在《工具實在論：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的界面》(1991)中稱他們?yōu)?ldquo;工具實在論者”，并把他們的工作與來自大陸傳統(tǒng)的其他人進行了比較。這批科學哲學研究成果得到公認，也許通常不是以其與技術哲學的密切關系而為人熟知。
但是，有一批更隱含的研究成果，其源頭可追溯到也探討技術的心靈哲學——我指當前興旺繁榮的認知哲學。例如，A. 克拉克(Andy Clark)的《天生的電子人：心靈、技術和人類智能的未來》(2003)分析了大量的假體移植物(耳蝸和脊柱等)和人—技術界面(電子郵件、互聯(lián)網(wǎng)和感知裝置)，從中得出關于人類經(jīng)驗和意識變化的有趣結論;他研究了許多現(xiàn)行的技術，但不能避免猜測性外推。對想象技術(imagined technologies)的特別興趣，深深地根植于許多與心靈哲學有關的對技術的哲學關注中，如D. 丹尼特(Daniel Dennett)喜愛的那種“缸中之腦”和許多別的想象技術或D. 帕菲特(Derek Parfit)的心靈運輸裝置，都是明顯的例證。想象技術傳統(tǒng)自身歷史久遠，羅吉爾·培根在13世紀想象的水下船和飛行器等，后來在15世紀達·芬奇那里就把它變成了技術圖紙。在這里，我想建議技術哲學家和技術史家(他們也許想甚至更強烈地表明該觀點)可進行一些協(xié)商交流。
我覺得，想象技術的普遍流行起源于現(xiàn)在廣泛流傳而天真的信念：大多數(shù)想象技術最終會變成現(xiàn)實。這是一種科幻神話——但技術史家和技術哲學家可能有更強的懷疑批判態(tài)度。無疑，大多數(shù)想象技術作為虛構的東西從未成為現(xiàn)實，如達·芬奇的被想象為“直升飛機”的原始巨型螺旋裝置，即使用大功率電動機驅動也無法飛行。確實，大多數(shù)技術史家意識到達·芬奇的大部分機器事實上不能運行。像拉圖爾關于柴油機史敘述的這類描述更符合實際，最終實際制成的柴油機幾乎未吸收想象設計者的任何原初思想——但柴油機最終工作了(1987)。我甚至想證明：只有想象技術是烏托邦的平衡極，它會平衡預測不可避免的實際技術災難的“敵托幫”先驅所想象的技術災難——就技術可能性和歷史可能性兩方面來說，二者都極其幼稚。但是，我在此的觀點是，甚至想象技術也應成為技術哲學關注的領域。
當代哲學關注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與新的從事復雜工作的機器(即全部計算機化技術)有關。我想起當代關于建模和模擬的研究。最有趣同時也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之一出現(xiàn)在格里姆(Grim)等編輯的《哲學計算機：哲學計算機建模研究論文》(1998)中;在這項工作中，起初應用于建模語義悖論、后來應用于與演化有關的“囚徒困境”問題以及最近應用于人工社會關系的技術，被吸收用來研究認識論。正因為計算機過程能完成數(shù)據(jù)圖像轉換，能為高度復雜的現(xiàn)象建模，能根據(jù)“實在度”(更模糊、更真實，因此要求新“模糊邏輯”)改進，所以，技術已開始關注從前以抽象和命題方式研究的認識論領域。就對技術感興趣的哲學家而言，模擬和建模成為另一個有趣的新領域。
我將用例子來表明也許技術實際在哲學中所起的作用比通常認為的更深刻和更大，以此總結我的評論。在哲學上，我主張技術作為隱喻有時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推動整個哲學綱領。有時，這些隱喻被按照字義解釋為形而上學分析綱領;有時，它們形成我所稱的“認識論機”。作為第一方面的例子，杰出技術史家小懷特(Lynn White，Jr.)很久以前指出：13世紀，正當機械鐘在整個歐洲流行之時，機械鐘成為宇宙自身的技術隱喻。
這是偉大的牧師和數(shù)學家N.奧雷斯姆(Nicholas Oresmus，于1382年去世)的話……我們首先發(fā)現(xiàn)那個隱喻——宇宙作為由上帝創(chuàng)造和控制的巨型機械鐘“所有齒輪盡可能和諧運轉”。這是一個未來的觀念：最終，隱喻變成形而上學。(1971)
第二方面的例子(“認識論機”隱喻)出現(xiàn)在近代認識論發(fā)端之時。L. 貝利(Lee Bailey)在其論文《人腦暗室：暗箱和主觀性》(1980)中，最早使我注意到笛卡爾和洛克幾乎同時使用“暗箱”作為我們如何獲得知識的模型。如丹尼特所認識到的：從更古老的“暗箱和眼睛”的類比中受到啟發(fā)，笛卡爾和洛克把這個類比擴展為“暗箱\眼睛\主體”，從而把“自我”放入暗箱之中并創(chuàng)造心靈劇場。這個技術認識論機產(chǎn)生了現(xiàn)在屬于這種隱喻傳統(tǒng)的大多數(shù)問題，它們在我看來已經(jīng)過時了。雖然，通過計算機化和網(wǎng)絡法，今天新“機器”被迅速應用，但哲學家繼續(xù)從“舊技術”中獲取資源。
我以如下道德觀點結束這篇文章：交叉和可能相互關注的領域，要求某種很少在該分支學科中眾多個體間發(fā)生的事情，即要求每人閱讀其他每個人的著作。在準備這篇文章時，我粗略瀏覽了一下誰引用誰(引用是閱讀的證據(jù)，而實際的閱讀無從查證)的情況，顯現(xiàn)的模式相當令人憂郁。然而，如果技術哲學應當是對物質性具有極其敏銳洞察力的分支學科，那么，其從業(yè)者應該通過閱讀顯示這種敏銳性的其他人的著作來引領本學科的發(fā)展——當然，也應走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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