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馬克思哲學的經典論文(2)
關于馬克思哲學的經典論文篇二
關于馬克思的兩個基本哲學思想
摘要：馬克思哲學思想屬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始祖”。馬克思原創(chuàng)性哲學思想集中體現在社會歷史領域，可以被歸結為這么兩個哲學思想：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受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高度重視。尤其是在中國當代主流哲學中“珠聯璧合”地占據著突出地位，并獲得了新進展。
關鍵詞：馬克思;基本哲學思想;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08)03-0082-05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中國執(zhí)政黨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馬克思哲學思想無疑屬于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中的“始祖”。俗話說，事物“萬變不離其宗”。要從源本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就必須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必須把握其“始祖”。馬克思哲學思想不僅是對人類思想史、哲學史遺產的繼承和弘揚，而且是對其遺產的深刻變革和創(chuàng)新。在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過程中，不僅要了解前者。更要注重后者。
一
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用“馬克思”這一專名命名，馬克思的哲學思想之所以具有當代性，在于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在人類思想史上富有原創(chuàng)性。馬克思作為“千年思想偉人”之首，雖然生前沒有像他的思想前輩黑格爾那樣自覺構建一套哲學學說體系或敘述體系，但他在有關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或民族學)、宗教學等具體科學和實際問題上的著述中蘊涵著或直接提出了淵博的、帶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思想或者說哲學思想體系，盡管后來被“演繹”出一套套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版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湮沒了其“光亮”或使之“平平淡淡”。我認為，他的原創(chuàng)性哲學思想集中體現在與人的實踐活動息息相關的社會歷史領域，可以被歸結為這么兩個基本哲學思想：
一是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
二是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同時成型于19世紀40年代中期。前一個基本哲學思想明確表述于1845年春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后一個基本哲學思想初步闡述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經典地表述于1859年1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
作為生活在早期資本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他的“實踐”觀(包括他的“生產”、“勞動”、“社會革命”、“武器的批判”等概念)是以人類進入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經濟時代為視野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勞動”理論就是一個典型例證)，是以“歷史成為世界歷史”、“交往成為世界交往”、“市場擴大為世界市場”為背景的。
第一個思想其實同時揭明了人類社會生活中精神活動成果的認識標準、價值標準與走出思維困境的根本路徑這樣三個問題。因為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維的“客觀的真理性”、“此岸性”即屬于鑒別思維成果是否“合理”的認識標準問題;他提到的人的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聯系他后來強調的“一步實際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等)都直接觸及關于鑒別思維成果是否“有用”的價值標準問題;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維的判別問題“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在這段話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只能通過“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即屬于如何走出思維困境的根本路徑問題。如果聯系馬克思在一年前寫作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的“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于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論需要是否會直接成為實踐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那么，他這一層面的思路就更明顯。
另外，聯系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整個文本語境，包括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片面性的批判、對宗教本質和人的本質的揭示、對全部社會生活包括其精神現象的根源的實踐歸結、對現代哲學家使命的新發(fā)現、對新唯物主義立足點的新“勘定”等，馬克思對實踐地位和作用的估量不像以往的一些追隨者或解釋者所理解那樣的。僅僅限于人類認識領域，而置之于整個人類社會歷史各個領域(如恩格斯的著名論斷“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本身”)。
已往人們對馬克思這一基本哲學思想曾經主要地或僅僅地從“認識論”標準方面去理解。對馬克思這一基本哲學思想從“價值論”方面與走出思維困境的路徑視覺則注視得不夠。然而，正是這后兩個方面體現了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價值)系統由傳統(主要自____以來)轉向現代的新方向，體現了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根本方面。
第二個思想是第一個思想即馬克思的人類一般“實踐”論進入人類“實踐特殊”――社會生產領域的邏輯延伸，通常被稱為“唯物史觀”(在這里指“狹義”的唯物史觀)。歐洲文化“形而上學”的傳統使馬克思不僅追問到實踐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源性，而且使他追問到“實踐特殊”――“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源性，進而從“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領域追問到“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對于生產關系乃至整個社會上層建筑系統的根源性。
馬克思與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生前未發(fā)表)就是從人類的物質生產實踐去闡明人類歷史的起源、人類歷史的基本事實或社會基本結構，而駁斥此前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即“歷史科學”對人類歷史真相的“歪曲”或“遮蔽”：不同于“唯心主義歷史觀”從觀念出發(fā)解釋實踐，新歷史觀從實踐出發(fā)來解釋觀念的形成。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評來消滅，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革命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巨大發(fā)展”為“絕對必須的實際前提”，“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之后，他在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中闡明了這個思想中的核心部分：“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yè)資本家的社會。”1859年初，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系統闡述了這個思想：“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
產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fā)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他在這里從“物質生活生產方式”的原理進一步得出“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新舊社會形態(tài)更替的“兩個決不會”結論。
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都屬于社會歷史觀范疇，是他的整個學說的“支點”。雖然馬克思生前幾乎沒有公開發(fā)表一部或一篇闡述他的這些原創(chuàng)性哲學思想的哲學專著、哲學專文，但他的原創(chuàng)性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主要經濟學著作《資本論》以及諸多的書信、札記、筆記和手稿之中。
在經濟學著作《資本論》中，馬克思闡述了“專屬于人”的范疇“實踐”之基本形式――“勞動”與“處于遠古時代”的“動物式的本能”活動之間的區(qū)別：“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之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fā)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提出“人把自己和動物區(qū)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不在于他們有思想，而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這些都從人類的起源或人類社會的起源角度闡釋了實踐或基本的實踐形式的本質特征及其在社會歷史起源中的“始基”式地位。
同樣，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針對馬爾薩斯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社會生活的人口問題上的唯心史觀，提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資本技術變化的加速，“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guī)模生產出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guī)律，事實上，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guī)律。抽象的人口規(guī)律只存在于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這就從社會生活的一個具體側面闡述了他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的哲學思想。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邁的信中關于“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fā)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的論斷。就從人類社會生產力方面揭示了私有制、對抗階級產生的“始基”性淵源，這是此前的思想家所莫及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從“社會形式”即“生產方式”對個人能力、個性的制約關系提出了人類“三大社會形態(tài)”學說。他對資本運動中的“剩余價值”發(fā)現，對產業(yè)無產階級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的發(fā)現(被稱之為“馬克思的第三個發(fā)現”)，對未來人類社會終極趨向(即“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fā)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的首次揭明，都是以這一基本哲學思想為“第一哲學”的。
二
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作為他的整個學說中諸多革命性結論的“總邏輯”，首先受到馬克思的戰(zhàn)友恩格斯的高度重視。他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對那篇集中揭明了馬克思前一個基本哲學思想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作了這樣的估量：“它作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是非常寶貴的?！彼谠撐闹袌猿?、發(fā)揮了馬克思這一基本哲學思想：黑格爾對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按照“絕對精神”邏輯在精神意識領域予以“證實”的，他則主張“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要證實，人類就要馬上把他的哲學從理論轉移到實踐中去”，并且提出對否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學不可知論“及其他一切哲學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推動哲學家前進的，決不……只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yè)的強大而日益迅猛的進步?！?/p>
對于馬克思的后一個基本哲學思想，恩格斯予以同等的評價：“不僅對于經濟學，而且對于一切歷史科學都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fā)現”、“給一切唯心主義。甚至最隱蔽的唯心主義當頭一棒”、“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社會主義由此(包括剩余價值學說)從空想變成了科學。普列漢諾夫則稱之為“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發(fā)現以及一般地最偉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學發(fā)現平立”。
列寧從“經驗批判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即認識論角度肯定馬克思的“實踐的觀點”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是“走向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他提出實踐“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具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實踐標準具有“確定”與“不確定”的辯證性。同時，列寧很欣賞馬克思后一個基本哲學思想。甚至稱之為“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從方法論角度把這一哲學思想提煉成兩個“劃分”、兩個“歸結”：“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即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并“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同樣，斯大林在集中反映他的哲學思想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把這一哲學思想稱贊為“對歷史唯物主義實質所作的一個天才的表述”，但對馬克思前一個基本哲學思想沒有專門提及，只是在分析唯心主義不可知論中引述恩格斯的話中涉及“實踐”的字眼。
馬克思主義初人中國期間，陳獨秀、毛澤東等人也很推崇馬克思后一個基本哲學思想：陳把唯物史觀歸結為“歷史上一切制度底變化是隨著經濟制度底變化而變化的”，毛斷言“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他后來在《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中從認識論角度突出地闡明了馬克思前一個基本哲學思想，對馬克思的后一個基本哲學思想卻沒有專門論述，只是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運用這一基本哲學思想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連同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在內的馬克思學說的傳播過程。在馬克思生前或逝世后并非像后來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大張旗鼓、聲勢浩大，并非都像恩格斯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樣理性地、堅定地信仰、推崇馬克思學說。在19世紀80年代，即使在馬克思的故鄉(xiāng)德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也并不十分廣泛。當年，在哥達組成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之一派堅執(zhí)國家社會主義，另一派作為馬克思的追隨者也幾乎沒有什么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到1880年，德國才有五個人深刻地理解了馬克思的經濟學。直到19世紀80年代末，馬克思主義才最終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戴維?麥克萊倫等的研究成果)。馬克思學說后來在東方國家的廣泛傳播首先得益于普列漢諾夫(完整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第一個俄國人)和列寧。
三
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在中國當代主流哲學中“珠聯璧合”地占據著突出地位。中國的改革開放或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首先是以馬克思這兩個哲學思想為其“哲學先導”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立者鄧小平，在黨內第一個旗幟鮮明地支持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直接把馬克思的第一個基本哲學思想置于“黨的思想路線”的范疇之內;第一個確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當代中國的“王位”，堅決支持經濟學界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貫徹執(zhí)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這篇文章完全是講馬克思主義嘛”。并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哲學層次系統地闡明經濟生活中的按勞分配或物質利益問題：革命是在物質利益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他因此推出了影響整個民族的“部分先富起來”的富民國策，多次反復地對““””時期“左”的假“社會主義”觀予以尖銳批判，形成了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歷史觀系統(包括初級階段論、改革動力論、科技生產力論、“三個有利于”價值標準、社會主義本質論)。
“墻里開花墻外香”――德國的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通過孕育中國當代主流哲學即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引發(fā)中國改革開放，使當代中國社會、當代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發(fā)生了有史以來罕見的長時段巨變：經濟上實現了從長時期的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中國人的生存方式發(fā)生了改變――對物質利益、對自由個性的追求這一主體性要求凸顯;政治上實現了由長期以來的領袖個人崇拜的人治狀態(tài)到法治國家的轉變――人們在政治生活領域崇尚理性法治、自由民主;文化上實現了由長期以來的封閉、守舊、單一到對外開放、發(fā)散性思維的轉變――人們在精神生活領域崇尚科學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是以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為邏輯“軸心”的：在改革開放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據此而推出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機制相結合、“一國兩制”構想等，正是以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為理論依據的;在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中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式追問過程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則是以馬克思的后一個基本哲學思想即“兩個決不會”為直接邏輯依據的;在改革開放的九十年代初，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系統提出的判斷“姓社姓資”的“社會主義本質”論、“三個有利于”新型社會歷史價值標準，“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試”論等，則鮮明地體現了與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之間的一種馬克思主義“血脈”關系。
中國當代主流哲學使馬克思這兩個原創(chuàng)性哲學思想獲得了新進展。
馬克思當年發(fā)現唯物史觀基本上根據階級社會的歷史事實，他“破解”階級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固然考慮到“蛋糕不夠大”的方面，但主要著眼于“蛋糕分割不公”即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由生產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fā)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fā)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并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并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苦、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所以他主張以“社會革命”或“階級斗爭”范式處理社會基本矛盾及其它社會問題：“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從馬克思到毛澤東(就其整個一生而言)在處理人類社會基本矛盾問題上都持這種理念。社會主義世界由于長期固守這個“經典模式”出現了“動力”嚴重不足的尷尬。
鑒于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于對抗階級社會的特殊性、中國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針對這一“經典”模式明確提出：革命是要搞階級斗爭，但革命不只是搞階級斗爭。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fā)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主張依靠社會主義的基本優(yōu)勢走體制改革之路。并通過發(fā)展科學技術(包括利用當代世界科技成果)拉動生產力或推動生產力，通過教育(主要是國民教育形式)培育更賦潛力的、新的生產力，著眼于“把蛋糕做大”――以“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作為解決社會基本矛盾問題的基本范式，并在著重于“把蛋糕做大”的過程中體現公平正義，“做到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社會發(fā)展“以人為本”這一終極性目標。這實際上不僅對既往處理社會基本矛盾“經典”模式形成了某種程度的轉型，并且以當代中國語言表達了當代中國人對當年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念的一種理性而頗具新意的“解讀”。
馬克思當年固然看到了科學、知識及其主體在實踐中的重要性，但他的實踐觀基本上在乎物質生產實踐、從事物質性生產的“產業(yè)工人階級”：當談到資本主義在非物質生產領域諸如書籍、繪畫等藝術品與表演藝術家、演說家、演員、教師、牧師登臺表演以及醫(yī)生出診等情況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在這個領域中的所有這些表現“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碑敶袊R克思主義者通過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形式，不僅在中國彰顯了作為人類社會范疇的“實踐”威力，彰顯了作為實踐主體――勞動者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凸顯了社會實踐中的精神因素或知識因素即勞動者中的精神生產力――知識分子的特殊作用。當代中國人在重視物質生產的同時重視精神生產，注重人力與自然力、科技理性與人文精神之間的交融與和諧。
當代中國人在“實踐論”問題上不再簡單地重復馬克思等人關于實踐的客觀性、直接現實性結論，而重視研究當代社會實踐的科學性、民主性、系統性和風險性等方面的新特征，重視研究人類實踐發(fā)展進程中的可持續(xù)性或科學性趨勢。
在對馬克思這兩個原創(chuàng)性思想的認識與研究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對“實踐”地位和作用的“估價”，對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估價”(包括馬克思對“剩余價值”在資本運動中的“角色”定位)等，都是基于“歸根結底”的邏輯層面而不拘泥人類社會歷史各個領域或各個階段的“細節(jié)”，屬于“形而上”的哲學“歸結”而不是“形而下”的“實證描述”。這是人們準確把握馬克思的原創(chuàng)性思想應有的基本視角，中國當代主流哲學在推進這些理論思想的過程中就堅執(zhí)了這一視角。否則，就難免犯曾經出現過的像否定馬克思“兩個偉大發(fā)現”那樣的“常識”思維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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