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思想路線的實質和核心實事求是解讀(3)
在“”之后，以鄧小平為首的黨的領導人抓住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這一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大力提倡實事求是。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就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認為他既不符合馬列主義的思想，也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他還領導和推動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中，認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所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地位以后，鄧小平又強調了解放思想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在實際的工作中要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先解放思想，只有先解放了思想，才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來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和新出現(xiàn)的一系列問題。鄧小平還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之所以能夠制定出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歸根到底就是恢復和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且根據(jù)這一條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來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本內容包括：1.一切從實際出發(fā)，也就是從中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這個最大國情出發(fā);2.理論聯(lián)系實際，既不能從書本出發(fā)，照搬照抄馬列主義，也不能從狹隘的經(jīng)驗出發(fā)，輕視科學理論的指導作用，而僅僅滿足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的經(jīng)驗主義。同時必須看到人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所以尊重實踐和尊重人民群眾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統(tǒng)一性。3.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不僅包含了“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和發(fā)展真理”，還包含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等內容。這些內容不僅反映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實質的一脈相承，還體現(xiàn)了結合實踐發(fā)展在具體表現(xiàn)方面的時代特征。4.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fā)展真理，這是一個歷代領導人都強調的觀點，此外在實踐中檢驗和發(fā)展真理需要弘揚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只有這樣才能拋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并賦予原有理論新的內容，以實踐的發(fā)展來推進理論的發(fā)展。
毛澤東以其自身獨有的“中國氣派”和特有的思想、文化、價值傳統(tǒng)，將列寧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概括、提煉、改造為“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不僅強調要從具體實際出發(fā)，而且還特別突出了在實踐過程中要按照客觀規(guī)律辦事的要點。這樣一種理論思考是對我國五千年思想文化源流和現(xiàn)實中的革命實踐主題及根本需要所實現(xiàn)的空前深廣的“視域融合”，體現(xiàn)了非凡的思想創(chuàng)造力。正是通過這樣一種“視域融合”，才真正實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歷史性的“實事求是”，即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基本國情的革命道路。鄧小平明確提出解放思想、實事實是，拓展了“實事求是”的原有內涵。“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結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這里之所以強調“解放思想”，不僅是因為“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和基本精神的一致性，更是因為“實事求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必須具有新的取向和抉擇。這是鄧小平對“實事求是”的時代性把握和深刻揭示。顯然，在毛澤東和鄧小平高屋建瓴的理論視界內，不“與時俱進”，就不能做到“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
當然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當今中國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首先，它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豐富和發(fā)展;再次，它是制定并貫徹執(zhí)行正確政治路線的首先基礎;最后，它是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和提高領導能力的重要內容。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各個理論成果，其精髓都是以“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核心的。一方面，由于把握和運用了這個精髓，才有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另一方面這個精髓又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各個理論成果基本內容的各個方面。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所提出的創(chuàng)造性理論，都貫穿著實事求是的思想;在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的建設過程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正是堅持這個精髓，才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命題。
可以認為，只要人類歷史沒有盡頭，那么對“實事求是”的理解就永遠沒有絕期：每一時代的人們對實事求是的理解都與他們所處的時代特征、現(xiàn)實狀況相聯(lián)系，也與不同個人的具體條件相關聯(lián)。把某一時代對實事求是的理解或某些個人對實事求是的理解絕對化都是錯誤的，這樣做就會封閉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路徑。而如何防止僵化和教條，光看“實事”是不夠的，我們完全有必要將對“實事”及其規(guī)律性的把握追問到主體自身的理解前結構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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