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會否認德國人在總體上是勤勉而守紀律的，認真和干勁都達到無情的程度，對于他們所執(zhí)行的任務是忠誠和專心致志的;他們有一種強烈的紀律與責任心，而且嚴格服從當局;他們在遇到身體上的危險時，時常表現(xiàn)出自我犧牲的決心和大無畏的精神。所有這一切把德國人造就成完成指派任務的有效工具，并且，在舊的普魯士邦和普魯士大統(tǒng)治的新的帝國中，他們就是這樣被細心地培養(yǎng)起來的。人們時常認為“典型的德國人”所缺少的個人主義美德是，寬容和尊重其他的個人和他們的意見，獨立精神，正直的性格和維護自己的意見而不為上級所左右的那種意愿，德國人也常常意識到自己缺乏這一點，并把這叫做“剛直不阿”;還有對于弱者和衰老者的體恤，和只是個人自由的古老傳統(tǒng)才創(chuàng)造出來的對權力的極度鄙視與憎恨。他們似乎還缺少大多數很細小的、但很重要的品質，就是在一個自由社會里會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的那些品質：和藹和幽默感，個人謙遜，尊重別人的隱私和對鄰人的善意懷有信任。

　　在以上這些言論之后，我們再說，這些個人主義的美德同時也是重大的社會美德，便不會使人驚奇了，這些美德減少社會交往中的磨擦，使從上至下的控制更無必要而同時又使這種控制更難實現(xiàn)。

　　哪里存在著一個凌駕一切的共同目標，哪里就沒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規(guī)則的容身之地。在戰(zhàn)時，我們自己曾在有限的限度內親身經歷過這一點。但在英國，就是戰(zhàn)爭和極大的危險也只是造成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極權主義的局面，幾乎不會為了一個單獨的目的而將其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擱置一旁而不顧。但當幾個特定目標支配著整個社會的時候，不可避免的就有下面的情況發(fā)生，殘酷有時可以變成責任，違反我們的情感的行為，例如槍斃人質、殺害老弱等，竟被看成僅僅是權宜之計;強迫遷移數萬人口竟成為差不多除了受害人以外每個人都贊成的一種政策措施;或者像“征募婦女以作傳宗接代之用”之類的建議也會受到認真考慮。在集體主義者眼中，總是有一個上述行為為之服務的重大目標，并且，照他看來，這一目標使這些行為具有合理性，因為對一個社會的共同目標的追求，可以無限制地忽略任何個人的任何權利和價值。

　　一切宣傳都為同一目標服務，所有宣傳工具都被協(xié)調起來朝著一個方向影響個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如果所有時事新聞的來源都被唯一一個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個僅僅說服人民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靈巧的宣傳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己的選擇來塑造人們的思想趨向，而且，連最明智的和最獨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脫這種影響，如果他們被長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來源隔絕的話。

　　一切道德的基礎，即對真理的認識和尊重。

　　對真理的無私探討在極權主義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許可的，而對官方意見的辯護卻成了唯一目標。

　　德國最有名的物理學家之一，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萊納德用了《德國物理學四卷》這樣一個書名來概括他的畢生事業(yè)。

　　斥責任何只為活動而活動，沒有遠大目標的人類行為，這是完全符合極權主義的整個精神的。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是同樣為納粹黨徒、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和*******人所痛恨的。每一個活動都必須有一個自覺的社會目標來證明它是正當的。絕不能有任何自發(fā)的、沒有領導的活動，因為它會產生不能預測的和計劃為做規(guī)定的結果。它會產生某種新的、在計劃者的哲學里未曾夢想到的東西。

　　大多數人很少能夠獨立地思考，在大部分問題上，他們所接受的意見都是現(xiàn)成的意見，他們無論是生來具有還是受人哄騙而接受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樣感到滿意，這些都是真實的。在任何社會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對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義。……使精神自由對知識的進步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根本之點，不在于每個人都有能力思考或寫點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對任何事由或意見都可以爭論。只要異議不受到禁止，就始終會有人對支配著他們同時代人的意見有所疑問，并且提出新的意見來接受辯論和宣傳的考驗。

　　使思想獲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見解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長就是一個以這種差異的存在為基礎的社會過程。這種成長的本質，就是它的結果難以預測，并且我們不能知道哪些意見有助于這種成長和哪些意見不會有助于這種成長——總之，我們不能用我們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見來支配這個成長而同時又限制它。給思想的成長或者這一方面的普遍進步定出“計劃”或進行“組織”，這種說法本身就是詞語上的矛盾。認為人的思想必須“自覺地”控制它自己的發(fā)展這種見解，是把個人理性，即單獨能夠“自覺地”控制一切的那個理性，同個人相互之間的過程，即產生理智的成長那個過程，混為一談了。如果我們試圖對它加以控制，那我們只會阻礙它的發(fā)展，我們遲早一定會引起思想的停滯和理性的衰退。

　　私人壟斷很少是完全的壟斷，更難長時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壟斷通常不能忽視潛在的競爭。而國家的壟斷則是一個受到國家保護的壟斷——保護它不致受到潛在的競爭和有效批評。

　　目前那些大聲地宣布他們已“一勞永逸地鏟除那個瘋狂的競爭制度”的勞工領袖們，正是在宣布個人自由的毀滅。

　　道德不僅必定是個人行為的現(xiàn)象，而且只能存在于一定范圍之內。在該范圍內，個人有為自己作出決定的自由，而且被要求自愿犧牲個人利益來遵守一個道德規(guī)則。在個人負責的范圍以外，就既沒有善，也沒有惡，既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也沒有機會通過為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物犧牲個人欲望來表明個人的道德信念。只有當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利害關系負責并且有犧牲它們自由時，我們的決定才有道德價值。我們沒有權利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自己無私的美名，而我們要是在沒有選擇自由的情況下做到了無私，在道德上也不足以稱道。如果社會成員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別人使他去做的話，他們是沒有權利受到贊賞的。正如彌爾頓所說的那樣：“如果一個成年人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或壞事，都是在薄施小惠、授意和強迫之下做下的，那么美德豈不徒有虛名?善行還值得什么贊美呢?持重、公正或自治還值得什么欽佩呢?”

　　在物質環(huán)境迫使我們要做出某種選擇時有決定自己行動的自由，以及對依照自己良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自行負責，這兩者是道德觀念能夠賴以培育、道德價值在個人的自由決定中賴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良心的負責，不是用強力所威逼出來的責任心，這種決定在個人所重視的事物中應該為他們犧牲哪些事物的必要性，以及對自己所做決定的后果負責——這些才是任何名副其實的道德的實質。

　　誠然，那些現(xiàn)在較少得到尊重和守持的美德——獨立，自力更生，甘愿擔當風險，愿意頂住多數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信仰，愿意和鄰人自愿地合作——這些實質上都是個人主義社會據以運作的基礎。集體主義并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用來代替這些美德，而且，在它把這些美德消滅之后，它所流下來的那個空白，除了要求個人服從并強迫個人去做集體認為是好的那些事情之外，沒有任何其它東西可以填補。

　　英國人所持有的、在很大程度上比其他大多數民族——除了諸如瑞士和荷蘭等少數幾個較小的國家以外——守持得更好的這些美德，就是獨立和自力更生，一個人的首創(chuàng)性和地方的自我負責，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動，不干涉鄰人事務和寬容異端，尊重風俗習慣和傳統(tǒng)，以及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

　　要對理想和價值標準差異很大的人民的經濟生活進行管理，就是要承擔起一種使得一個人有必要使用強力的責任。它等于僭越一種地位，處于這種地位的人，即使是最為心地善良的人，也不能不使他們被迫按照一種對某些受影響的人說來必定顯得高度不道德的方式來行事。

　　讓較貧困民族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他們的生活，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并讓我們盡一切可能去幫助他們。如果一個國際性的主管機構僅限于維持秩序并為人民能改善自己生活而創(chuàng)造條件，它就能夠保持公正和對經濟繁榮做出巨大貢獻。但是，如果由中央配給原料和配置市場，如果每一個自發(fā)行動都得由中央當局“同意”，如果沒有中央當局的批準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的話，中央當局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就不可能讓人民按自己的意愿安居樂業(yè)。

　　對某一重要商品或勞務(如航空運輸)的控制實際上是能夠委托給任何當局的一種影響最為深遠的權力。

　　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一個國際政治主管機構：它無權指揮各個民族必須如何行動，但必須能夠制止他們作損害其它民族的行動。

　　如果我們不愿意用有時可能妨礙把權力用于合乎愿望的目的的方法來限制權力，我們將不能防止權力被濫用。(充滿辯證精神的精彩觀點)

　　雖然我們的目標必須是盡可能防止未來的戰(zhàn)爭，但我們務必不要相信我們能夠一舉創(chuàng)立一個使得世界上任何角落里的一切戰(zhàn)事都成為不可能的永久性組織。否則，不僅是我們這種企圖將不會成功，而且我們也許會因此而失去在更為有限的范圍內取得成功的機會。正如在其他大壞事發(fā)生時的那樣，為了使戰(zhàn)爭在將來成為完全不可能而采取的措施，甚至可能比戰(zhàn)爭本身還要壞得多。如果我們能夠減少容易導致戰(zhàn)爭的沖突的風險，這也許就是我們所能合理地希望得到的一切。

　　一項維護個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進步的政策，在今天，這一指導原則依然是正確的，就像在19世紀時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