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讀后感_讀余秋雨散文有感(2)
《余秋雨散文》讀后感4
激情與智性的二重奏
著名學者孫紹振先生曾說：“余秋雨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崛起，就是因為他在自然景觀面前，將激情的抒發(fā)和智性的文化沉思結(jié)合了起來。”讀《文化苦旅》，讀《山居筆記》，我們都會鮮明地發(fā)現(xiàn)一個普遍存在的藝術個性，即以自然景觀為核心意象，使激情與智性相互滲透，把對自然景觀的贊嘆和文化景觀的闡釋統(tǒng)一起來?！抖冀摺肪褪沁@樣的一篇佳作。
這篇散文抒情激切、高亢。文章開篇就奠定了一種厚此薄彼、褒貶分明的情感基調(diào)：“我以為，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不是長城，而是都江堰。”“我以為”“最激動人心”“不是……而是……”這些字眼，將作者的理性判斷鍍上強烈的主觀情緒色彩，它統(tǒng)領下文對都江堰自然地理景觀(水)和文化景觀(李冰之于水利建設的杰出貢獻)等的描述與議論。
激情的抒發(fā)需要具體形象的鋪墊，否則感情勢必空洞浮泛?！抖冀摺芬晃男蜗罂坍嫿嵌榷嘧儯鷦涌侦`。有正面描寫，有側(cè)面烘托。正面描寫，或從聽覺角度切入——“如地震前兆，如海嘯將臨，如山崩即至”——未見其形，先聞其聲，以極度夸張的比喻摹擬江水驚心動魄的聲響;或從視覺角度攝取，抓拍堰中江水股股疊疊或合聚飛奔或分流直竄的動態(tài)鏡像，突出其規(guī)整中的強悍的精神，展示它“壯麗的馴順”的個性。側(cè)面烘托，有欲揚先抑，如寫去都江堰之前的先入為主的偏見、懶懶的心緒、散散的腳步，來反襯之后親睹真容的震驚與嘆服;有對比映襯，如以海水的“雍容大度”與江水的“精神煥發(fā)”相比照，突出江水“踴躍喧囂”的氣韻。這些自然景觀形象的描繪，飽含欽敬欣羨之情，為下文文化景觀的智性反思張本。這些感性的麗句里潛藏著作者對都江堰內(nèi)蘊的精神風度之歷史價值的深邃反思。
智性的沉思需要具體形象的承載，否則思考勢必單調(diào)枯燥。文章在從聲、形、神韻等多側(cè)面寫足了都江堰自然景觀的壯美之后，接著將視線聚焦于“李冰”這一形象及其歷史文化的內(nèi)涵上。作者對李冰形象的刻畫是粗線條的，主要用夾敘夾議的手法，縱橫今古，浪漫飄逸，充滿詩情。作者先是遺貌取神，“取其一點，不及其余”，以類似速寫的筆法，寥寥數(shù)字勾出他想像中的蜀守李冰的形象：“手握一把長鍤，站在滔滔的江邊，完成了一個“守”字的原始造型。”然后疊加上“畫外音”：“站在江心的崗亭前，‘你走這邊，他走那邊’的吆喝聲、勸誡聲、慰撫聲聲聲入耳。”再點綴以妙語連珠的議論，展開與人文景觀的對話。如“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間老農(nóng)的思維，進入了最澄徹的人類學的思考”，又如“秦始皇筑長城的指令，雄壯、蠻嚇、殘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等等，這些瀟灑出塵的智性判斷把李冰形象深厚的精神內(nèi)涵縱深挖掘出來，坦呈在讀者面前。這些智性的睿語中奔涌著作者對祖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精神資源的敬重與熱愛之情。
智性的沉思，不僅要借助于思接千載、心騖八極的想像，更須有縱橫捭闔的聯(lián)想，從而讓議論的鋒芒更犀利。本文第三部分，在闡釋李冰的治水韜略時，作者順水推舟的點到：“在李冰看來，政治的含義是浚理，是消災，是滋潤，是濡養(yǎng)。”這是借題發(fā)揮的神來之筆，換句話講，這才是都江堰這一人文景觀的核心隱喻，它與長城所象征的“保守、僵硬、封閉”形成一種潛在的對照。此外，作者還善用穿插筆法以拓寬闡釋空間，如第三部分倒數(shù)第2自然段，插敘了石像出土后，一位現(xiàn)代作家面對殘損的塑像而向現(xiàn)代官場袞袞諸公發(fā)出的詰問——“活著或死了應站在哪里”，這是對當下那些尸位素餐者擲地有聲的當頭棒喝。其實，這也是作者在向讀者追問：我們今天，應該向李冰學習什么?那不就是曾經(jīng)有過的“冰清玉潔的政治綱領”，不就是天下為公、澤被萬民的務實行動?……
“一粒沙里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以小見大，由表及里，因少總多的選材與立意的運思方式，是秋雨文化謀篇布局的常規(guī)。本文著重從都江堰這一人文景觀的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的層面來抒情議論的，因景及人，因人及事，因事及理，如抽繭剝絲，將其精神個性、文化人格、政治理想的追求躍然于紙上，感性與理性交融，譜寫了一曲浩浩蕩蕩的激情與智性的二重奏。
《余秋雨散文》讀后感5
品讀余秋雨的歷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來中國小資的時髦風氣，并帶出了文壇一陣風潮。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帶來的文化狂喜，可以從他散文集的發(fā)行量上得到證實。
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贊賞的。在我的記憶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獲》雜志連載，而后被不斷地出版、轉(zhuǎn)載、報導，成為中國各大城市的重要暢銷圖書，甚至出現(xiàn)在幾乎所有的中文網(wǎng)站和雜志上，與魯迅和林語堂的作品一道成為現(xiàn)代散文的經(jīng)典之作。一時間，大有不讀余文，羞談文學之風。果真是這樣嗎?讓我們以他的《文化苦旅》為例，看看歷史和文學在這里是怎樣結(jié)構(gòu)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們可以透徹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話語策略，那就是透著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的傳統(tǒng)“愛國主義”(也即“民族主義”，這正是該書發(fā)行時面臨的一種流行思潮)，而后在這引導下進入深度操作的層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個奠定民族主義基調(diào)的重要篇章，它確立了整部書的話語(價值)姿態(tài)：王道士以他無知和貪婪出賣了中華文化的瑰寶“敦煌石窟藝術”珍品。這種道德化的母題和“故事”完全符合大眾的“民族主義”走向。不僅如此，作者還使用了一些煽情主義話語記號來強化這種戲劇性的效果，如“傷口”、“滴血”、“下跪”、“懇求”乃至“哭泣”，所有這些意象或獨白都展示了一種露骨的煽情技巧。盡管它從文學技巧上看相當笨拙，但在中國的讀者市場卻是雙重有效的，即點燃了讀者的歷史怒氣，又使之產(chǎn)生了對作品乃至作者的無限鐘愛，這樣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運用歷史隨筆與情感化的敘述方式，引發(fā)了大眾的閱讀回響。盡管人們并未從這些歷史詮釋中獲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歷史中的傳統(tǒng)價值和現(xiàn)代生活的斷裂，獲得了某種修復，舊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眾之手的親切撫摸。那么，在當時所謂“建構(gòu)大中華文化圈”的大漢民族主義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陸、臺灣乃至世界各地華人知識分子讀者的響應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場化的包裝上存在著“媚俗”過火的問題。它太過矯情。再以“王道士”一文為例，由于愛“寶”心切，作者竟打算給道士“下跪”，而為了敦煌經(jīng)卷的一次虧本的“出口貿(mào)易”，作者想為此“大哭一場”。這種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之中，一方面則試圖向大眾或市場尋求最大限度的認可，這兩者最終發(fā)生了統(tǒng)一。沒有任何一種統(tǒng)一比這一種看起來更為古怪。
與詩歌相比，中國散文在其歷史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詩歌與小說的話語殘渣，堆積在文學史的邊緣，成為每個時代主流話語的底襯。長期以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筆觸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盡管獲得了城市市民的熱烈掌聲，其局限卻是不言而喻的。對于一個充滿著闊大意象的中國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種日用文化綴品。這就為所謂“大散文”誕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長“大”，需要更為“大氣”的構(gòu)架和運作。
在我看來，余進入歷史和政治話語領域是一個錯誤。他旅行于一個他完全不能駕馭的領域，并陷入了闊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擔憂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陳舊的話語體制，正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里緩慢地崩潰。我們應該注意到，所有出現(xiàn)在這些懷舊書頁中的言說都是一種挽歌，哀悼著所有正在隨風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傳統(tǒng)。余文并未讓歷史向我們開放并成為我們的，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個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從于陳舊的歷史闡述和歷史語法，同時又沉醉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造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疑無法成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應當從這思想的迷津中徹底解放出來，散文應當終止這種緊張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佇立、安坐或躺的舒適狀態(tài)。在一個高速運轉(zhuǎn)的超級資訊時代，散文完全沒有必要成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輕小”應當成為散文的常態(tài)，而“娓語”才是當代散文的主流。無關乎深沉和淺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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