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茶文化的傳播歷史
陜西茶文化的傳播歷史
雖然陜西不是飲茶文化的發(fā)祥地，但與蜀地的飲茶文化有密切的歷史淵源。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陜西茶文化的傳播歷史，一起來看看。
陜西茶文化的傳播歷史
(一)“秦人取蜀”推動了“茗飲之事”向全國傳播
清人顧炎武《日知錄·茶》載：“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荼。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荼冠六清。孫楚詩云：姜桂茶荈出巴蜀?！侗静菅芰x》：晉溫嶠上表貢荼千斤，茗三百斤。”在此基礎上，其進一步指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但根據上文所述，早在西周時期，關中地區(qū)已經形成了吃茶的風俗。此外，根據《華陽國志》的記載，巴國在西周時期已經掌握了園栽茶的技術，并將“香茗”等名茶作為貢品進奉給周天子。所以，將顧炎武所言理解為我國飲茶始于戰(zhàn)國時代顯然不妥。在秦朝統(tǒng)一天下之前，中國茶葉的主產區(qū)應該仍在巴蜀地區(qū)。在戰(zhàn)國諸侯紛爭的情況下，各國之間的商品交流非常困難，尤其是巴蜀僻處西南一隅，茶葉及茶文化的對外輸出基本無法實現(xiàn)。所以，據文意揆之，顧炎武所言“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當指自秦國取蜀之后，巴蜀地區(qū)所出產的茶葉才開始大量進入中原地區(qū)，飲茶的風俗逐漸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言。“秦人取蜀”在公元前316年，此后，巴蜀地區(qū)的茶文化與關中地區(qū)的茶文化之間的交流應該更為頻繁和密切。而“茗飲之事”完成向全國的傳播，應該是在秦王朝于公元前221年統(tǒng)一全國之后。
(二)唐朝中期在陜西開啟了“茶馬互市”的先河。
“茶馬互市”，是我國唐宋至明代時針對少數(shù)民族施行的一項以茶易馬的貿易制度。作為漢唐時期的全國政治中心及宋代以后的西北重鎮(zhèn)，以西安為中心的陜西是古代“茶馬互市”的重要場所之一。唐朝的茶風鼎盛，其飲茶習慣開始對周邊少數(shù)民族產生重要影響，吐蕃、回紇等周邊少數(shù)民族漸如唐人“一日不可無茶”。在松贊干布之前，吐蕃尚無飲茶的習慣。隨著文成公主的入藏，飲茶的習俗也開始傳人吐蕃，吐蕃民族飲茶之風逐漸盛行。唐玄宗開元年間，吐蕃與唐在赤嶺(今日月山)、隴州(今陜西隴縣一帶)等處互市，雙方交換的物品主要是馬匹和茶葉、絹帛等。此外，在回紇幫助唐朝平定安史叛亂后，為了酬謝回紇之功并滿足自身的戰(zhàn)馬需求，唐朝與回紇之間保持了長期的以唐王朝特產換取回紇馬匹的貿易。在唐人封演所撰的《封氏聞見記》中，記載了回紇與唐朝進行茶馬貿易的具體情況：“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這是我國歷史上有關茶馬互市的最早記載。此外，《新唐書》《陸羽傳》亦載：“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其后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由此可見，在唐朝輸入回紇的物品當中，除了絹帛，茶葉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唐代長安與中國茶文化的對外傳播
1 唐長安創(chuàng)造了最輝煌的宮廷茶文化 宮廷用茶在周代已有記載。到了唐代，統(tǒng)治者對茶事格外投入，將宮廷茶飲推向了極致。宮廷飲茶主要在以下場合：娛樂、王子公主婚嫁、殿試、內廷賞賜、清明宴、帝王清飲、供養(yǎng)三寶、賜茶、接待外國來使、祭天祭祖等。每年宮廷舉辦規(guī)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以茶事展現(xiàn)大唐威震四方、富甲天下的氣象，顯示君王精行儉德、澤被群臣的風范。唐宮廷茶文化還創(chuàng)制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茶具。1987年5月，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唐代宮廷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共27件。其中，有鎏金鴻雁流云紋銀茶碾子、金銀絲結條籠子、盤絲座葵口素面小銀鹽臺等富麗堂皇、璀璨奪目的金銀器茶具。中外茶學界、茶文化界專家一致認為，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唐代宮廷茶具是迄今為止世界文化史上發(fā)現(xiàn)時代最古老、器形品類最完整、制作最為精美、華貴的茶具，堪稱國寶。它代表了唐代茶文化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境界，印證了中國是世界茶文化的搖籃和發(fā)祥地。2 唐代長安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 由于隋唐時期國力昌盛，日本在這個時期曾經先后派遣了20余批次的遣隋使及遣唐使前往中國。日本在唐代之前尚不產茶，但在805年左右，日本的京都附近已經有茶樹的存在，故學者推測大致在貞觀四年(630)至805年之間，日本所派遣的遣唐使將茶籽帶回日本，并最終種植成功。但真正將唐都長安的茶文化傳播到日本的卻是日本派遣到唐朝的留學僧。其中，又以空海、永忠最具代表性。永忠和尚在唐代宗大歷十年(775)隨遣唐使到達長安，此后其在長安居住了30年之久。在長安期間，永忠深受長安茶文化的影響。所以，其在805年返回日本后，不僅將茶種帶回日本，更是將唐都長安的茶文化傳播到日本。根據《日本后紀》的記載，弘仁六年(815)四月癸亥，磋峨天皇“幸近江國滋賀韓畸，便過崇福寺。大僧都永忠、護命法師等，率僧奉迎于門外?；实劢递?，升堂禮佛。更過梵釋寺，停輿賦詩，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眾。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國司奏風俗歌舞。五位已上、并掾以下，賜衣被，史生以上、郡司以下，賜帛有差”。據日本學者小川后樂的研究，永忠為磋峨天皇所煎的茶是由其在日本栽培的優(yōu)質茶。在磋峨天皇的推動下，永忠培育茶葉的方法得以在日本關西地區(qū)普遍推行。此外，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空海大師跟隨遣唐使來到長安。而其在長安青龍寺學習佛教密宗教義期間，深受長安嗜茶風俗的影響。所以，在空海回國后，其一方面將從唐朝帶回的茶籽分種各地。另一方面，他還將唐朝制茶的工具、技術，以及飲茶技藝等也帶回日本?？蘸Ｔ?15年呈給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獻表》中，就有“觀練余暇，時學印度之文;茶湯坐來，乍閱振旦之書”的記載。通過永忠、空海等高僧的努力，唐朝的茶文化在日本的寺院和上層社會中得到廣泛傳播。
3 唐長安茶文化促成了阿拉伯飲茶之風俗 在唐代的中西方貿易當中，茶葉也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長安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中國茶外銷的貿易中心。唐代茶葉的出口量很大，沿絲綢之路輸往中亞、東南歐和北非占相當大的比例，是外貿的主體商品之一。唐朝與阿拉伯帝國往來頻繁，我國史書記載，從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的147年間，阿拉伯曾37次遣使來唐。阿拉伯一帶商人到中國的也不少，逐步接觸飲茶之風。在成書于851年的《中國印度見聞錄》中，作者蘇萊曼通過記述“關于印度、中國及其國王的情況”，對當時唐朝所出產茶葉也有所記述：“國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國的鹽稅及泡開水喝的一種干草稅。在各個城市里，這種干草葉售價都很高，中國人稱這種草葉叫‘茶’(Sakh)。此種干草葉比苜蓿的葉子還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開水沖喝，治百病。鹽稅和這種植物稅就是國王的全部財富。”通過商業(yè)貿易的方式，阿拉伯商人將茶葉向西傳播。至今阿拉伯人飲茶風氣很盛，自唐朝算起飲茶亦有千年歷史了。
(四)陜西茶商在明代創(chuàng)造了中國茯磚茶的始祖文化
明清時期，陜西商人抓住中央政府在陜西實行“茶馬交易”的政策機遇，輸茶于隴青，逐步壟斷了西北邊茶貿易。為了減小茶葉體積，方便長途運輸，精明的陜西商人把茶葉制成茶塊，運往西北地區(qū)銷售。對茶再加工的過程中，陜西商人總結出了一套獨特的制作工藝，特別是通過一道特殊的“發(fā)花”程序，專門在“磚塊”中培養(yǎng)“冠突散囊菌”，俗稱“金花”，有化膩健胃、御寒提神的飲用功效。因此涇陽茯磚茶一直受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喜愛，與糧、奶、肉并列，成為西北地區(qū)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被譽為“中國古絲綢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數(shù)民族生命之茶”。涇陽茯磚茶制作工藝上形成了“三不能制”的說法：一是離了涇河水不能制;二是離了關中氣候不能制;三是離了陜西人的技術不能制。經過多年反復摸索和試驗，直到1953年，在陜西茶工、技術人員的幫助下，經武漢大學生物系教授的指導，才實現(xiàn)了在湖南安化磚茶廠所謂“移地筑制”的神話。
陜西茶文化的歷史起源
至唐代,陜西茶進入輝煌時期。陸羽《茶經》記載全國茶葉生產情況時寫道:“金州生西城、安康二縣山谷。”即今安康、紫陽、石泉、嵐皋幾縣沿漢江山谷。又云:“梁州生金牛、襄城。”即今寧強、南鄭、漢中、留壩、勉縣一帶。———當然,陸羽對陜南茶評價并不高,那原因在于江南茶得其天時地利后來居上,中國茶業(yè)的重心也就是從唐代以后漸向東南傾斜。但陜南茶在中國西部地區(qū)獨領風騷則是不容置喙的事實?！缎绿茣?middot;地理志》載:“金州漢陰郡,土貢麩金、茶牙、椒、干漆。”“興元府漢中郡土貢谷、紅棗……柑、枇杷、茶。”
陜西茶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也自唐代始。據西安“清盛魁”茶行的傳人回憶,他們家清代還保存有唐代在長安經營“山南茶”的帳冊,上面記有唐代名臣秦瓊、尉遲敬德買山南茶的帳務。說明在唐代的陜西已有較成熟的茶葉市場,茶業(yè)的消費者不僅有普通的平民百姓,還有達官貴人。
在唐貞元末年,朝廷為了固邊,擴充軍隊,急需大批馬匹,用于裝備騎兵和運輸糧秣,而西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又急需大批茶葉,鑒于雙方的需求互補,朝廷適時的設立邊貿市場,用茶48葉與西北的少數(shù)民族換馬,開了茶馬交易之先河。當時的貢獻就是為唐王朝換回紇馬,是隱性的國防戰(zhàn)略物資。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場的時代。當時,山南人以種茶作為主要經濟來源。蘇轍《欒城集》中說:“洋州(今洋縣、西鄉(xiāng)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區(qū))人戶以種茶為生。”周靖文的《宋代的茶葉產區(qū)》一文言道:秦嶺以南包括陜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歲產茶2102萬斤”,占全國總產量的30%。宋熙寧七年實行“茶馬法”,在京西路金州設買茶場6處,全陜西設賣茶場332處。在當時,茶不僅是陜南農戶衣食的重要來源,朝廷也由此開辟財源和擴充軍備。熙寧七年后,屬京西路金州所轄的茶區(qū)和蜀道茶葉貿易空前繁榮。全陜西賣茶的邊貿市場共計有332處。榷茶政策的實質是帶強制性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由國家制定價格,低價收進,高價賣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又解決了軍隊急需的馬匹。國因馬強,茶因馬貴。當時一馱茶可換回一匹馬,陜西每年輸邊茶葉20000馱,可換回20000匹馬。南宋時馬價增值,20000馱茶只能換3000匹馬,朝廷每年購馬11900匹之多。
宋代茶風旺盛，且盛行斗茶之風。湯色白,喜歡選用黑色茶盞以襯托湯色,便于評判勝負。由此可見,飲茶自然已成為山南人的普遍嗜好,且以斗茶為樂。
明代的漢中是陜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貿易中心。漢中茶的產量最高達到500萬斤(1557年),合2500噸。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馬的國策。朱元璋認為“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漢中茶作為間接的“國防資源”又升了級別,《茶法》90%的文字皆針對漢中茶和川茶。《明史》載:“用漢中茶300萬斤,可得馬30000匹。”100斤漢中茶可交換1匹回紇良馬,可見當時漢中茶價之昂貴。 朝廷鑒于邊境烽火綿綿,敵國又善騎射,便加大了擴軍備戰(zhàn)的力度,以茶易馬更見其重要,對漢茶的生產成了當務之急。茶的產供銷完全成了政府行為,全力以赴,有效地促進了茶葉生產的大發(fā)展。加之明王朝由于遭到了襄陽流民起義軍的打擊,不得不廢止“禁山政策”,大規(guī)模的移民開發(fā)推動了山區(qū)經濟的發(fā)展。萬歷《陜西通志》卷8載: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漢陰、紫陽、石泉一州四縣在官府注冊的茶戶為2000余戶。陜南的茶葉產量在陜西大地震之前,“正額茶易馬外,多開中以左公家,有至500萬斤者”。
清同治五年(1866),清廷調左宗棠出任陜甘總督,率湘軍鎮(zhèn)壓回民起義。左宗棠是湖南人,見“漢茶”充斥大西北茶葉市場,有意提攜湖茶,為湖南茶商爭得一些份額。如左宗棠駐軍的甘肅省,添設南柜,涌來大批南方商人。發(fā)展的歷史機遇,重新占領了大西北茶葉市場,并轉輸鄂北、豫南。陜西茶業(yè)又有較大發(fā)展,僅興安地區(qū)就達300萬斤,合1500噸,其中紫陽一縣的產出超過200萬斤,合1000噸。
總之陜西的茶葉和茶文化的歷史地位,在中國茶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
陜西茶文化的傳播歷史相關文章：